既然是“无所用其力”，梁漱溟在不断反思、不断学习的岁月中，毕竟有了“闲空”，用梁培恕的话说：“对当年的不顾家他没有后悔，如今的表现，毋宁说是父性的复甦。应看做同是天之所予。天--我们不知其所以然的事实推演。天好像是在捉弄人，父亲有‘闲空’了，却不能如所愿地那样尽其亲情。”因为在那个年代，“其中有一部分不幸者，诸如我们这种家里有‘地主资产阶级’代表的，就要注意‘划清界限’。”
梁漱溟当时住在小铜井一号，除了他与夫人，还有梁培恕的舅父、舅母，另一位舅母和她的三个孩子星期天来；20世纪50年代末舅父、舅母相继去世，这个院里13间房子只有梁漱溟夫妇居住，显得十分孤单和冷清。即便如此，没有人想过梁氏兄弟有一个搬来住。居民委员会曾推荐一对夫妇搬来住。
1959年，梁培恕和胡真婚后不及一个月便下放锻炼，一年后回到北京在小铜井住了几天，一为等待房管处分配宿舍；二为拆洗全部被褥。这时，一位女同志说：“老梁怎么住到家里去！”她似乎觉得梁培恕应该住进招待所。
1961年1月，梁培恕和胡真调到黑龙江省安达市工作，支援大庆油田。他们到了那里发现什么都缺但是不缺人。培恕的儿子钦东只有三个月也抱去了。因没奶吃又送回北京。
梁漱溟夫妇十分欢迎孙儿回来。然而培恕夫妇不得不决然把钦东送到培宽夫妇那里，另租一间小房，请一位山东大娘照看。培恕的继母脾气较急躁，总觉得请的人照顾孩子不够好，请了女工也就干不了几天就辞去。梁漱溟便陪着培恕一同在西四一带寻找收婴儿的幼儿园。找了几天，总不如意。梁漱溟迟疑地说出自己的期望：“我看你母亲还是有女人疼孩子的心。”培恕解释：婴儿一切依赖带他的人，换一个人会认生，哭闹好几天才慢慢适应，请来的女工也需要时间熟悉这个婴儿。必有一个互相适应的时间，经常换人婴儿受影响太大。梁漱溟只得用力点头，放弃了自己的愿望。
在梁漱溟的日记中，从1961年春天直至1966年“文革”，梁漱溟夫妇不间断地看望、照顾两个孙儿。从“东颇识愚”到“东能步矣”，梁漱溟夫妇不辞辛苦，照料孙儿。
梁培恕送小孩回京前，机关领导问道：“回去谁给看着？”培恕答：“奶奶。”事实上，小东平时在家是爷爷领着玩、领着睡，生了病还是爷爷当护士。如果孩子接连病好几天，就由陈二姨（梁漱溟妻妹）帮助看护一两夜，让爷爷稍得歇息。1963年春天，培恕在一个月内数次接托儿所电话通知把小东接回家。其间，梁漱溟自己还生了病。
如梁漱溟1963年3月20日日记写道：“早起照料小东。九时忽感头脑不适，即嘱棻送小东回托儿所。十一时张国富及车来，同去北京医院再急诊。”
3月24日日记说：“早起照料小东。同棻及文淦去王府井为小东购上下衣用去16元。回家午饭后挈东去蔚秀园看小元及其父母。”
3月31日日记说：“夜来视小东三次。早五时半起床，忽又感不适。”
4月30日日记说： “回家忽闻托儿所有电话促我接小东，因其哮喘甚剧。”
5月3日日记说：“愚看小东似痰多又腹痛，迟疑久久，终送其回托儿所。东似含泪，可悯。”
5月12日日记说：“六时挈小东去西郊市场进早点，入动物园散步，再进面包、汽水，十一时回家。午后再出。晚间由棻伴东睡，又自三时醒，迄五时愚伴之，但已着凉矣。”
5月13日日记说：“东益见病态，伴之一夜，竟不得解衣睡。”
5月15日日记说：“夜来三时东已醒，移至我床同卧，说话度时间至五时，愚困甚，九时后送其回托儿所。”
5月26日日记说：“夜来小东咳嗽颇剧，因而不拟带其出门。宽、颂及元来，付50元出购六一节玩具，结果得三轮车一，公共汽车一。小元勉强能骑而小东不能，乃以公共汽车给东，但临走小元哭了，东以车付其兄。”
梁培恕认为：“父亲在照顾孩子方面竟然超过了陈二姨，对于他这习惯于从不管家、不管孩子的男人，是何等难以预料的变化！而且，这一年他七十岁。”
1961年春天，梁漱溟开始阅读《十力语要》等熊十力的著作。4月初开始写《熊著选粹》一文。翌年完成两文：前文约3.4万字，后者约1.2万字。前者有历数熊著各书错误、荒诞之处，批评亦较为严厉；后者则是念及“熊先生之学固自有其价值者”而选录。
梁培恕回忆此事认为：父亲认为熊先生治学上的缺失已达到“自毁”程度，还说熊先生当年原已正确地认识儒家精神，却一任自己个性和气质上的偏失发展，这真是一种“堕落”。
梁培恕认为父亲做了一件可能不获理解的事，包括两点：一、梁漱溟认为儒学、佛学（他称为东方之学）与西方哲学是两回事。中国人引进西方哲学之后，误将东方之学看做与西方哲学相同的学问了，实则它们是两回事。东方之学实为一种生活实践，不在讲说与推究。熊先生是以对待西方哲学的态度对待东方之学了。二、如此严厉的批评是否适当和近于无情？
在开始阅读熊十力著作、准备写文章批评时，梁漱溟不知是读熊著有感而发，还是历年来的修养使然，在1961年5月2日日记中，他谈了佛、儒的出现和有世、出世，谓：
佛之出现在古印度，儒之出现在古中国，皆是人类文化的一种早熟现象。换言之，在人类文化前途发展上原自要先后次第出现而风行这两途的，却在各不相同的一定的运会（适合）条件下提前出现了。既无可增，亦无可减，不见于往古，亦必见于来今，虽巧不巧地出现在释迦孔子身上，却不关任何个人创造发明之奇妙。
要知有世间，即必有出世间，有此既有彼，道理原如此，何须怪得？出世之所以必要，就在一切众生失其清净本然圆满自足之体，而妄尔向外取足，沉陷于二执（我执、法执）二取（能取、所取）而不得出；出世者出此也。
梁漱溟与熊十力认识交往四十余年，虽然彼此学术观点不同，但“同一倾心东方古人之学。熊十力每有新书问世，必先赠梁漱溟，梁亦深感自己的不足。两人学术见解不同，脾气秉性亦非常不同，梁较宽厚，熊易生气。尽管这样，两人的来往却未中断，互传书信、论著，交换意见。因此，梁漱溟这次撰写的两篇文章，前者重在批评；后者又肯定其价值。他在《熊著选粹》后记中说：“《读熊著各书书后》一文既以愚所不足于先生者写出，求正于后世之学者矣。然学生之学固有其价值不容抹杀。因再举书中我所认识其价值者录于此，冀有助于后之治东方学者之研究。”
1961年6-7月，梁漱溟在海拉尔时阅读苏联作家叶·弗·塔尔列著的《拿破仑传》《回忆高尔基》等书，认为《拿破仑传》甚好，并摘引了书中的一段话：“我是相当善良的人，但我从很早的少年时代起，就尽力使这条心弦静下来，以致现在它不发出一点响。--拿破仑在绝无仅有的时候坦率的自白语。”
其实，这段话十分符合梁漱溟此时的心境。尽管他报国的思想初衷很高，是“我生有涯愿无尽”，但此时已心如止水，非常平静，他仍在观察着中国和世界，却吸取“敢言”的教训，不再轻易发表意见了。
1962年，梁漱溟的朋友已有多人逝世，如林宰平、王鸿一、伍庸伯，梁漱溟怀念故友，讲林宰平先生“其人品之可钦敬，其学识之可佩服，为我一生所仅见”；并忆及1916年时，林宰平看了梁漱溟的《究元决疑论》后托人致意，约会见面，从此结为至交者。梁漱溟称赞王鸿一学识“其思想正富于人民性，其人富于革命性，其内涵之侠义骨气直可平云”。梁又称赞伍庸伯先生“真切不苟”。伍庸伯逝世后，其友人伍学扬、杨遂良等人几次采访梁漱溟，询问伍先生生前事迹，梁漱溟同他们谈了很多往事，又同伍学扬同访黄阶平，查对伍庸伯1922-1923年事迹。
1963年8月初，梁漱溟与涂允檀、李蒸、安若定、阎熔咏、顾颉刚等部分政协委员去大连避暑。他们先是7月31日到天津，再转乘“民主11号”船去大连。在船上，梁漱溟与历史学家顾颉刚相谈甚多，顾颉刚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亦是梁漱溟的学生。回忆往事，顾颉刚问到蔡元培与梁漱溟的关系，又谈起陈独秀、李大钊等北大著名代表人物。同船的许多大学生听说这位老人就是梁漱溟时，也来听梁漱溟讲，并要求梁详细地讲一讲梁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关系。在大连，梁漱溟还见到周培源、朱光潜等人。
20世纪60年代初，梁漱溟去看望被打成右派的储安平。
梁漱溟与储安平结识于抗日战争胜利后。那时，储安平创办《观察》周刊，储团结、联络了许多著名知识分子撰稿，期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前辈知识分子中，“储安平特别信赖像胡适、傅斯年、陈衡哲、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人，尤其是张东荪和梁漱溟，整个《观察》时期，像他们那样年纪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他们那样笔勤的，经常给《观察》周刊写重要的文章”。梁漱溟虽然不在该杂志一度印在封面下方的78人名单之列，但他却是给《观察》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
储安平壮志未酬，1957年被迫退出新闻出版界。而此前他的两位前辈梁漱溟和张东荪也成为被批判的人。谢泳认为：储安平、张东荪、梁漱溟这些人之所以不见融于当时的环境，皆因身上的书生气太重。他们一直试图以言论来参与政治，最后又都因言论而获罪。过去知识分子当中，本来已培养起了一种用言论来关心社会的风气，那时，在无论哪种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大家对用言论来关心社会的方式都是认同的，虽然观点可以不同，但对健康的舆论应该靠什么维持，彼此之间也是有共识的，正是由于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那种环境里说话的自由，所以这种气质在那些知识分子身上就很难一下子消失。张东荪未出事以前，就对叶笃义说过，我要保持沉默的自由，而梁漱溟居然天真到要求毛主席要有容人的雅量。
梁漱溟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日记中曾提及与储安平的交往，并在《我参加国共和谈的经过》一文中说：“解放战争时期，储安平主编《观察》杂志，曾发表过我所写的好几篇有关当时和谈的文章。储安平要求我把前后首尾的情节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我答允下来，且把书名定为《八年努力无功录》，大概得写好几十万字。不过，我当时正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所以没有工夫写它。”
梁漱溟就是这样，当储安平在新闻出版界声震南北、名声显赫时，梁漱溟或欣赏、或赞同，却远远地观察储，并不接近他；而当储安平从天堂掉到地狱--划入右派时，梁漱溟却真诚地来探望储安平。梁来储安平家门前，敲了一会儿门，门才终于开了。储安平面色苍白、神情迷茫地出现在门口，见到梁漱溟竞面无表情，只解释说不想见人，所以隔了较长时间才来开门。两个人闲谈了一会儿。临别时，储安平送给梁漱溟一套完整的《观察》，并告梁这是他保存的最完整的、最后的一套。梁漱溟虽然感到老朋友给自己礼物时心情有些沉重，但并未多想。其实，储安平是把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托付给梁漱溟。1966年“文革”中，储安平再不愿忍辱偷生，曾投河自杀被人救起，反而落下一个企图以自杀向人民示威的罪名。多次惨遭毒打后，终于在一个夜晚他失踪了--有人说他被红卫兵打死了，有人说他自杀了。直到1982年，有关部门才终于做出了储安平已死亡的结论。
曾经撰写过《梁漱溟问答录》等多部有关梁漱溟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思想活动著作的汪东林，于1962年秋到全国政协工作，后来担任政协直属学习组秘书，曾回忆自己第一次与梁漱溟见面的情况：1963年初夏的一个上午，作为学习委员会秘书的汪东林第一次参加学习会，开会时间是上午9点，汪于8点20分就来到政协礼堂门口，等候各位委员到来。学习组组长于树德等来了，接着许多委员来了，梁漱溟却未出现。9点5分时，有人说，梁漱溟来了，汪东林看到从一辆小轿车的后门跳下一个头戴瓜皮帽的小老头，别人悄悄地告诉汪东林说，这就是梁漱溟，并提醒汪不要和梁漱溟握手。谁知梁漱溟从他们身边经过时，竟然看都没看他们一眼。有人说，梁漱溟就是这样，对人爱理不理的。不过这老头的身体好极了，你看他走路的轻快劲儿，像70多岁的人吗？开会前，于树德向委员们介绍汪东林时，梁漱溟才注意到这位新来的学习秘书。会议中间休息时，大家都在一楼散步闲谈，梁漱溟却上了二楼。汪东林有点好奇，就跟着上去，只见梁漱溟在练气功，另一位在打拳。梁便主动给他们二人作介绍，打拳者是有名的武术家赵君迈，赵与梁漱溟因体育锻炼而认识并结为好友。第一次见面给汪东林留下深刻印象，感受到梁有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1963年6月29日，梁漱溟在学习会上谈了反对个人迷信问题。梁说苏联共产党的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先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后来又反斯大林。在中国，虽然这个话题不再有人提起，但事实上，在毛泽东个人威望达到顶点的同时，对毛的个人崇拜也很厉害。
汪东林回忆：这两年（1962-1963年），梁漱溟没有作什么长篇发言。但是他有个特点，很认真，学东西很认真，听人家讲也很认真，而且他不旷课，不无故请假，一板一眼的。但是他没发言。
1964年2月22日，梁漱溟听了北京市委张大中所作朝阳区四清运动的报告。感慨道：“他末尾的话使我顿然忆起夙日心怀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以德育代法律制裁的思想。”3月17日，梁漱溟参加全国政协在京委员西城组的学习讨论会，学习了1963年中共中央有关农村工作问题的两个文件。梁漱溟在会上发了言，他主要引证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有关阶级、阶级矛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说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不同的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说明我们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