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来成为“右派”头面人物的较高层人士中，有两位已官居中央部长，这两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前期，梁漱溟曾与他们共过事。尽管那时为抗日救亡，后来是反对内战，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梁在当时还是感觉到他们学术味不浓，多少有些从政谋私的官气。30年后，这两位头面人物先后病逝，20年之后，有关方面为其中一位召开九十诞辰的座谈会，旨在肯定这位曾被打成“右派”的人物的历史功绩。到会的大多数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述这位头面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民族所作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没有人提及1957年被定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事情。这时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的梁漱溟作了十分钟的发言，吸引了与会者。梁漱溟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能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在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这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个一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我的话也就讲到这里了。
回顾“反右派”斗争，联系到自己，梁漱溟认为：我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可不是预料到后边还跟着一个“反右派”运动，我没有这么高明。梁还认为：这场“反右派”斗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阶级斗争”。一年前，中共“八大”作出的《决议》还算不算数？作为一个政党，要改变自己的重大决策，总得通过自己的同一职权的大会吧？
后来梁漱溟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反右”斗争整理发表的著作《关于争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有一段结论性的话：“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争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梁漱溟觉得，这段结论与中共“八大”《决议》的结论相比较，似乎看不出根本性的变化，毕竟（梁推断）“反右派”是暂时的现象，向自然开战--发展经济文化则是长久、主要的。
梁漱溟一方面庆幸自己未被划成“右派”，另一方面他后来明白从1953年事件一直到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6年间，自己一直被当做“反面教员”。
紧接着，1958年中国掀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的“大跃进”高潮。一时间，“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遍及中华大地。但1959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使国家和人民遭受灾害与饥饿。
起初，梁漱溟兴奋不已，认为一个新的经济建设高潮就要来临，加上他长期居住在北京，对基层情况缺乏了解，这导致他对“大跃进”做出了不恰当的判断。翌年，梁漱溟开始写作《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周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一书（约7万字，1961年完成，梁生前未出版此书，后收入《梁漱溟全集》），梁写此书的理论依据，主要是中国“八大”的《决议》和毛主席《关于争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著作（在1964年底一次会议上申述该书论点时，招来批判）。
梁漱溟在该书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十年来的成就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但这种成就并非是大抓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是人类创造力的发挥。世界上一切生物或多或少总有它的活动力，而其中活动力最强的莫过于人；一切活动力总在其能以改变其他事物上见之。……人类具有最最强大的活动力，因而亦就具有伟大无比的创造力。因为创造力所具有的两面性，就要求人们注意利用好的一面，防止破坏的一面。而在历史上，阻止和破坏人类好的创造力的因素主要有两类，一是自然灾害，一是人与人的斗争。既然现在人类对于得罪人的灾害基本上都能够克服，则这样的障碍来自于人类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通常为国家之间、阶级之间、民族之间以及宗教之间等。
梁漱溟认为：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显然有一些夸张的宣传）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并善于引导和鼓励人民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的调动并非阶级斗争的胜利如“反右”等，而是唤起人心特别是整体的人心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二十多年后，梁漱溟承认他有些一相情愿地把自己对人心、对人性的认识与当时带有空想色彩的“左”倾思想联系在一起，加之对当时经济建设有些夸大的宣传，表示在亲属帮助下修改此书稿，后因身体原因，未能如愿）。
该书最后一段话其实说明了他的观点：此书脱稿于1961年1月11日，自1959年1月下旬动笔，首尾恰有两个整年之久。自己复看一遍，感觉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少所发挥引用，而谬先学习之名，却贩卖了自己的思想见解。北京俗语“三句话不离本行”，此文适落此诮。远在1924年我蓄志写《人心与人生》一书．腹稿乃至讲稿多有累积，而三十多年总在酝酿中，讫未正式着笔。正式着笔始于1957年，又屡作屡辍，而此文即在其辍笔中动笔。胸中紊回往来者自有其一套见解；有意无意之间辄以己见作说明，譬如戴着色眼镜者所见无非其色一样。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亦是有的，不过甚有限耳。在许多地方缺乏发挥，例如关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问题”、“不断革命”等理论，每见人用来说明“大跃进”，而我却没有。
在1958年的政协整风向党交心会上，梁漱溟表示“一定要拥护党的领导，包括一切政策、一切措施、一切号召，都一律拥护、响应、服从”；但“我有一大矛盾，一面想改造，一面感觉改造不了，……这改造不了的就是佛家出世思想”。会上，批评者认为，梁说出世就是拒绝为人民服务。对此，梁漱溟解释道：“马列主义在世间法来说完全对，我对它完全承认，没有抵触。问题在于，马列主义不认为有出世这一回事……我承认马列主义，马列主义不承认我。”梁又指出他拒绝为人民服务是“警告性的善言……思索很久，我愿意亦做些为人民服务的事以自赎。我想到偏远省区乡村中做扫盲工作（梁生在北京又通汉文，可以推广拼音方案和普通话）”。
另有批评者认为，梁声言拥护党却不积极参加运动，他很少发言“帮助”别人。对此，梁漱溟也有苦衷，他曾建议少开大会，希望分成小组细谈。“我不满意不痛不痒的这种方式，此议又未获实现，颇感觉难以在这会上达到自我改造的要求。”他也曾三次请过假，结果专门为他开了两次“帮助会”，“领导上号召鼓足干劲而你却冷淡消极”，“这就是不履行义务”。在大家一再追问下，梁漱溟说了心里话：“六年来许多时光在牵制中蹉跎过去，不免此心更急”，不知能否在“作拥护党的公民的前提下，从事研究写作。”
在同一“交心”会上，大家强调要交出“黑心”，梁漱溟说他不觉得自己有黑或白的心，只有真实情况可说，这情况就是他有“一肚子疑问”，从一个“意见多的人变成了疑问多的人”。他认为：“当前最大事实就是国家统一稳定，把过去几十年混乱之局根本消除。不容否认，这正是由善于运用阶级斗争而取得的。”在“交心”中，他还说自己“多少年来就实际在做着反对革命的事，却自以是革命，还以此号召于人。这比之不革命的或者简简单单、反对革命的所起的作用大不相同，它阻挠着革命，妨害着革命，表面上还好像不够反动其实反动力更大更强。”
梁培恕认为，所谓“表面上反对革命，其实反动力更大更强”，父亲接受了这个论点。一个人责己之心过切，会在愧疚的心情下这样讲。这个论点我在机关里参加政治学习讨论过，我没有表示不同意，但也没有接受。后来知道，这是俄共（布）以及苏共用来批判社会党人的论点。这其实也是“善于运用”，我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在欧洲组织反法西斯阵线时，首先设法联合的正是那理论上反动力更大的社会党，20世纪50年代苏联执行缓和政策时又是首先向社会党靠近。自此尔后，我在心里不相信这个论点。
梁漱溟在“交心”中还说，对共产党的拥护有时不很自然：“由当前一切事实所证明，深知必须拥护党的领导，尽管自己一时不够明白亦拥护，拥护总不会错的。在决心拥护之中而有时候出之不很自然，特别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如此。”
梁培恕认为：这句话又一次告诉我们，是事实使他信服。“愚衷心感想甚多，自愧不如共产党多矣！”（参观梅山水库日记）“听一位女同志说明一切。豫、皖、鲁、苏四省总括规划周密无疑，而人力之发动尤不可及”（参观治淮工程日记）。还有在朝鲜刹了美国的威风之类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使他有生逢盛世之感（梁培恕语）。在我父亲心中，“国”居于什么位置何等重要，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所以他才会习静的时候想起来写一本书说明中共如何挽救中国。1957年别人以为他要“鸣放”，却发现他没有什么想鸣放的。
1960年3月12日，梁漱溟和水利部有关人员来到山东郓城，视察了郓城侯集十二连洼水利改革工程，及郓城城关、武安等地。梁对这一带相当熟悉，其学生陈亚三即郓城人，当年梁漱溟在邹平兴办乡村学院后，曾在郓城的黄安镇办了一所“重华书院”，由时任县长的陈亚三担任校长。
3月12日上午，梁漱溟乘坐的吉普车来到郓城，因他是一个特殊而又敏感的人物，郓城县委没有安排他住进县政府招待所，而是安排住到县政府的某一干部家中。为防止意外，县政府派人带枪随身保护。在听取郓城县委领导汇报后，梁漱溟问此地是否有丰产不丰收的情况。该领导反问什么是丰产不丰收？梁回答说，邓子恢副总理不是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了这个问题吗。1958年本来是丰收年，但由于运动不断，农民无时间收获或收获甚少，使大部分粮食都烂在地里，导致后来的大饥荒。
午间吃饭时，郓城县专门从济宁市买来了虾、海参等高档菜，并摆了好几桌。梁漱溟见宴席如此奢侈，大发雷霆，责问陪同者：“你们郓城有这样的菜吗？这样太浪费，太奢侈了！”郓城县委领导连忙解释说，郓城是小地方，唯恐招待不好，影响您老的健康。又表示下不为例，由梁漱溟自己点菜。梁说：由我点菜，那只吃白菜豆腐就行。这就是在当地流传很广泛的“梁漱溟罢宴”。
其实，梁漱溟在刚刚视察过的菏泽乡下，已亲眼看到农民家里吃的是又黑又硬的草籽，他知道郓城的百姓绝不可能比菏泽的百姓生活得更好。当天下午，梁漱溟去乡下视察．看到街上有小孩在吃油炸丸子，这在三年困难时期是极少见的，便问孩子油炸丸子的来历，小孩答说是生产队发的；又有一个小女孩说，今天上面当官的要来看看我们吃得好不好，所以发丸子。梁听了心里十分难过。这时有位并不知梁是何人的农民说起了顺口溜：“节节草（当地的一种水草，三年困难时期被普遍用来充饥），拉弦子，生产队里炸丸子。大人仨，小孩俩，生产队长用碗挖。赶快吃，赶快咽，别让社员看得见。”梁又看到：三四十个农民拉着一辆牛车，车上装着农家肥料。梁疑惑不解，陪同者说，这是社员劳动积极性高的表现。梁又问：“那为什么不用牛？”回答：“生产队里正在让牛长膘，不忍心用。”
怀着闷闷不乐的心情，梁漱溟在由郓城返回菏泽途中，在黄安公社稍作停留，看了当年“重华书院”故址。梁边喝茶边说：我这次来看一看一个小指头的问题，看来这个小指头的问题还不小。据说梁上车前，口作七言诗一首：郓城历史有千年，春秋战国古城垣。东临阿泽西结鄄，孙膑宋江生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