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似乎与往年没有什么不同。
1月初，梁漱溟回四川重庆，途中阅读巴甫洛夫学说；1月10日的日记写道：“夜来未能入睡，脑中浮思映出许多杂乱影子。起床后阅《谁是最可爱的人》小册，自思‘仇恨心’在我难得建立，此是我与时人分别处。”1月21日日记说：“自己生活无用力处，更无得力处。常常在（觅）事作以遣送时光，随日以责任自课，却不切近里，浮夸不实，多所等待，向外不向里，惶惶然苦无着落，完全是自己没办法的一个人，完全在自己偏僻习性支配下，与可怜的世俗蠢人无异。”1月17日日记反思：“平常人一旦无事可做，外面刺激不来了，顿感无聊，正为其不能于生命自身之活泼（流）行享有趣味，故不得不仰之于外耳。不厌寂寞，其中必有所存。‘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寻常人不能反身，向外寻乐。其（乐）只有不寻求的，才能‘万物皆备于我’也。然而‘反身而诚’大有深浅不同，只有深‘诚’的，才能有万物皆备之乐。”
按说，旅途本应是愉快的，梁漱溟在1月15日日记也曾写道：“早起船行至三峡，确是伟观，回忆二十七年恕儿在船上欢跃情况，不禁惘然不可复得矣。”但由于他睡眠不是太好，不禁浮想联翩，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1953年全年，梁漱溟都坚持收听俄语广播讲座，看一些有关苏联法学、心理学等方面的著作。即便是3月5日斯大林逝世后，3月9日梁到天安门参加了追悼斯大林大会。此时梁漱溟虽当面未得毛泽东同意去苏联，仍未放弃去苏学习念头，并曾于1952年5月和1953年初两次致信林伯渠（第一封致林伯渠转毛泽东），第一封信说：“最近到北京医院检查过一次身体，医生说我一切都很正常而健全，自忖如今不过六十岁，至少还活十几年，所以极想到苏联留学，整理自己的思想及所研究的东西。”第二封信说：“我久想到苏联住半年一年，体会体会苏联社会生活，并考察当初旧俄社会是怎样的，他们近三十多年来建造新社会的过程是怎样的。往者曾函托张东荪先生以此意代陈于主席之前，闻经主席首肯（事在四九年春夏间）。现在是不是能给我以这种机会亦并求斟酌是幸！”
同年2月，梁漱溟搬回当年父亲在新街口北积水潭小铜井一号自建小院，并办妥了产权手续（直到“文革”开始，被红卫兵强行赶出为止）。从春天开始，梁漱溟常给李渊庭等学生四人讲解《中国文化要义》，持续数月讲完。
这一年，梁漱溟更加重视理论学习，除了学习《联共党史》《达尔文主义原理》《创化论》《列宁思想伟大力量》《斯大林集》《共产主义道德论》等书籍；还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阅读之后尤为推崇其中四篇文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习与时局》《论联合政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第一篇讲领导方法，第二篇是对共产主义历史的总结，第三篇谈对未来建国的方针，第四篇将精兵简政和反驳有人攻击共产党不施“仁政”的问题，恰与梁漱溟此时的想法有契合之处。
梁漱溟常常不自觉地把学习理论所得与自己的思想联系起来。如他1953年4月19日日记说：“忽悟‘斗争’广泛之说法，只以证明其对象一例看待隐含大错误；对象应分物质，生物（动物）和人之三或四种不同。有人对自己斗争亦当别论。不同等之斗争应分别看待而各有定名。”5月10日日记说：“唯知性而后能率性，率性而后能践形，践形而后能尽性。此学务在力行，不在讲说，践履既真，义理自然浃恰。一切时一切处能做得主宰，不被物移，不被境牵，方有受用。像山亏得力处便觉省力，向上愈简要是也。”7月1日日记说：“在科学中（理论中）自己蔽于主观偏见亦即是混主观于客观之中，就在这时候它的实践已经脱离了主观能动性而不自觉地落后于被动了（因为此种偏见是出于机械性）。‘将意识视作客观现实的反映’，只是反映吗？还是多一点呢？可以不可以有‘反应…？7月3日日记说：“中国理性早启，对众人恒由贤哲来领导，就开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之机；从身体出发，走阶级斗争之路者与此相反。理论与实践--理论纳绎客观规律而实践则要在凭此规律发挥主观能动性。”7月19日日记说：“心（主动性）的发展在生物界从低等单细胞生物到人类，在人的个体生命历程中从幼到老，在人的社会生命历程中从低级文化到末后共产主义社会文化，一切都是不断地向上提高，愈来愈不同。因此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看做自始至终都是一般的，把对自然界的斗争和对人的斗争，把对物质的斗争和对动物的斗争都看成是同等不分的，那么就不对了。心（主动性）的发展在前后各阶段上亦不是同等无差别的。其中亦有从量变到质变的情形，即从某一阶段突然增大。”
有意思的是，在梁漱溟9月发言的一个半月前，在其7月23日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你为什么能以你的道理说服人？人为什么被你说服？人类共同的理性在此。此理性之流露发挥是否有条件的呢？当然有。是否受到绝对限制，不可能有所流露呢？当然不是。”一周后的7月30日日记记载：“午后三时范朴斋来谈，谈列宁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斗争，忽忆及列宁传记应重读。”8月31日日记说：“身心即阴阳，即动静。由身到心，又由心到身，如是往复不已。本来好像是阴静而阳动（阴受而阳施），但其实阳静而阴动（施必出于静，受必伏于动之中）循环相通不可分割。”
以理服人和被人以理说服，成为梁漱溟思索、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他并未料到他在1953年9月中旬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并成为众矢之的。但在那场风波之后他保持了沉默的态度，当时官方发布的文件也未公开。直到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出版，其中有《批评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使读者对当年曾经发生过的事有一点了解。又过了十年，梁漱溟才对采访他的中外学者说出当年所发生事情的详情：多年来，梁一直不愿意细谈这件事，并不是怕把自己的错误公之于众，因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是好是坏只与个人相关，无碍于国家民族，不足轻重。梁之所以不公开，是顾虑另一位当事人--毛泽东，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由于梁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全不顾毛泽东作为领袖人物的威信，当众与他顶撞，才促使毛泽东在气头上说了若干过火的话，如果说当时意气用事，言语失控，那么也是有梁的顶撞在先，才有毛泽东对梁的批判在后。梁认为，平心静气而论，这些气头上的话，双方冲口而出，大都经不起推敲和检验。而毛泽东又是一位对国家民族举足轻重的人物，不用说他在世时不宜多讲，即使在他去世后相当一个时期有人来问，梁也只粗略说几句，而不愿细谈。这倒并不是怕自己再犯什么错误，主要还是顾虑将这些细末都公之于众，对国家民族之大局会不会有不妥之处。尽管这些事并非是什么惊天动地之举。
但现在有回顾这件事的条件了：第一，毛泽东已经故去十年，中共中央已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第二，今天的中共中央是名副其实的集体领导，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不再搞什么政治运动，的确是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对于若干历史遗留的问题，大都能采取遵循实事求是的方针，一个个得到了圆满解决。这两条就为探讨和研究1953年9月发生在梁漱溟身上的这桩历史公案，搞清它的是非曲直提供了前提。而且自己已经行将就木，来日屈指可数，有责任本着对历史，对后人严肃负责的精神，从梁这方面回顾一下当时的事实经过。至于如何分析评论，那应当是旁人的事。
让我们回溯一下这个事件的全过程。
1953年是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时期。6月至8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传达和解释了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即“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错误”。此外，会议还讨论了经济建设，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同年9月8日至1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49次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不料在学习和讨论总路线过程中，由于发言不慎，竟犯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错误，这对他本人和出席会议的人士来说，都是非常意外的事。其经过情形，据他本人在《1953年9月8日至18日一段时间内的事情》一文里的记载，略记如下。
9月8日，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周总理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
9月9日，开小组会，梁发言大意为：这个总路线全本于1949年建国时的《共同纲领》而来，当然拥护，不成问题。
同日下午，继续开常委会，主席、周总理询问各组讨论的情况，要大家发言。梁建议可由各组召集人作汇报，无须每个人重复发言，当然个别愿意再发言者仍可自由发言。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散会时，主席和周总理走过梁的座位时，向他致意，希望他明天发言，梁接受了。
9月10日，继续开会，有东北、上海、天津各市的工商联的负责人次第起来发言，表示拥护公私合营的政策。发言十分踊跃，距散会时间不远，梁即写一字条送交主席，说明他可改用书面发言交来，不占用会议时间。但临散会前，周总理对梁说，会期将延长一天，还是请你发言。梁又应承了。
9月11日午后，继续开会，梁漱溟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
几天开会，三报告，进入有计划地建国，兴奋。由岗位不同、过去不同而感想意见不尽相同。但都很好，有帮助。我个人由于（是）政协一分子，和由于过去不同的经历亦有其意见。
我个人曾是有这样一梦想的人：开展一大建国运动。虽然四十年前追从旧民主革命，只知政治改造而不知经济改造、社会改造，那是没有计划建国的。但对旧民主放弃已三十年，此因深追革命失败之故而觉悟。各位亦许知（道）我做乡村建设运动，此即不单（是）政治改造，而认（为）经济政治分不开。改造社会我有这样一想法：中国政治改造一定随经济改造而完成；经济进一步，政治进一步，循环推进。而经济改造呢，亦不是盲目发达生产，等到发现问题，再来推行社会政策或社会主义革命，而应从生产合作化，经济生活社会化，使两面俱进。总起来：经济上社会主义政治上民主主义同时完成。那时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但我们要有计划地建国，不走欧美旧路则千真万确。
由此思想背景，故我对报告有这样（的）问题：李（富春）的报告给发展重工业一点消息，周（恩来）的报告揭知私营工商业改造一些方法步骤等。但除此而外，如“相应地培养……发展……”那许多亦已经有了计划呢？（那么）这些计划是不是亦交付讨论呢？同时要配合照应的、结合的、扣和的，那许多方面，属于经济的，或不属于经济的--政治，教育文化，如我设想应当整个一套，全面有系统（如李富春言），因为相互关系……我推想必有整个计划，方方面面照顾无遗。是否亦给大家来参酌、来协商--以上一个问题。
……现在无时间讲，扼要的一点意思即必须把群众工作做好．启发其自觉，让他发出一种积极性，如此建国才有根本，如此才称得起“建国运动”，而不是你建你的国，或者被拖着走，蒙在鼓里莫名其妙，人各一心，而不是大家一个心。大家晓得在往哪里走，在干什么，结合群众力量一起向前干。这原是共产党的拿手戏。干革命时依靠群众，过去要，现在要用（于）建国。
由此想法我对报告就有这样问题：领导党不会在这方面缺略了吧？在计划的同时，亦把如何完成计划所应有的群众工作的那些安排亦都安排了吧？一定有，但我不全了解，有些了解，有些还不大了解，譬如：在工业建设上，当然依靠工人，那是有工会来担任这工作，不需另安排。私营工商业改造，有工商联，今后工商联做好，把店员工会做好，还有民主建国会，这一些亦算有了安排。但我们建国工作不止于建设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在此处有安排，而在其他如何呢？计划要进行而待完成者还多得很，是不是那些处全都有安排呢？自然我们知道根本上领导全国人，对全国人做教育功夫的是“党”，其次是“团”，各民主党派，还有妇联会，青年联合会等等。所有这些都将负起责任动员全国人一致努力建国工作。但是这够不够呢？东一安排西一安排却亦不少，似乎没有充分计划性地安排，我觉得还不满意，--希望再注重于此。
于是我提第三问题（与第二个问题可分可合）：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在这方面我还不知道计划如何。在此农业生产为主，而其相连的相因相待的事情太多了，必须有一整套计划，各方面配合好，才能推进农业进步。而所有一切都待农民或乡村居民积极起来。如何动员农民呢？是农会吗？当然应是农会，但农会现在是什么情形呢？除了土改中起作用外，今日已不然，今日只有党政干部，（各民主党派不到农村）其次团、妇女会。这够不够呢？感觉着不够。（一）农村中党亦就（是）政，政亦就是党。一切事很能做得主。但行政命令传达有之，教育意味不够，群众工作谈不到，此从近几年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作风之严重即可说明。（二）而且量亦不够。有党有团之地方照顾面不够，党团所不到之处更不够。总之农民比较落空的。
过去二十年的革命全在于发动农民、依靠农民。依靠农民革命所以成功在此，而农民在革命中亦有成长，但进入城市后，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一切较好干部都来作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然而实在……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才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恐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对人民照顾不足，教育不足，安顿不好，建国如此？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
梁漱溟发言后，当时任农业部长的李书城（党外人士）接着讲了一些农业部为改进农业作了哪些努力的事例。梁漱溟注意到了周恩来叫秘书到身边嘱咐了几句话，不久秘书拿来一些材料，于是周恩来举材料上的数字说明工人在城里生活开支较农民为多。没有人正面纠正梁漱溟的发言。梁漱溟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周似能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