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第一个问题，梁认为中国地主阶级在周秦之际由内部变化分解而解体，秦汉以后的社会便已陷入盘旋而不进，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把秦汉以后两千年间的中国视为封建社会表示有不同意见，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意见没有改变。第二个问题，他说：“现在我还是认为社会发展有其自然顺序（即社会发展史的五个阶段），然却非机械必然的。如我所见，失其顺序的或者不止中国，似乎印度亦是一例。”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发展尤其特殊性。第三个问题，他一向认为中国缺乏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但现在有所觉悟，中国共产党之成功，恰恰与他的认识相反。因此，他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其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第四是阶级斗争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建国三年来的事实给我的教训最大。两年来的各处观察给我的启发最大，因而我的思想转变最大。过去答案是否定的，今天却是肯定的了。”对这个问题，他作了一些分析与回顾，得出结论是：“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第五个是关于唯物论的问题。过去他不承认自己是唯心论者，现在观念改变了。他检讨自己说：“我为主观偏向所蔽，不能把握国际国内的客观情况，即落于被动而解决不了中国问题。一切失败无不从自己落于被动而来。怎样争取主动呢？那就是要唯物。”第六个问题，他过去不同意以阶级眼光来观察中国社会及解决中国问题，当然亦就不承认中国革命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之说了。现在态度改变了，相信阶级观点、唯物观点，因此承认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并称“非此不可”。第七是革命领导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说，共产党可佩服之处甚多，而他最佩服的是其群众运动。自古以来有群众，自古以来亦有领导，但却没有领导与群众结合得像共产党这样好的。并称“过去我亦有依靠群众之意，但比起他们来，那就太肤浅了”。在这篇文章里，梁对自己的思想作了比较有系统的清理，收获不小。对他来说，这是他解放后投身于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大文章。
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同月23日，梁第一次以正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又以《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改造自己》为题作了发言（见于《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日）。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点是对政协会议提建议。他期望今后开会一次比一次开得好。开会要向工厂的工人学习，多提合理化建议，不要只是表示拥护、赞成便完了。我们应当使我们的会议越开越有意味，越开越感觉开这个会的需要，积极主动性多于被动性就好了。第二点是表示态度。他过去对任何事情都喜欢有自己的意见，而且自信很强，但事后证明，共产党的领导都是正确的。两年来，无论是对内对外，我们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都搞得很好，一天比一天好。因此我现在要声明：“今后在政治上我将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后亦要学习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以改造我自己。”这个发言可以说是他发自内心的一个声明，表明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一是跟共产党走，二是改造自己。
1952年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做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在此之前，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指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意。”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会议做出决定，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要广泛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并有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在上述方针、政策指引下，全国知识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许多著名学者都纷纷发表文章，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检查自己的思想，谈体会，写收获，并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批评。当时报纸上还开展对改良主义思想的批判，邀请学者、专家开座谈会。
在这种新形势的鼓舞下，梁漱溟又于同年5月主动检查自己的思想，写了一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该文约有4万字，再次对自己的思想发展变化作了进一步的检查。全文共分十五节，前五节是叙述自己在抗战前后及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言论和行动。其中从第六节开始讲述他的错误思想之来由，分析自己的错误思想，主要是过分强调了中国问题的特殊，由此否定中国社会有阶级及阶级斗争，认为中国革命问题不需要走武力夺取政权之路，不求统一于上，而求统一于下，因此主张走乡村建设的道路，事实证明他错了，此路不通。从十三节后，他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见闻与学习了党的方针、政策及毛泽东的著作后对他的教育，思想有了转变，开始认识到自己过去所走的错误道路是“立场问题”，即“自己从有产者立场出发”，“阶级出身和环境限制”，“根本原因则在没有敌我区别”等问题。最后他说：“总结一句话，毛主席实事求是，从斗争求联合的联合政权今天成功了。我那种主观主义要联合不要斗争的联合政权本出于空想，今天自然落空。事实既经证明，历史做出定论，30年自以为革命的我，临到末了只有承认是改良。”
此文写好后，未及时发表，5月5日他送交林伯渠秘书长，请呈毛主席，希望给予指教。8月7日，毛主席约他面谈，告诉他说：“你的自我检讨文章有好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画出重要的几段来，而后方才看的，看上去，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梁听了毛主席的教导，很受鼓舞，当即向毛主席表示今后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并提出想到苏联去学习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及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请求毛主席批准。毛笑着对梁说：“要想去苏联，尚非其时，你不是想考察了解我国社会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和现状么？你不如且就我们自己国内作一番社会调查。”又说：“随你要调查什么，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你可以带几个助手，公家安排，给你一切方便。”梁对毛主席的好意不便辞拒，但内心又有自己的事要做，于是含糊了之。后来统战部征求梁在国内的行程计划，准备给予安排，梁表示既然去不了苏联，在国内漫游没多大意思，也就罢了。
关于梁漱溟想去苏联学习的事，梁培恕认为父亲主要想解决两个问题：梁漱溟是研究《人心与人生》的，平时亦常讲人生，梁的著作与心理学相关，而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虽属生理学却和心理学密切相关，梁想去巴甫洛夫学说的诞生地寻根问底。第二个问题，梁想去苏联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它们是怎样相互影响的？梁漱溟注意到这个问题在国内未得到解决。
1951年10月17、18日，《人民日报》连载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的长篇译文：《斯大林关于语言学问题的著作对于社会科学发展的意义》，引起梁漱溟极大的兴趣，但梁“不大晓得自己理解得是否正确”，把文章归纳为三个问题：一是所谓社会经济基础者何指？二是所谓上层建筑者又指哪些？三是此二者关系究竟如何？
梁漱溟于是四处求教：首先向《人民日报》理论部请教。因为该文是《人民日报》首先译载的。回信告知：理论部的负责人请假，原稿退回。
接着，梁漱溟请教理论权威陈伯达。稿子寄出后很久未见回音。时陈伯达住在中央党校，梁漱溟住在颐和园，相距不远，有一天徒步梁去了党校传达室，问陈伯达在否？回答未去外地。梁乃写信请陈答复，过了一个月并未回复信。
然后，梁漱溟又请教马列理论权威沈志远，沈曾留学苏联，在延安人称马列主义学者。梁从民盟总部获得其住址后去信求教，沈回信：“事务猥集，恕难作答。”
最后，梁漱溟又写信向《学习》杂志主编求教，回信说：“此涉及许多理论问题，尚需继续研究。”
梁漱溟告诉毛泽东，别人不能回答提问，都将原稿寄还。唯有陈伯达既不回信又扣着原稿不还。毛泽东微笑着说：“你的原件在我这里，是他拿来给我看的。”
这里还要说及的是，梁漱溟发表在1951年10月5日《光明日报》上《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受到宋云彬、何炳然、沈铭、千家驹、张紫葛等人的批评。例如宋云彬指出：“干脆把那套旧看法旧想法完全丢掉”；“不要改良几点，保留几点。”沈铭则误认为梁漱溟主张中国“必须先实行法国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事实上梁漱溟文中已经说了西方式革命不适于中国。千家驹也把梁漱溟的话作了错误的理解，认为梁愿意看到社会处于无秩序状态，这种社会条件下不就用不着暴力革命了。而梁漱溟恰是说“必有一个不平等秩序，乃有阶级和阶级斗争”。何炳然则指责梁漱溟不知道阶级现象是随着剥削现象而发生的。
针对上述批评，梁漱溟先后写了《敬答赐教的几位先生》和《何思源先生文内讲到我的话不合事实》等文章进行反驳。
梁培恕认为：“因陶醉于胜利而视他人为愚昧不可理喻和匍匐于权威脚下完全失去自信，这两种现象怎么会在我们国家同时发生呢？”
37年后，千家驹在香港《文汇报》（1988年7月）写文章悼念梁漱溟时，却并未提到1951年他对梁文章的批评；倒是在30年代中期，千家驹写了好几篇文章批评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认为这些改良主义的办法不可能解决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千家驹1936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时，梁漱溟特意赶到南京千的住宅，与千研讨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孙晓村、李紫翔在座。千家驹回忆：在讨论时，我发现梁先生主观很强，自信力很深。他根本否定中国农村有阶级存在，更不用说有阶级矛盾了。他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唯一出路就是他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说这是“天造地设”，“实逼处此”，是“中华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他又说，“中国军阀是最没有力量的”，只要乡村建设运动成功了，“他们就非跟着走不可”。我们引用了许多材料证明中国农村确有阶级，并且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同他辩论，结果只是徒劳。而且他的自信心是惊人的。他往往说，这个问题是经过他几十年的思考而“一口咬定如此”的。他相信再过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我们一定会得出与他同样的结论。
千家驹后来参观了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拿着梁漱溟写的介绍信在济南见到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抗日战争时期，千家驹、梁漱溟在桂林又写文章讨论乡村建设问题，并参加了梁漱溟与陈树棻的婚礼；全国解放后两人再次在北京见面。千家驹认为：与其说梁漱溟是一个大学问家，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
梁漱溟的第二篇文章，即1952年5月写成的《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前五个月，即元月二日，《进步日报》记者萧难（離）曾到颐和园向梁漱溟约稿。此前，该报已经发表了几位知名改良主义者的文章，多为自我剖析以清算自己散布的错误思想。两人谈了一上午，萧離听得很高兴。但当几个月后萧收到《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时却很为难，“其他几位先生以前是讲改良主义，以新论点批旧论点（西方政治理念），我父亲是干改良主义，而这些往事，还要不要去提它？怎样提才好，也许是干脆不提为好？”梁培恕回忆父亲，以前他“从不相信自己是改良主义，总不喜欢旁人向我宣传革命。说真的，假如不是今天有共产党革命的成功，我始终认定我走的路是革命中国唯一正确之路……”
文章未能发表，梁漱溟在成文三个月之后，又在文末加了一段跋语宣称：此文最大缺点即在今天批评自己的话还没有讲明过去如何用心思的话多。属文之时未尝不一再删节，而删节下来犹且如此，可见胸中求为人知之念多于其自惭之念。惭悔之心不切，检讨文是不可能写好的。
梁培恕后来分析了这一时期父亲所处的环境与心情，觉得似可分两面去对待：他本人一面，期待他“跟上”，与其他民主人士发生同样作用；还有对社会那一面，则必须有别于其他民主人士，因为曾“阻碍革命”和“迟到”。该不客气的地方就不客气。
另外，在梁漱溟看来，既然是“中华民族--新生命的开端”，是一个新的、有生气的国家，那么，领袖与民众的关系应该朴实、平等，过多地溢美和个人崇拜对领袖、对国家并无益处。
比如新中国成立头两年，梁漱溟去参加会议，面临要表态的压力，他多半保持沉默，不习惯那种表态的方式：几乎所有会议，每个人上台都要重复一遍赞成和拥护的话，都要喊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梁漱溟说自己虽然敬重中共领导人，但他不想喊。后来，虽然在家人催促下他发言表态了，但没有喊口号。有一次，梁发言结束走下台时，大家不知所措。只有薄一波走过来和他握手，说讲得好！
还有一次，郭沫若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无党派人士向毛泽东赠锦旗，锦旗上面绣着这样的一行字：敬爱的毛泽东，我们永远跟着您走！梁漱溟说，如果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他不会同意这样写。
其实，当时人们确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来表达自己对领袖的景仰。1953年10月8日的《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电文中说：“……我们最敬爱的毛泽东，我们是多么幸福啊！前天你协同刘少奇副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和其他党和国家的领袖们来和我们见了面。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被无上的欢乐所激荡。我们实在无法形容我们所受到的鼓励！”但梁漱溟从来就是一个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并敢于表达自己真实思想的人，这也是他难能可贵的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