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俶知，四川石柱人。在北京大学学习时，与梁漱溟相识。1926年张俶知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张在广东省一中任教。此后，较长时间追随梁漱溟：1930年张在河南村治学院工作；1934 - 1937年张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总务长兼研究部导师。此后，张俶知先后任四川省南充民众教育馆、勉仁中学、勉仁文学院教师、校长、教授等职。
王平叔，四川巴县人。王毕业于四川高师，在中学教书；在五四运动前后，王思想烦闷，曾想自杀被朋友救下。1922年4月下旬，王读了李石岑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文章，乃“大动吾心，始知一向生活烦闷之故即在思想不能为生活领导……我当从之为弟子矣”，于是辞去南充中学教职，坐上重庆到汉口的轮船，到汉口后又发一信给梁漱溟，信中诚恳地说：“我现在决意--真正的决意--要走的生活路向及决意要抱的生活态度，与先生全同，你能接受我做亲炙弟子吗？”
梁漱溟后来回忆：“熊书（《卜力语要》）中所见有张修俶知、钟伯良、刘砚僧等姓名，盖皆平叔在高师同学友好，有动于平叔之风，亦先后北来从我，并同问学熊先生者。惜伯良、砚僧故去均早。--似均不足四t岁。而平叔之故（1940年）亦只四十二三岁而已。平叔在吾侪朋友中最具有主动力，恒能帮助人，无论同辈后辈莫不深受其益。回忆我所得朋友的帮助，屈指而计，必首推平叔也。”
当年与黄艮庸一起听梁漱溟讲演者尚有叶石荪（麟），亦与梁漱溟时有来往。叶麟，四川兴文县人。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入北大哲学系；1921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获里昂大学博士学位；1930年起先后任清华、北大、川大、武大、山东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教务长等职；1952年后任西南师院教授。
因黄艮庸而接近梁漱溟者有其友云大琦（北京法专学生），云大琦之弟云颂天，被梁漱溟认为是“从游诸子巾最敦厚朴纳者”，“颂天为学恳切为己，师友侪辈无不钦重其人”。
云颂天，海南文昌县人。1924年到北京从学于梁漱溟，毕生追随左右：1928年任广东省立 中教员；1931-1934年在抚州问学于马一浮先生；1934 - 1937年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讲师；1940年后任勉仁中学教师、校长，并曾兼任勉仁文学院讲师。
云颂天因其兄与黄艮庸为好友，乃于1923年北上见到梁漱溟，“颇有奋发之心”；然而南返家乡后，又生病卧床，便觉许多事仍想不通，于是给梁漱溟写了一封长达12页纸的信，诉说有苦恼与不安，云在信中说自己既非“饱一日则活一日”之人，又非“刚强独行之人”，因此，“生活人于混杂不明之途”。虽读古书，赞叹古人规范的生活，但不久“心中仍似无所着落”。病卧期间，苦恼加重，认为种种做人的道理都像是“害人之物，不愿再听”，“读书不过为古今无数文人方士做信徒做奴隶”。
接着，云颂天在信中认为安宁有两种，一种出自他力，一种出自自力。而自己既不能靠外力得安宁，自己的力量又发不出来，“看不清，认不真”生活道路，“偶有奋发亦是一时血气之动，旋即消失”。云说，在老家经常复读梁师的《合理的人生态度》，很觉解决问题，这几天再读，“此时阅之似乎反觉（与己）无关”。云把文章的意思概括为两句话：快乐不应该在外边找，外边找快乐不得真快乐。现在产生了疑问：“于外边找快乐与找个地方去活动，此二种我之心理，岂有异乎？”
1976年8月23日（在这封信失而复还之后），梁漱溟在已经泛黄的信纸上写下一段批语：“颂天此信大有价值，应加保存，将留给有智慧的青年人看。何谓有智慧？有内心、时时自省者也。耳目心神向外张望驰逐的人，是不会对人生发出疑问的。”批语还说：这封信大约写于…九二五年，“度其年纪二十有余，生命力正强。人生唯此一阶段最为要紧”。
梁漱溟1924年赴曹州办学期间，有武绍文、李渊庭、席朝杰、吕烈卿等入学，这些人至此数十年相从。
李渊庭，内蒙古托克托县人。1924年入曹州中学高中部，此后常追随梁漱溟左右；1943年人民盟；1950年起任梁漱溟秘书；1991年李渊庭与夫人阎秉华编写的《梁漱溟先生年谱》出版，为研究、学习梁漱溟的思想、人生道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席朝杰，四川秀山县人。1924年至山东菏泽入山东省立六中高中部求学；1926年随梁漱溟至北京，在北大旁听；1926年南F参加北伐；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任广东省一中教员；1933年参加福建人民政府运动；1935 - 1937年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导师；1939年任四川南充省民教馆实验部主任；1946 - 1949年任乡村建设学院教授。
吕烈卿，浙江嵊县人（今嵊州）。1924年入曹州中学高中部，后追随梁漱溟至北平、广州；此后在哈尔滨等地学校任教；1952年后任西南师范学院副教授。
从1924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梁漱溟在山东、河南等地结交了不少朋友，如王鸿一、梁仲华、彭禹廷、徐名鸿、张云川、宋乐颜、孟宪光等。
王鸿一是陈亚三的老师。1920年陈亚三在北京大学听了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暑假回山东告诉王鸿一，王大喜，谓梁著颇能解决其思想上之问题，即来京相邀，并邀请梁漱溟次年赴济南讲演；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成书。1924年王鸿一积极筹备，王、梁合作筹办曲阜大学，并先办曹州中学高中部（预备学生）及重华书院（预备师资），1929年出版《村治》月刊，两人合作很愉快。梁漱溟评论说：“以今日眼光看去则其思想正富于人民性，其人正富于革命精神，其内蕴之侠义骨气直可干云。然先生于中国古人为己而尽伦之学独能体会而力行之。清末之革命既为其先驱，对于五四运动新思潮之兴起复深感兴味。顾于深感兴味之中，复大有所不安。不安于其菲薄故有学术文化也。”
梁漱溟于1945年夏天在桂东八步镇时，曾对次子梁培恕谈起三个人和他建立师生关系的往事。
一为刘子和，农村的爱国青年，刘的感情和要求很单纯--救中国，刘看了一部电影，内有日俄战争期间日军随便把中国人拉去杀头，俄军也随便抓中国人拉去杀头。刘子和看罢大哭，问别人怎样才能救国，别人告说去当兵；可真当了兵后才知道，只打中国人不打外国人。苦闷中有人对他说，去跟梁先生吧，他能救中国，凭着这个志愿刘子和投奔了梁漱溟，虽然刘的文化水平不适于成为乡建工作的干部，但还是尽心尽力地跟着梁漱溟，像一位“生活秘书”。
二为萧克木。1930年梁漱溟主编《村治》月刊时，一天正在营业部与负责日常业务的薄蓬山说话，忽然走进来一位青年，说要见梁先生，梁漱溟说，我就是，青年竟然伏地下拜，说钦慕梁先生已久，要求参加乡村工作。梁告经费很少，没有工资，每人每月15块生活费。萧克木决然辞职去邹平参加工作，“在邹平院内担任出版股工作，治事条理清楚，有创造计划，而自己勤恳修学尤不可及。抗日战争中设乡村书店于汉阳门码头，武汉退守又迁书店于重庆市衢，克木皆身为经理，功不可没”。
三为徐树人，河北省东光县县长。看了梁漱溟在《村治》上发表的《敢告今之言地方自治者》，触动其内心的苦闷，乃利用来京省亲的机会到《村治》月刊社与梁漱溟攀谈相识，对梁讲述上级政府如何昧于基层实情以致所下政令只有假手土豪劣绅才能应付上面派下来的公事，每天做着与自己心愿相悖的事。“东光适在津浦铁路线上，我来往北京济南所必经过，他遂邀我路过东光时，到他县府休息一谈。后来他竟辞去县长到邹平求学。经过一段时间，我用他为院长室秘书。后来就推荐他担任邹平县长。”
在教育思想方面，梁漱溟深受影响且极为尊重的师友有二人，一是卫西琴，一是陶行知。
卫西琴即卫中，德国人，中国名字傅有任。卫与梁漱溟来往时间不长，但精神上相衬合。梁漱溟关于人的身和心之间关系的研究，深受卫西琴的启发。卫西琴曾经学医、学文，最后选择了音乐，获音乐博士学位。卫喜欢法国文化。法国作曲家德彪西听了他的作品，说他的音乐接近东方，卫经过印度、日本到中国，与梁漱溟会面谈话，指出日本和中国上海也在模仿西学，他看不上；讲演时有人翻译，他也直言不讳，反对学西洋的音乐。很多人不了解他，认为他言论放纵，甚至有人认为他是疯子、骗子。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被包围，家里钱寄不出来，卫西琴陷入穷困中，他写了一篇德文论文，寄给严复求其翻译发表，严因故未审阅。卫改写论文后再寄严复，说没有遇到一个知音，欧战起，家里寄不出钱，我要自杀，写最后一篇论文给你，你看后我可能就死了。严复阅信后，当即复信，说我帮你翻译，不要死。该文（《论中国教育之义》）在《庸言》上发表，严复还写了编者按语。
恰逢此时，保定高等师范学校聘卫做音乐教员，缓解了他的困难。在太原，梁漱溟参加全国性教育会议，与卫西琴相遇，卫领一班学生、助手到会议现场，演奏音乐。乐谱据说是中国乐，见于《永乐大典》，听众十分欣赏；卫西琴在会议讲演中，批评德国的威廉，反对军国主义，提倡世界和平。其发言引起山西首脑阎锡山注意，乃留卫在太原办学。卫西琴办起一所外国文学校，教学生英语、德语。学校客厅里，写的是《四书》《五经》的话。
关于陶行知，梁漱溟认为这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
陶行知在晓庄搞乡村教育，他的口号、宗旨：“教和做合一。”重视实践不尚空谈。陶是留美的南京高师教授，毅然辞教授，自己下乡搞教育，主要是乡村教育，对象是农民。在晓庄（原为小庄），陶行知脱去西装革履，身穿中装草鞋，深入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蒋介石认为陶走共产党道路，强迫他解散。抗日战争爆发后，有许多难民从北京、天津等地一直往南逃，难民的孩子在武汉被陶收容，入川后，陶办乡村学校，校址在重庆北碚嘉陵江边上游草街子。陶办学很苦，没有经费，于是凑钱收穷孩子，周恩来去学校参观时送了400元。梁漱溟十分佩服陶行知，亦将其次子梁培恕送到该校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