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赋”字的汉字结构来看，它由“贝”和“武”二字组成。“贝”是古代最原始的事物货币，后来指代珍宝、货币；“武”即武力、军事，代指强制性手段。西周周王室和诸侯国君对所征的兵车、兵器、衣甲等军用品称“赋”。“税”字由“禾”、“兑”二字组成，有兑换的意思，即农民交纳粮食，国君诸侯保护他们的土地和人身安全。赋、税二者性质本不同，自秦汉起才有“赋税”一词，通常指按地、丁、户征收的土地税、壮丁税、户口税等。后来逐渐演化为多种税的统称，与“租”基本相同。
华夏第一商
通常认为华商始祖为夏朝时商部落首领王亥。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这样写道：“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还有记载说，商的祖先‘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皂’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说明他们很早就过渡到定居放牧的生活，服牛乘马，以为专利了。这样就形成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形成农、牧结合的经济，使这个部落很快兴旺起来。”王亥是位英明能干的首领，他把商部落搞得欣欣向荣，率领拉着货物的牛车队伍到其他部落去进行物与物的贸易，导致部落经济的发达，人们就把他们的部落称为“商人”。商取代夏，王亥和他肇始的商业活动功不可没。王亥作为部落首领并非死于战争，而是死于经商：在跟易氏的部落进行交易时被杀。王亥源于河南商丘，商丘政府近年花巨资修建了“商祖文化苑”。今天的商人通常都会到商丘来祭祀商祖，以求商祖保佑他们事业有成、发财致富。
白圭
白圭（前370—前300），名丹，战国时期著名的商人，先后在魏国、齐国、秦国做过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谋略家和理财家。他将经商的地位看得与政治军事同等重要，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治生之术”等古代经济思想。白圭和范蠡都提出了农业经济循环说，他根据古代岁星纪年法和五行思想，认为天时的好坏与农业的丰歉，具有周而复始的循环周期规律。这种规律性的发展变化又形成了白圭经商致富的原则思想，即“治生之术”。他“治生”的基本原则是“乐观时变”，根据对年岁丰歉的预测及对市场信息的掌握，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正如今天流行的别人觉得多而抛售时自己反而大量地吃进，等别人缺少货物需要吃进时自己就大量抛出，这种低进高出的做法必能积累财富。就个人素质来说，白圭认为经商也需要大智大勇，强调商人要有丰富的知识，同时具备“智”、“勇”、“仁”、“强”等基本品格，在做生意上利人利己。同时，商人还应具有极强的自制力，克勤克俭，身体力行，精心创业。
最早女商人
《史记》里记载的巴寡妇是中国最早的女商人。巴寡妇名清，生于秦代，继承了祖传的丹砂矿。因她勤劳能干，经营得法，开矿的规模就越来越大，盈利越来越多，成为除皇帝之外最富有的妇人。据查，在秦朝时期，欧洲尚未出现规模上万人的“企业”，因此可以说巴寡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企业家”。巴寡妇一样有中国女性传统美德，除了勤劳和智慧，作为商人她还为富能仁，将自己所赚的钱财拿来广做善事，还曾捐银一万余两资助修筑长城来保家卫国。秦始皇曾赞道：“能守基业，用财自卫，不容侵犯”，可称“贞妇”，特地为她修建了一座“怀清台”。巴寡妇的事迹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第一官商—管仲
齐国人重商是世人公认的。管仲在从政之前也是位著名的商人，曾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管仲曾这样回忆自己这段经历：“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这些话暴露了管仲的贪财行为，连自己的朋友都要算计，实在是精明。管仲治理齐国时，依然走通商之路，“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因此本人也大福。《史记》记载：“管仲富拟于公室，有三归、反坫，齐人不以为侈。”由此可见管仲富极人臣的事实。管仲身为宰相而以富为人表率，齐国人争逐财利可想而知，直接导致了齐国商业的繁荣，引发了齐国经济的发达，国家的强盛。
最早的关税通行证
安徽省博物馆陈列着战国时代的一件通行证，名为“鄂君启金节”。金节是战国时期国君直接颁发的通行证。这块鄂君启金节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启运输货物的免税通行凭证，为青铜制造，上有错金铭文，由舟和车节两组构成。每组五枚，形式相同，它们合起来恰好称为一个竹节的竹筒形。舟节和车节上的的铭文全部是由金缕错金而成。鄂君启金节是研究楚国交通、商业、地理、符节制度、楚国王权的集中和强化，以及楚王与封君的关系等方面的重要实物资料。
最早的关税记载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税记载始于春秋时期的宋国。《左传？文公十一年》记载，宋武公时，长狄族前来伐宋，宋国司徒皇父领兵迎敌，杀死地方元帅缘斯。于是“宋公以门赏耏班，使食其征。”其中的“门”就是关，“征”就是征收关税。这就是我国对征收关税的最早记录。宋武公把一个“关”的税收赏给功臣，可见此时关税收入的丰厚。由此推测，中国对关税的征收时间可能会更早。
最早的市场预测
春秋战国时期的计然最早提出市场预测，并主张官府积极参与市场预测。计然认为，根据市场需求的不足和过剩就可以推断出物价应该抬高还是降低。“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级则反贱，贱下级则反贵。”即价格提高，社会需求量就会减少，商品就会因过剩而价格下跌，而价格的家底又导致社会需求量的增加，商品供不应求而涨价。这与马克思的市场价格规律相似。鉴于市场价格的变幻莫测，计然主张“平齐物”，即谷贱时官府收购，谷贵时官府评价出售，从而到达稳定物价的目的。这种思想堪称国家干预经济的源头。越王构建采纳了计然的经济思想，越国很快国富民足，成为春秋强国。
最早的货币
贝壳是我国最早的货币，称作“货贝”。贝具有坚固耐用、不易磨损、轻便灵巧、易于支付的特点，是充当货币的适宜材料。而且贝壳色泽光洁，形态美丽，是人们喜爱的装饰品。贝通常以“明”为计算单位，两串10个或20个叫做一明。贝除了用来做商品流通之外，还经常被当作珍贵的赏赐品，商周时期的墓葬中经常出土这种贝币。所以汉字里很多与财富及价值有关的字体中有含有贝，如财、货、资、贮、贫、贱等。
水利概说
水利是古代农业的命脉，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农业生产史上修筑了众多令世人惊叹的水利工程，为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我国水利工程历史悠久，早在夏代时我国人民就掌握了原始的水利灌溉技术，西周时期就形成了蓄、引、灌、排的初级农田水利体系，春秋战国时期就完成了设计水平很高的都江堰工程。由于历代政府的重视，中国古代的水利事业非常发达，出现了郑国渠、灵渠、京杭大运河、钱塘江海塘等著名的水利工程。这些工程规模大，设计巧妙，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丰富水文知识。
郑国渠
公元前246年，韩国看秦统一六国已是大势所趋，为了削弱秦国的实力，特派水工郑国赴秦兴修水利，企图利用浩大工程消耗国力。秦王嬴政就命令郑国在秦修筑郑国渠。在郑国的亲自主持下，一条长达300余里又不易塌陷的水渠修成。与韩国初衷所不同的是，郑国渠不但没有损耗秦国的国力，而且灌溉着今礼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渭南、蒲城、大荔等县（区）的280多万亩土地，关中干旱平原因此成为沃野良田，粮食产量大增，极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直接支持了秦国的统一。为纪念郑国的功绩，郑国渠的名字由此而来。郑国渠首开了引泾灌溉的先河，对后世引泾灌溉影响深远。
都江堰
战国后期，秦国为了统一中国，不断加强国内建设，尤其注重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命令水利专家李冰做蜀郡太守。李冰上任后，马上对蜀郡的农田水利状况作了考察。他发现蜀地四周都是高山，中间却是块大盆地。要发展农业，关键是要解决这里的农田灌溉和排涝问题。岷江从西边的岷山上流下来，湍急的水直流到灌县，因为地势突然变得平缓，泥沙就大量沉积下来，河床也增高，河水常常泛滥成灾。然而盆地的东边却被玉垒山阻隔，岷江的水流不过去，又常常闹旱灾。所以，李冰决定在灌县城郊通玉垒山，引水分洪。在此同时，为了将江水引到东边，灌溉东边的大片农田，他还在这段江中筑坝使水分流。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战，李冰终于组织数十万民工完成了都江堰这项伟大水利工程。此后，蜀郡的盆地也开辟出了千顷良田，成为有“天府之国”之称的鱼米之乡。
农耕技术的发展
农耕技术的发展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的演变上，牛耕和铁器的使用在我国农业技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从材质方面：石，骨，木---青铜，铁。
（2）从工艺方面：打制---磨制----冶炼，铸造。
（3）从牵引动力方面：人力----畜力。
（4）犁耕、播种、灌溉技术不断进步。
五谷
“五谷”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微子》，一老农对孔子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通常认为稻、黍、稷、麦、菽（即大豆）是这里所说的“五谷”，也有人认为麻（指大麻）、黍、稷、麦、菽为五谷。不论哪种说法，都表明了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分类概念，可以看出稻、黍、稷、麦、菽、麻是当时最重要的作物。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五谷”一词也成了粮食作物的总称。
五谷的起源
五谷是人猿分离和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物质基础，远古时代的中国人就开始了对农作物的栽培。稷（谷子）是我国原产，西安半坡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有发现距今六七千年的粟粒和粟壳，说明我国在农耕时代就开始栽培谷子。从山西万泉县荆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黍穗和黍壳看，黍也原产于我国。我国最古的文献里将大麦、小麦通称为麦，后来大麦、小麦名词先后出现，安徽亳县钓鱼台的西周遗址出土了小麦种粒。稻也原产于我国，根据多处远古遗址遗物看，早在四五千年到六七千年以前，我国的水稻生产已得到普及。世界各地栽培的大豆也是从我国传过去的，由于菽的难保存性，至今尚未发现大规模大豆的出土，但可以肯定我国先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种植大豆。大麻是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纤维作物兼食用作物，根据出土遗物看，新石器时代北方已经栽培大麻，南方可能也已栽培苎麻。
蚕桑溯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传说中蚕桑、织绸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这说明蚕桑生产在我国很早就已开始。直到公元5世纪，罗马人还不知道从中国运去珍贵丝绸是从蚕儿嘴里吐出来加工而成的。蚕桑在我国的历史可以上溯至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一个被刀子切过的蚕茧，山东益都等地的殷代奴隶主的坟墓中还发掘到一种玉蚕饰品和丝绸残片，说明蚕桑已为当时人们所熟悉。在长江流域，江苏吴江县的梅堰发掘到印有蚕纹的黑陶，浙江吴兴县钱山漾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绢片、丝带、丝线等。这说明无论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至少在三四千年前已经养蚕，并利用蚕丝织绸了。
陂塘
陂塘及坡塘、池塘。《国语？周语下》中说：“陂塘污庳，以钟其美。”韦昭注：“畜水曰陂，塘也。”韩愈曾在《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提到：“筑堤扞江长十二里，疏为斗门，以走潦水……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万二千顷。”曹寅作诗《闻蛙》：“南园旧经行，陂塘盛藻荇。”由此可见，陂塘是利用自然地势，经过人工整理的贮水工程，其功能是蓄水溉田。兴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芍陂是我国最早的一座大型筑堤蓄水灌溉工程。
井灌
井灌是利用提水设备提取井水灌溉农田的措施，是地下水的一种利用形式。井灌的历史悠久，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第二文化层有木结构水井，是已发现的最原始的水井，距今约5700余年。北方许多地方地表水不足，故重视发展井灌。自战国后，北方井灌相当流行，历代政府也提倡凿井。如唐代应用水车提取井水。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根据不同的砌护材料将水井分为石井、砖井、苇井、竹井和木井等，并明确提出井以深、大为佳。
农具史
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创造出许多农具。最早的农具原料是石、骨、蚌、角等，原始人类用石斧砍伐树木和杂草、整地；用尖木棒松土播种；用石刀、陶刀和蚌收割庄稼；用石磨盘、磨棒和石臼加工粮食。战国时代出现了青铜农具，种类主要有镢、锛、臿、斧、斨、镈、铲、耨、镰、犁形器等，这是中国农具史上的重大进步，为铁制农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战国后期，铁制农具出现并推广，成为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铁制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上的一个转折点，它使清除大片森林变为耕地、牧场，大面积的田野耕作成为可能；甚至对农业生产关系、土地耕作制度和作物栽培技术等也有重要影响。随着农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汉以后中国农具种类逐渐增多，包括取水机具、耕翻平整土地的农具、播种农具、耕除草农具、收获农具等几大类别，各类中又有不同的工具类型。
“六畜”
“六畜”指的是马、牛、羊、猪、狗、鸡，《三字经》里说道：“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
共鸣器
共鸣器是古人用以侦探敌情的工具。《墨子？备六》记载了几种战国初期的共鸣器。一种是在城墙根下每隔一定距离挖一深坑，坑内埋置一个容量为七八十升的陶瓮，瓮口蒙上皮革，让听觉聪敏的人伏在瓮口听动静。遇有敌人挖地道攻城的响声，不仅可以发觉，而且根据瓮声的响度可以识别来敌的方向和位置。另一种方法是，在同一个深坑内埋设两个与前一种方法相同的瓮，并将这两个瓮分开一定距离。根据这两个瓮的响度差来判别敌人所在的方向。还第三种方法是：一个瓮和前两种相同，也埋于坑道内；另一个瓮大，要能大到足以容纳一个人。将大瓮倒置于坑道地面，并让监督者时刻将自己覆于瓮内听响动。利用同一个人分别谛听这两种瓮的声响情形而确定来敌的方向和位置。以上几种侦探方法被历代军事家沿袭使用，唐代李筌、宋代曾公亮、明代茅元仪等都曾在他们的著作中记述了类似的方法。20世纪初一些国家和民族还继续采用这些古来的共鸣器以备战争需要。
墨子的科学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