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了，过去，是欧洲仿造中国的假古物，而今，是中国来仿造欧洲的新产品了。这意味着什么？
人家怀古，我们好新。
光这样么？
还有什么？
证明过去人家不如我们，而现在，我们开始不如人家了。
你不是说中国现在拥有世界财富的三成么？那么他们再怎么努力，也还是不如我们吧。
可这些财富是会发生变化，发生转移的，说没就没了。
你别吓人。
我现在，我是说我生活的２０世纪末21世纪初，我们的财富已惊人地增长了，虽然还只恢复到世界的半成，连一成都不到，虽说我们人口占世界二成，还是不够富足，这也是不到２０年的事。过去，连饭都吃不饱，衣也穿不暖，穷怕了。
这个世道，本就是有富有贫，只是富人当有恻隐之心，不可能为富不仁，唯利是图．．．．．．只是，大清把商人都看死了，总认为你得的是不义之财，至少，是朝廷网开一面，让你多得了一点，于是，一有机会，就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士农工商，你还是末流。
这个，人家外国就不一样，以商立国。
今天，陪他们外出，见了十三行几位头面上的人物，他们也讲到这些，只是，这些，在中国行不通。
是呀，到了２００年后，在我这个时候也还不怎么行得通。不过，人家也把你们这些写到书上了，我再读一段：
马戛尔尼会见这些商人。“我与潘启官交谈过，他是那些最有权势的行商之一，为人奸诈、狡猾。章官，论权力不如他大，但比他有钱。他更年轻，也更坦率。”至少当章官声称“已完全作好准备与代理行发展商务来往”时，马戛尔尼是这样评价的。在潘启官的问题上，勋爵似乎陷入了我们的瑞士见证人夏尔.德.贡斯当所批评的天真幼稚的状态。
这些人都属于受人岐视的商人阶层，却都有官衔。英国人对此感到惊诧。奇怪的是潘启官在行商的地位最高，“却只有一个不透明的白顶珠，而章官却有水晶顶珠，这说明后者的官衔比前者商”。那是因为潘启官很谨慎。章官也很谨慎：他衣袋里还有一颗蓝顶珠----它当然更神气，但有危险。“他肯定地告诉我，他绝对不会在公开场合戴它，怕那些官更要缠着他送礼”。还是不要炫耀自己“用一万两银子”买来的这种荣誉为好。
再说这些人商人的顶子并“不给他们带来任何权力”。严格地说，这些官衔的标志不是卖的，而是在北京一些有影响的要人因为收了商人的礼物“觉得不好意思而把顶子作为荣誉称号授予他们的。”
马戛尔尼所了解的情况与当时在广州的法国人和瑞士人的描写以及传教士们在日记中所反映的现实有出入。正当伏尔泰称道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好处时，贪官与富商之间就象黑手党那样有着一种真正的勾结关系。获得最多的行业----盐业和外贸----常常是出租的。盐政和海关官员要经常受到勒索并交付赎金。在地方行政机构供职的官员绝大多数是汉人，但在公行人员配备上----也就是说在对外关系方面，因为战备上太重要----一般都安排的是满洲人、蒙古人或是入了旗的中国人，有时甚至是皇亲国戚。
那些靠了血统或靠了墨水上去的特权人物到了任期满了的时候，也要给大臣送礼以便连任或提升；他们同时也是让他们腰包里装满银两的商人的玩具……捐官、买顶珠翎子、渎职以及前资本主义经济阶段的其它特征与马克思.韦伯所称的世袭主义完全吻合；公私不分。“属于大家的东西都是我的”。还需要说这种制度今天统治着第三世界吗？
在同行商交谈时，马戛尔尼估计，东印度公司意竭力想在中国的中部和北部开设商埠是非常正确的：“公行的商人们从未去过首都，对于北京就象对威斯敏斯特一样，知之甚少。只有用强制手段或出于强烈的利害动机才能使他们离开故乡。”然而，英国的呢绒并不是在中国的这个热带地区销路最好。
公行的业务范围不超过南京，它把从欧洲买来的大量商品往那里发送，再从那里购进大批运往欧洲的货物。事实上，“南京是最大的商业中心”；“左右中国市场的人”都云集在那里。马戛尔尼希望在舟山和宁波开设商埠是有道理的，它们可以打开南京的大门。现在，他猜到为什么获准在那里开设商埠如此困难的原因。因为，这不仅与惯例相佐，而且还会对广州的商人和官吏构成威胁；他们是惟一与西方贸易有利害关系的中国人。他们给南方提供一个有限的出口市场，而不供应北方。然而，就象太监那样，他们自己不能做事也不让别人做。
因此，广州的公行不但不能发展贸易，而且只能限制贸易。此外，它依赖一群官吏而生存，没有各级官吏的同意，它决不敢主动做任何事。它不象西方自由商人的行会组织，就如广州市政府也不象任何欧洲的自由城市的政府一样。中世纪在欧洲就获得的对一个地方或一种行业实行免税的人做法，中国对此一概不知，因为它被天朝的官僚政权弄得四分五裂。
中国的贸易只有在其被分割的期间才不受约束，才得到发展，才可以算是资本主义经济时期。当帝国统一，官僚政权取胜时，经济受到约束；投资猛跌，商业的赢利首先造成公职人员的腐化----或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进入到官吏等级的行列。在满清时期，行政权和经济权成一整体，被皇权牢牢控制。
马戛尔尼推测，如果在中国有一个政治上强大、经济上有影响的商人阶段，那么中英间的困难将会少得多。皇室档案给我们从反面提供了一个确凿的证据：政府看到“奸商”自发地与夷商接洽就感到害怕。
这些话，在今天可万万说不得，要杀头的。
卞天官惊惶地四下顾盼。
卞司成却说：
在我的今天 ，倒是说说无妨，只是说了没用。
那就好，那就好。
你倒安分守己。
你呢，你连商人也不做，做不了，岂不更安分守己。
你说错了。我没做没人，我只是做建筑师，建筑师倒是有一句话，那便是，与权力争空间，向空间争自由。
这话太玄。
卞天官有意回避话题，争呀争，岂不成了造反么？
卞司成却说：
那英国使团来，没争什么吗？
人家望天打卦，争得了什么？大清会睬么？不识相！
你是说他们的七项要求。
当然。
这史书上也有记载：
（一）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为贸易口岸；（二）允许英国商人仿照俄国在北京设一行栈，以收贮发卖货物；（三）允许英商在舟山附近一岛屿存货及居住；（四）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地方作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五）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 ，并能减免货物课税；（六）允许广东及其他贸易港公布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七）允许英国教士到中国传教。
你说说，他们只按自己的心思说事，却不知道大清把他们当作狂人，应付一下，没开赶就客气了。
你是说，他们在南都呆不了几天。
这个还用说么？
没过两天，卞天官的话应验了。
本来，使团也意识到，再不走，清政府就会下逐客令了，不如体面点收场，说自己要走，于是，来了番外交辞令，不想多打扰了，日久生嫌啦，健康不佳，不服水土呀。
没想到反应特快，总督竟表示：你们明天就走好了！我同意！
连缓冲的余地都没有。
而总兵的上奏更称：已将贡使之随从跟役押送蠔墩（澳门）各上原船。
好个“押送”！
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月，这个便团终于离开澳门，朝着伶仃岛与香港鸟驶去，而后经南中国海归国。波涛中的香港鸟忽隐忽现，马尔戛尼已摸准了行情----那里，将是英国的囊中之物！
不过，乾隆皇帝的上谕却是这么说的：
“贡使于十二月初七风顺放洋回国。因奉有恩旨，允许再来进贡，其欢欣感激之忱，形于词色，益加恭谨。仰见我皇上抚驭外夷，德威远播，凡国在重洋及岛，无不效悃献琛。现在该使臣等启程回国之时，即预为下届贡忱之计，似此倾心向化，实为从古所未有。”
而英国方面则认为：
“新近派往中国的使团，向一个对英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的民族出色地显示了英国的尊严，为未来奠定了获取巨大利益的基础，也为那位设计并执行了这一计划的政治家的才智增添了光彩。”
卞天官回到寓所，一身象散了骨架样，瘫倒在了床上，不防又见到了卞司成。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不在这里，还上潘家、卢家去不成。
你还有理。
没理，有筋，打断骨头连着筋。
你还来干什么？你感兴趣的番鬼佬都走了。
我只对我的先人感兴趣。
你不是说我卞家在十三行已后继无人了么？
这已经不是预言，而是事实。
鬼佬后来真的打了中国么？
这也有历史为证。恐怕，正是这次拜寿动的杀机。
可我们竭力款待了他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过去，我们把他们当野蛮人，而此刻，他们把我们当野蛮人。
有这个理么？我们给他们好吃好喝好招待，还夜夜笙歌，无微不至，他们反动了邪念。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人家说，中国已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等待开发的市场。
国已不国？凭什么这样说？
他们不是从北京沿大运河到了杭州，又从杭州走水路上了鄱阳湖，下赣江，再过梅岭，顺北江直下南都，这一路上，就得了这么个结论。
从北京到杭州，一路上风光无限，那么多富足的乡村，那么多繁华的城市．．．．．．这到了南都，更对我们赞不绝口，比他们强多了——这怎么反不成一个国家了呢？
人家不是这么看的，我记得他们一位哲人早些年就说过，中国“翻过来复过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
雄伟的废墟？
是呀，轻轻一推，就会土崩瓦解，然后他们就好来掘古董卖钱了。你要我再读一下他们留下的文字么？
读读吧。
马尔戛尼归国时，预言道：“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肃湾的航运。”可以说，他沿途已进行了军事的剌探，并非口出其不意狂言。
而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令周围的邻国见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象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卞天官木然了，半天，才说：
这么说，我们只是给他们来了一次展出，好让他们知道有什么好抢走，而我们则没有任何力量来阻止这番抢劫。我们把自己卖了，还帮着人家数钱。
历史不是那么简单．．．．．．也许人家一开始并没什么机心，还想把洋枪、蒸汽机什么的教给我们，还以为我们很强。
是很强，那么多银子都给我们了，我们不强，他们会给么？
只怕以后，他们又要抢回去了。
我们是公平交易换来的，他们凭什么抢？
后来的战争，叫鸦片战争。
鸦片么？这不是一种药么？朝廷如今是限量进口的。
这不仅仅是药。
我知道，有毒，一上瘾就下不来，就为这个打仗么？
他们大量倾销鸦片，白银倒流，这还不满足，就动枪炮了。
这太平盛世，你不要危言耸听。
是呀，两年后，乾隆爷退位，还搞了个千叟宴，全国请了一千个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多岁的老翁，为八十五岁的乾隆爷庆寿，这也只是太平盛世，方可办得了。
你连这个都知道，这我可是看得着的，骗不了我。
我不会骗你，我是你的后人，敢欺骗祖宗么？这可是中国人最不齿的大逆不道了。
史料有云：在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前后，这位盛世之君的乾隆爷，先后举行了两次“千叟宴”，一次是乾隆五十年，即1786年，于乾宁宫，一次便是乾隆六十年，即1796年于宁寿宫与皇极殿。“千叟宴”摆了五六百桌，全是山珍海味、名酒佳肴。应邀赴宴的花甲老人达5000多名，其中更有逾百岁的老翁，他们入席与皇帝共宴，皇帝更赐酒赐诗，高潮迭起。其时，乾隆爷也八十五岁高龄了，仍老当益壮，神采奕奕……卞天官说：
不管怎样，南都是“天子南库”，十三行富可敌国，这能改变得了么？我不能听信你。盛世毕竟是盛世。
可在人家眼中只是一个假象，是个赝品，赝世。
这么说，还有赝国了？
只怕南都，也成了赝城！
我不信！
卞天官大喝一声。
卞司成终于在病榻苏醒过来了。
“我这是在哪里了？”
“你这是在家里，病糊涂了。”夫人侍奉在一旁。
外边，歌舞升平，爵士乐、摇滚乐，还有流行音乐，都隐隐地从远处传了过来，若有若无，时断时续。
是的，南都当今，算是空前地繁荣，虽说还没过去有那么多的外国人，也没有个十三行。
方才当是南柯一梦。
可手边，却分明有一册《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橙红色的封面，是三联书店出版的，作者是佩雷菲特，由王国卿等人翻译，１９９３年版。是朋友介绍他读的，几年间，这本书在知识分子中流传颇广．．．．．．还有，祖上留一下份墨宝，写的是一首七律：
题梨花白燕图
满院梨花雪片铺。
恍疑身世在冰壶。
洗庄掠雨垂珠箔。
带日裁上云书图。
粉黛三千夸独立。
碧栏十二影同孤。
谁家玉树歌新曲。
得似昭阳姊妹无。
哪是真？哪是假？
真真假假，都烟消云散。
末了，卞司成只记得两个字——赝城。
赝城故事，当从这里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