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卞司成想起了一位女子。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不同的生活圈子。如今，各种各样的圈子很多，有如奥运会旗帜上的五环一样，环环相扣，各个圈子的色彩也不一样。譬如，从学历层次上，你可以拥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不同的学友圈子；在单位上，同事中有意气相投者；在社会上，更可以有牌友、棋友、钓友、文友、书友乃至于赌友的圈子。你可以在几个乃至十几个圈子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当然，有的圈子是你意识到的，有的圈你未必意识到，身在其中而昏昏然。
如今是信息时代，多元文化的社会，你甚至可以在网络中拥有你的圈子却与圈中人一个不识。不过，这位女性属于卞司成的那个圈子中人，而他也许属昏昏然之列。甚至是怎么认识她的，也无法回忆得起来。谈到的艺术技巧，大概她把握得相当成功。换句话说，她绝对不属于因“伊甸园”而引来的厉行、文帆之类的人物。多少可让卞司成心安一点。
一句话，她是一个非常善于把握自己的人。不过，她善于把握自己却表现于善于把握别人的上面。她总是定定地看住了你，没有丝毫的羞涩与扭捏，直到你回报以欣赏的目光。也许是这年代特有的一种折光。在这人人自失乃至自危，在权力与金钱的杠杆中丢失自我之际，相反催生了这一类对立物或“畸形的补充”。她的眼光仿佛在告诉你，你可以把一切交给她，包括一生，她都会给你设计好、安排好，有她这么一位女人便是一辈子的福音。不信么？你完全可以试试。
“当然我不可以试，我已是有妇之夫，而且几乎可以当她的父亲了。”
自然，她不属于卞司成的学生这个圈子中的，虽然她口口声声，非常虔诚地称卞司成为老师。她对老师是绝对地尊重的，用她的话来说，是老师塑造了她。
她很坦然地对卞司成讲起过“从前”。她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是班干部，一直当到高中毕业，没上大学，因为居委会恰好有个招工指标，她作为高中生中的佼佼者，很快便被录取了，在一个企业里当团的干部，照旧是自小学到中学里担任过的角色。她说她帮助过很多的同学，有小学的，也有中学的；有男同学，也有女同学；有成绩差的，也有品行不好的；有生活困难的，也有花花公子……按她的说法，没有一个不成功的，如今一见到她，都很是感激，少不了要拉她到酒楼去“撮”上一顿。
这么一说，人们会以为她属于那种“政工干部”或“思想工作者”，这却大错特错了，她很活跃，能歌善舞，自然，更善解人意，到哪都会自然成为中心，有如众星拱月。哪怕在卡拉OK厅，她一上场，全场便会围着她转了。她会让年纪大的唱上几句粤曲，有板有眼；也会让年轻的来上几首流行歌曲，哀艳感人。当然，陪老人唱粤曲她身体力行；而和年轻人唱时，她的迪士高也会跳得如痴如醉——她就这样在把握别人时把握自己。
她是个面色红润、充满生活气息的女孩，如果要挑剔的话，那就是颧骨略有些偏高，不过，这都会恰到好处突出她两颧的红晕，更显得朝气勃勃。她绝少施以粉黛，以天然为美。眼白还稍有点发蓝，有一种婴儿般的赤忱，但眼神总是显得很坚定不移，颇为自信。庄重，但不死板；敏锐，却决不尖刻……有时，你会觉得这几乎是一尊女神，一个可以掌握他人与自己命运的女神。
她的名字不时出现在报刊上，那经常是谈企业的青年工作或娱乐活动——卞司成想，在这个圈子里，她大概可以算得上一个名人了，她拥有在这个圈子里所需要的一切天份，这也许正是自小学到中学的老师所培养出来的。
在卞司成的心目中，她始终是那种“排排坐，吃果果”，给“你一个，他一个”的大娃娃，扮得俨然，更十分投入与认真，让任何人都不能提出异议。她生活在自造的氛围中且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有时，卞司成会冷冷地，并稍有点心疼地这么想。可过后便忘记了。
直到她给以卞司成最深刻的印象之际，她已经在法庭上了。
谢天谢地，不是被告。也不是原告。只是在证人席上。
她是一桩可能是杀人案、也可能是一次无责任事故——二者必居其一的证人。而且是最关键的证人。
卞司成是无意中被一位法律界的朋友——他只属于卞司成当律师的夫人的圈子中人——拉到了这次开庭的旁听席上，纯粹是应付加上几分好奇，却没料到遇到了她。
她也发现了卞司成。
她开始似乎是暗暗有点吃惊，移开了视线，但过了一阵，又恢复了那种坦然的目光，对准卞司成。
也许，卞司成不该出现在这一场合，从此留下了无尽无止的……罗嗦或纠葛。
她还是那种偏短的，近乎男孩子的发型，这使人显得很有精神，且有几分精明，但这并不能说她失去了女性特征，况且这已不是一个凭发型来确定人的性别的时代了，眼眉弯弯的，总带有几分妩媚，嘴唇轻抿，娇嗔中不失坚定，还是那红润脸颊，似乎永远沉浸在一种理想或献身的激情之中，就算站在证人席上也是如此——这近乎“西化”了，把作证当作一种神圣的责任，不象中国人那样，这也好，历史在进步，是吗？
案件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当证人，对这位女性而言，就如她的天性，应当是不会拒绝的，这也是一项公益，或说是职责。所以，当叫到她的名字，她是非常及时地，快步地走上了证人席。
她的名字叫张慧仪。一个南方人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名字。
坦率地说，也就是这次开庭，卞司成才把她的人与名字对上号，这人才在他的记忆存档里变得丰满起来，是圆形人物而非扁型人物了。认识她的模样已多时了——这样一个形象的女性不可能不给你留下印象，而报纸上关于张慧仪的年轻人工作的业绩的报道之多，在今日也属不多见，对卞司成也颇有印象。就在这一刻，两相一结合，便形成具像了，不可磨灭了。
她站在那。此刻，目光沉着地对着法官。
证词很简单：
“拖拉机的拖车后轮，将一位骑单车的女子带了进去，当场摔倒在地，我是最早扑上去，想救人的，但那女子后脑撞在路边的石头上，已经不行了……”
后轮撞上人，司机自然是没有责任的。
可法庭上并不简单：
“有人看见，拖拉机越过这女子后，车头猛地右拐了一下，致使拖车撞上了路边骑车的女子，你是否也看见？”原告方提出。
“车头是右拐了一下，是闪避迎面来的另一位骑车人。”
“这么说，那人骑车已偏了边？”
“是的。”
“这个人你看清了么？”
“当时首要是救人。”
“这么说，没看清楚。”
“当然。”
“有没有这个人，也不能肯定。”
结果，被告律师提出抗议，说是诱供，抗议有效，也就不用她回答这个问题。当然，那个人不曾到法庭上来作证——无论人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反正他不会出现，也无从查找。人都是惧祸的，自己闯了祸，还不赶紧躲开，还来充“大头佛”实在是太罕有了。法庭恐怕也很难找出这个人，也无法让张慧仪认出这个人，看见车头右拐的另一位证人，位置要比她远得多。
那人当然是死者的朋友，骑车跟在后边。更无法看到车头前出现过的人。
法庭很快结案了。
司机自然是没有责任的，一是后轮，而且是拖车的后轮撞人，一般都没有责任；二是为了闪避前边的骑车人，避免了另一桩事故。要是在国外，要司机没责任，人家掉头就走了，分文无有。但在中国这么个德治的国家，却不会了结得那么干净利索，毕竟是压死了人，良心受谴责，于是，司机所在的单位赔了一万元，司机本身据说也掏了一万元，虽说被告一再不依不饶，还要告，但目的恐怕不是追究罪责，而是索要更高的赔偿。人没了，再不趁机多捞一点钱，还能有什么补偿。最后，单位出到了两万，司机本人也承诺再加一些，也就罢休了。当然，拖拉机也是买了保险的，保险公司也不能不破费一点。索赔时，卞司成只是为那位死于无辜的女孩子感到伤心。一条命，可以这么讨价还价的么？
本来，法庭已经是多管闲事了，也无权裁决赔偿金的问题。这只是良心债，事后私下去解决才对，充分的公正？
当走出法庭时，张慧仪追了上来，叫了卞司成一声老师，同他并肩走了。显然，她是一个人来这里的，没有同伴。
“看来，亲属要打这场官司，已不在一条命上，要的是钱。其实，大可不必打呀！”卞司成这么对她说，“打了让人恶心。”
她看了卞司成一眼，说：“我看，双方都希望打。一方为了清白，有个法庭的结论，另一方嘛，你已经说了，命已经是争不回了的。”
她仿佛话中有话。
“怎么碰上你了？”
“我当时去救了人，离得最近。”
“那个惹祸的人跑了？”
“我管得到那么多？救人要紧。”
“他至少要在这里作一个证。”
“他一承担责任，人家就要索赔了。车头一拐，没法看清。”
听她这么一说。卞司成吃了一惊：“这么说，你觉得那人逃跑也对么？”
“人家抓住车头一拐做文章，还不是想赔得多一点。现在已经如愿以偿了，还去穷追车头前的人干什么？”她淡淡地说，“以和为贵，稳定为上。”
“不管怎样，车头前边偏道了的那个人应当承担责任，至少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卞司成叹了口气，“道德法庭总归是得上的，怎么能轻轻巧巧地溜掉了呢……这年头，人的道德观念是愈来愈淡漠了，在这性命攸关的大事上也如此不讲道德……”
也许卞司成激愤的抨击引起了对方的不安，她颇有点意外地打断了卞司成的话：“老师，也许并没有这么一个人呢？”
卞司成更是大吃一惊：“你说什么？”
“我说，也许并没有这么一个人。”她很肯定地重复了刚才那句话。
一下子，卞司成的思路全打乱了：怎么，要没这个人……车头是怎么拐的……又怎么压了人……你……你……出来作证，又……为的……什么……一连串的逻辑性的或非逻辑的问题全冒了出来，不知问哪一个的好，而问题最终却导致了一个最可怕的问题——这都不敢明确地提出来，只能埋在心底。
她见卞司成愕然的样子，顿了一阵，方才提出：“你现在有空吗？我想找个人说说一些藏在心底的话……”
“我？”
“我知道，你不仅仅是教授，还是艺术家，建筑艺术家，知人论世，毕竟比我们高出一筹，而且见过世面，你出访欧美的文章，我一篇不拉都读到了——在认识你之后。”
卞司成没有推脱的余地，这番话说得那么坚定不移又那么的恳切。
好在他至少还有点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