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怕乡亲盲目羡慕的眼神》对回家农民工凄凉而无奈心态的细致描摹，是用了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回到剪断过脐带的地方》表达对死亡农民工的深刻痛惜，则运用了大量的想象与联想。表现手法的多样并没有妨碍车延高对生活本质的把握，面对复杂多变的生活，他总是善于从现实的某个瞬间切入，通过一个极小的横切面来表现生活的沉重与悲凉。
《还是熬几年吧》就显得尤为典型。在这首诗里，车延高完全进入农民工的内心，用朴素而准确的语言，展示了农民工复杂而隐秘的内心波澜。对于农民工的艰难生活，诗人并没有直接的去表现，而是选取了一个意外事故，一个特殊的瞬间——从脚手架跌落下来。诗人捕捉到了农民工从脚手架掉落后的一系列动作：“翻身坐起，抻了抻旧西服和冰冷的惊恐／就势跪下，朝家乡的方向／给天地和祖宗磕了三个头”，这一细节让我们看到了农民工的纯朴与感恩；诗人准确地把握了农民工无奈而酸楚的心态：“突然感觉活着就很满足了／城市户口，房子都不重要／心里一热，想扯嗓子对她喊／不干了，咱们回去结婚／就种那五亩三分田／没喊出来／娶她的钱还没有攒够／还是熬几年吧，把钱挣足了／风风光光地娶她。”艺术的魅力正是产生于这种看似平凡却深刻打动我们的瞬间——“还是熬几年吧”，这是一个农民工的真实心声，它包含了一些无奈，又蕴藏着几缕希望。这种弱者在社会混乱脚步踩踏下的无声辗转，远比诗人站出来愤然抗议有艺术感染力，因为它不事张扬地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的拒绝与批评。
捕捉各种刹那间的感受和思索，并用最准确的语言生动地传达出来。譬如，《那个洗衣服的人呢》写了一位美丽女性的死，但诗人并没有过多地强调自己多么伤悲，而是说：“一塘的水都在哭／我也在人群里哭／我觉得村子又可怜了／从此丢了一个漂亮的姐姐。”这种儿童稚嫩而单纯的伤悲，深深打动了读者。
车延高的诗，题材广泛，艺术手法比较多样化，语言表达也经常变换。但总体上看，他的诗是贴近生活，贴进乡土，描摹底层人民的生计和心灵，批判都市文明对人们精神的残害，语言和感情都比较明白易懂，容易引起读者共鸣。但也由于其明白易懂的语言和艺术特点，有时在追求词性活用、别致表达时分寸感、精确度尚可推敲。
4.“羊羔体”：一个文学的、非文学的事件
2010年10月19日晚上7点，“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湖北诗人车延高的诗歌《向往温暖》获优秀诗歌奖。车延高对获得鲁迅文学奖的感受是：“我作为公务人员，能够获得鲁迅文学奖，我觉得是社会对公务人员热爱文化，学习文化，支持文化给予的鼓励。每个人都有热爱文化的权利，公务人员既要不断增强执政能力，也要练就一定的执笔能力。”
这本是湖北文坛的喜事，然而却成了一个文学的、非文学的事件，一个诗歌的、非诗歌的话题，并被媒体列为2010十大文化事件之一。
当天夜里，一位名叫“陈维建”的人便在其新浪微博中发表一则名为《“梨花体”后“羊羔体”？》的短文。把车延高诗《徐帆》中的片断摘引出来，又作微博名曰《车延高的“羊羔体”诗会红》。此后，“羊羔体”一词不胫而走。“羊羔体”的叫法来源于车延高的名字。“羊羔”为“延高”二字的谐音。因其写的诗获得鲁迅文学奖，而备受争议。因此网友戏称其诗为羊羔体，即延高体。
“羊羔体”为人诟病在于它属“口水诗”。通篇大白话，以回车键分行而为诗。“羊羔体”跟四年前的“梨花体”一样，甚至可以说，都是被媒体制造、网友恶搞出来的“诗歌事件”。从诗坛内部论争的激烈程度及所引起的社会反响的广泛性来看，都是新世纪诗坛值得关注的“新变”问题：走下圣坛的诗歌的窘境。
2006年9月中旬，女诗人赵丽华前几年写成的一些完全口语化的诗歌旧作被人放到了网上，迅速被众多网站转贴，遭到众多网友嘲笑，他们讽刺性的将赵丽华的这些纯口语化诗歌命名为“梨花体”诗，并纷纷模仿以示讥讽和轻蔑之情。其中不少对诗歌既无兴趣又无修养的网友“恶搞”赵丽华的纯口语化诗歌。有些网站竟推出仿制赵丽华诗歌的“做诗软件”。各式各样的“软件诗歌”在几天时间里数量竟达到几十万首。网民们由对“梨花体”的“恶搞”，发展到对于现代诗的整体性“恶搞”，引起了诗歌界、文学艺术界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和激烈论争。有人宣称“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现代诗这种体裁也是没有意义”。社会外界凭借“梨花体”诗对于当代诗歌的整体性否定态度，其实深刻地显示出大众对于现代诗的误解与冷漠，象征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迄今当代诗歌在大众文化时代所必然遭遇的边缘化命运。
在诗歌界内部，围绕着赵丽华带有探索性与游戏性意味的纯口语化诗歌，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与评价。部分诗人认为赵丽华的这些纯口语化诗歌只是一种无聊的、放弃诗歌写作难度的文字游戏，另一部分诗人则认为赵丽华的这些纯口语化诗歌显示出作者不断探索、不断追求诗歌活力与亲和力的艺术勇气。对赵丽华纯口语化诗歌的论争在超越诗歌界的广阔社会范围内进行，表明了全社会对于现代诗及现代诗命运的高度关注，从中既展示了大众与诗人、诗人与诗人之间诗歌美学趣味的分歧，也触及到了现代诗的困境与出路等一系列迫切的现实性命题，“赵丽华诗歌事件”的诗学意义与社会意义无疑是重大而深远的。
有诗集《行走》初选入围本届鲁迅文学奖的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吴元成说：“但仅从其写演员徐帆、谢芳、刘亦菲的三首作品来看，当属于较低层次写作。‘羊羔体’被质疑也就可以‘理解’了。”
“进一步说，‘羊羔体’的出现与诗歌底线一再降低和诗歌内部缺乏纠偏力量有关。白话不是诗歌，诗歌也不是‘回车键’的产物，而正是诗歌底线被当今的许多诗人随意逾越，才导致了当今诗歌愈益庸俗化和粗鄙化。……我们可以说，在对‘羊羔体’关注之下，隐藏着社会对更为健康与合理的诗歌状况的呼唤和诉求，显示了一定的反抗性，固然其中有恶作剧和跟风的成分，但出发点并没有太大问题。”
车延高的《徐帆》等被名之为“羊羔体”的诗，确有过于直白、口语化之嫌。“羊羔体”和“梨花体”都有着过于浅显、随意的共性。这对于长期视诗歌为最纯粹最精致的语言艺术的读者来说，审美跨度太大、审美难度降低。在这个“话语狂欢”的网络时代，一向高雅的诗坛冒出这样一些“大白话”，网友借机对“梨花体”、“羊羔体”的调侃，当然也有游戏的成分，但也有对无意义、简单化、口水化诗歌的不满。
但车延高也有被误会的成分。
一、最先被名之为“羊羔体”的被始作俑者《徐帆》一诗不是全诗，而只是部分，被“以偏概全”了。“这是一场误会。网友把我给当地的一本通俗类的刊物《大武汉》杂志写的一组诗放到了网上，引发了大家对于我的作品文学水准的质疑。事实上，网上的诗作也只体现了我全诗的一部分。因为微博有140字的字数限制，因此，只上了我37行诗句中的8行。”
二、“羊羔体”是实验体，并不代表车延高的诗都是口水诗。《徐帆》这首诗是他为《大武汉》杂志专栏里写的一系列诗中的一首，一共三首，写武汉的三个演员：徐帆，谢芳，刘亦菲。车延高说，这三首诗他用的白话手法，力求零度抒情，不带有个人感情，通过自然描写，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拉近她们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这三首诗是我写作中的一种尝试，我觉得文学作品要在文艺上做各个方面的尝试和探索。”“‘羊羔体’是网民对我名字的一种谐音，叫起来比较顺口，也没有恶意。如果因此而使大家可以记住我的诗歌，在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我觉得挺正常，也是挺有趣的事儿。但‘羊羔体’这3个字无法概括我诗歌的全部风格。”
车延高的自我辩护是有理有节的。一个人有探索各种写法的权利。有人从车延高诗的整体水平上进行的辩护，认为网友以“羊羔体”诗歌来嘲讽诗歌和评奖活动，是有误解的成分的。用二三首水平不高的诗来代替诗人的整体作品，那是对诗人的不公平。也是很有力的：“仅从文学的角度观察，车延高的诗歌并非没有水平，从《今年的槐花那么好》、《老纺车》、《麦垛是一栋新房》、《黄土上面的黄土》以及《那个洗衣服的人呢？》等这些作品，就可以看出作者应该是一个热爱生活、深爱乡土的人。总体而言，车延高诗集的整体水准，并非网友质疑的那么低劣。”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获得者郑彦英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一个诗人一辈子要写很多首诗，不可能首首都精彩，《徐帆》这首诗不代表他的诗歌水平。如果拿诗集中的作品来质疑，可以说说，如果他诗集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水货，那得奖就可以商榷”。
我同意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崎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的看法：“车延高获奖的是一个诗集，里面大部分作品都有很高水准，即使有几篇内容一般也很正常，不能要求篇篇佳作。”没有哪一个运动员每一场比赛都能最佳发挥、都能夺冠，没有哪一个教师每节课都讲得精彩，没有哪一个诗人的每一首都是好诗，哪怕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有的诗人既有他擅长的成型的写法并为人称道，也有别出心裁的尝试之作而引起争议，这在中外诗歌史上屡见不鲜。车延高这几首咏大众熟识的女明星的诗，用大众化的口语写作，且是应大众化杂志的邀约而写，岀于照顾读者趣味的考虑，所以有了这种尝试，对此应有充分的理解、宽容之同情。
三、“羊羔体”与获奖无关。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的是2007年到2009年度的作品，而《徐帆》这首诗见于车延高博客的时间为2010年9月。获奖诗集《向往温暖》中也没有收录这个作品。从这个角度而言，以“羊羔体”迁怒鲁迅文学奖、质疑鲁迅文学奖的权威性、公正性，有人是误解，有人是借题发挥。
对公众的误解，车延高是可以而且应当澄清的，但公众也有权利借题发挥。“羊羔体”被恶搞与作者的官员身份且刚获中国文学的最高奖相关，所以这一发挥，就发挥成了一个非文学的事件。
一、官员与明星。
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文化精神产品也成了消费品，各类明星取代了各种专家，占据着各类传媒，球星生女、影星走光的报道铺天盖地，多少有些失位失品。娱乐八卦新闻一方面吸引着大众的眼球，另一方面又引起人们的反感。在比较正统的观念看来，商人捧艺人是常态、官员与艺人还是有点距离为好。也许车延高不认为自己是高官、也许他有意低调平视、也许他应杂志约急稿考虑不细致，他写了几个明星、女明星，而且有意尝试用家长里短的口吻，在明星够火够红的时候，是不是有必要再添把火？你不仅是个诗人，还是个官员诗人，我个人认为，在艺人面前，哪怕穷酸，诗人还是应当矜持一些为好。
高蹈的诗人不该随便夸饰艺人。
二、官员与获奖。
车延高的诗歌之所以在网络上受到质疑，可能与他的身份有关，官员得奖容易成为靶子。最初人们对“羊羔体”的评论仅限于诗歌本身。继而，人们的评论从诗歌延伸到了“鲁迅文学奖”及其评审。有人认为这是否为中国文学官派化的又一标志，有网友据此认为“鲁迅文学奖可以休矣”，并为中国诗歌的未来感到担忧。网友“谭飞”在微博上说，《徐帆》简直不忍卒读！这样的人得了鲁迅文学奖，估计得把鲁迅气死、羞死，把赵丽华笑死。有网友认为，“羊羔体”获奖，是“中国文学的悲哀，诗歌的堕落，鲁迅的耻辱”。
但也有网友认为：“他是官员里面诗写得最好的，也是诗人里面官做得最大的……”“多几个好官员写诗，让他们心存诗意，是中国文学和诗歌之幸事，是一个民族之幸事！认真读了几首，诗中有真情，足矣！”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马新朝认为车延高的诗在官员诗人中是比较优秀的。他的诗歌从内心出发来表现生活，还有一些探索的成分，不像一些官员的诗歌都是颂歌体。
对于网民通过这种命名的方式开启了对鲁迅文学奖评奖的全民化质疑运动。有圈内人士的看法是：“质疑是好事，可以对诗歌创作起到推动作用。诗歌组的评委都是诗人或诗歌评论家，他们对诗歌的审美水平应该比一般人高一些，评选是无记名投票的，应该相信他们对文学的认同感和文学良知。”
针对官员获奖的质疑，车延高的回应体现了一个官员兼诗人的开阔胸襟和政治水平。他认为，官员具有诗人情怀不是坏事，诗人讲究真情流露，需要深入百姓，才能把真情赋予讴歌的对象。从这一点来讲，官员既要有执政能力，也要有执笔能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钱权交易、钱利交换的现象和问题。大家对他这种身份与这次获奖有没有关系产生质疑，他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于腐败问题的仇视和对权钱交易的憎恨。“大家对我这种身份与这次获奖有没有关系产生质疑，不仅仅是在质疑我个人，更多的是体现了公众对于整个社会环境如何净化，如何使一些问题在处置的过程中更加阳光化的一种期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质疑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社会现象。”
有人认为，“羊羔体”事件，反映了民众对官本位传统阴影下的当代中国的官场怀疑敌对情绪和廉政诉求，车延高有如一只撞在枪口上的“羊羔”。对鲁迅文学奖评审的权威性、公正性的质疑也好，对获奖者的官员身份的质疑也好，都反映了这个不信任的时代的精神症候。作为该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委，我虽未参加诗歌奖评选，但各文体的评审规则是统一的，从程序角度而言，评审是公正的。至于评奖的权威性，对文学艺术这类精神产品，见仁见智，有一些争议属正常现象。我个人认为，车延高诗歌的整体水平是较高的，他获奖实至名归，理直气壮。但意外的是，他在不恰当的时间在博客上发了几首“实验诗”，被怀疑一切、质疑一切者揪住了辫子，成了这个“仇富”、“仇官”时代情绪的牺牲品、替罪羊。
新世纪中国诗坛事件多多，纷争不断，湖北诗人一直置身事外、默默写作。“羊羔体”之于当事人车延高、之于湖北诗坛，如此轰动，是个意外事件，之于中国诗坛和中国世情，却不意外。它包含着种种诗歌的、文学的、社情的诸多元素，因而，“羊羔体”更是一个社会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