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难忘的老照片
【雷于怀】
1964年的元旦将是我们在昙华林四年生活中的最后一个元旦。年级的干部发起主办元旦文艺晚会，而且提出要比往届办得更好。文娱委员从年级领回任务，找大家一商量，都说班上不仅要出一个节目，而且要在年级唱压台戏。年级的头头、党支部书记吴传绍在我班上。他亲自挂帅，要求党员带头，团支部加强领导，全班同学积极参加，点到谁谁就上，没有价钱讲。搞个什么节目呢？几个骨干分子在一起商量，大家说：我们的生活好起来了，这首先要感谢毛主席。来一个《各族人民歌颂毛主席大联唱》吧！并决定选五、六首歌曲，中间用诗朗诵串起来。朗诵诗好说，严家容、万慕慧和我都可以动手；选歌曲、定演员、当导演的任务就交给彭祖瑞，他是班上的文艺天才。为了保证质量，还从中南民族学院请来两位少数民族女同学当指导。那一段时间，只要没有课，大家就凑在一起，练唱歌、练跳舞、练配乐、练朗诵，热热闹闹、打打笑笑，忙个不停，也乐个不停。我除了拉二胡外，彭祖瑞还硬拉我当伴舞的群众演员。我压根就没跳过舞，他就在一旁耐心地教。就为那扬扬手、踮踮脚一两个简单的舞蹈动作，逼我反复练了好几个下午。
演出是在1963年的12月31日晚上。那天，礼堂里坐得满满的，有2000来人。中文系的同学都来了，同住昙华林的历史系同学也来了，还来了不少兄弟院校的同学。我班的节目时间最长，形式也多样，有歌有舞有朗诵，有独唱合唱二重唱，有边唱边舞还有主唱配伴舞，因此被安排在最后，作为压台戏。演出时，台下掌声一阵接一阵。不仅没人退场，而且人越聚越多，礼堂坐满了人，后场和通道也站满了人，挤得水泄不通。那个风头啊，真叫我们班出尽了。时至如今，我的眼前还经常闪现出当时热闹的场景，严家容、万慕慧的诗朗诵，石尚文、周大芬的男女声二重唱，至今还有余音在我耳边萦绕。记得派群众演员角色时，彭祖瑞见我长得矮墩墩、胖乎乎的，要我扮成少数民族鄂伦春人。鄂伦春人以狩猎为生，身上常穿着兽皮制作的衣裳。到哪里去弄这样的服装呢？彭祖瑞不知从谁那里借来一件羊皮上衣。翻过来，羊毛露在外面，套在身上，倒也像那么一回事。
演出结束后，尽管肚子饿了，又没有夜宵吃，但大家依然兴致未了。不知谁说了一句：“去照个相吧！”同学们都叫“好”！于是，妆也不卸，互相簇拥着，边说边笑，来到胭脂路口、蛇山脚下一家小照相馆。已过深夜十二点，照相馆关门了。在不知不觉中，时间老人已把我们带进了新的一年。大家更加兴奋，互相祝贺“新年好！”同时，不停地拍打着照相馆的大门。老板惊慌地答应着，急忙披衣开门，看到我们这副模样，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待我们说明原委，他这才换过一脸笑容，把我们让进店里，连声说“好，好，好！”
就是这样，我们在1964年元月1日凌晨1时左右，留下了一张化了妆的集体照。照片上题有几个字：“各族人民歌颂毛主席——605班、64元旦”。在这张照片上，除去请来的中南民族学院两位女同学外，共有班上同学26人，占全班人数的60％以上。仅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看出这次演出活动动员面之广，参加的同学之多。这张照片，虽然是一张普普通通的黑白照，但它确是一张十分难得、十分珍贵的照片。它真实地记录了我们当年的大学生活，记录了那一次难以忘记的演出，记录了同学之间真挚的友谊，更记录了我们这一代人当年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热爱之情。
可惜的是，我当时因为经济困难，没有钱洗一张这幅珍贵的照片。参加工作后，洗相的钱有了，我几次找有关同学，但都说不清底片已经传到谁的手上去了。这就更加加深了我对这张照片的思念。
2003年10月8日，华中师范学院（已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举行百年校庆。留在母校当老师的彭爱华、徐济明、邱铸昌、李松林以及在武汉的吴传绍、石尚文等同学发起，邀约本年级的同学于10月6日回到母校聚会。我也从黄州赶去了。进会场一看，一个个竟都是老爹爹、老婆婆，再也找不出当年风华正茂的气象了。班上的同学，有好几位是毕业以来一直未见过面的，不是旁人介绍，真叫不出姓名来。正在这时，吴传绍拿出了一张老照片，也就是我追寻多年而又一直没有得到的那张演出后的集体照。39年了，照片保存得还是那么完好、洁净，照片上每个同学的影相还是那么清晰、生动。同学们争相传看，指点着、惊呼着：“这是XX”，“这是XXX”。
这次聚会后，张美君同学为我翻拍洗印了这张老照片。我将它珍藏在身边，闲暇静坐之时拿出来，对着一个个的影相，默默地叨念着：“XX同学，你现在在哪里，你还好吗？”
回首那年入团时
【陈福章】
我是华师中文系毕业那一年入团的。提起这事，我被初二就解决了团组织问题的儿子好生奚落过一通：都快到退团年龄了，还入团，真是睡醒了！
其实，我醒得不算晚。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小学入队、中学入团，似乎是一个青少年进步的标志。
1958年，我上高中，正逢全民大办钢铁，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满怀热情，写过一份入团申请书，但久无回音。后来，我从团支部书记的一次个别谈话中得知原因：你祖父过去参加革命开小差，脱离了队伍。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接受组织考验。
祖父的历史问题我是知道的，以前政审向组织交代过。他已去世多年，我该怎样和他划清界限，接受组织考验呢？看看周围，我发现，政治上求进步的，多是一些根红苗正的人，像我这样，长辈有历史问题、家庭出身不很好的，充其量不过是统战团结对象而已，别想政治上有何奢望。
从此，我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直到入华师中文系学习，再也没提入团的事。我不敢接近团员，不愿三天两头做思想汇报，表示积极靠拢组织，我怕别人怀疑我的入团动机，又挑起不愉快的回忆。我将自己的心锁进书本里，把不便向外人吐露的苦衷写在日记中……读书，使我认识了鲁迅，并结交了几位同样爱读鲁迅的知心朋友。
大学期间是一个做梦的季节，华师中文系所在地昙华林更是一个给人带来温馨的梦的地方。闲暇，我们常常漫步在校园的林荫小道上，或坐在操场草坪上，面对朝晖夕照中的文华楼，海阔天空，编织属于自己的文学梦……“苍松超拔治学开始，艺苑齐放来日方长。”
“贺君二十一，掘起青云志。他日百花坛，异葩放新枝。”
这是1963年，两位挚友李汉元和王继超在给我的生日礼物——一本《江山多娇游记选集》中题写的对联、诗词。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文学社团专刊贴满文华楼院内墙壁时，我们6102班的《树人》社也应运而生，参与“今日百花坛”的争奇斗艳。可是不久，不知哪个兄弟文学社团的园地冒出引起争议的“异葩”。“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一阵风雨过后，生机勃勃的文学苗圃里一现的昙花就此凋零，不复再现。
一时间，我很郁闷。耳畔长鸣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警钟，心里仍回荡着“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名言，心里纠结着。我不能不承认，我对越来越多的政治学习感到厌倦，而我在小组会上的忆苦思甜也句句是真……隐隐之中，我感觉，有人在关注我，在伸手悄悄地帮我。很快，我的感觉得以证实。
一个周末，买晚饭时，临到窗口，我发现菜金不够，很是尴尬。这时，后面一人伸手帮我递交了菜金。我感谢的话没出口，扭头一看，是卢淑琴。她冲我笑笑，催我：走、走、走，吃了出去转一转。
卢淑琴是我的同班同学，来自革命老区麻城，共青团员，为人朴实，热心快肠。平时，哪个男同学衣服破了、扣子掉了，她会主动帮忙补补、钉钉。在一些同学眼中，她像邻家的大姐。
今天，大姐的举动有些异常，像有什么要事找我。果然，不出所料，她的谈话，看似随意，却很“正式”：问我近来的心情、问我家庭的情况、还问我写没写入团申请书。
在这位团员大姐面前，我不会设防。我将积在心底的困惑、疑虑一股脑儿抖出来，并不怕被揪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我只是不明白：这多年了，我早已忘记写入团申请的事，怎么现在又被提起？这次不是“我要写”，而是“要我写”（当然，我是愿意写的。毕竟，那是与我青春结伴而来的一个未实现的梦）。后来，听说，上面有指示，要扩大教育面，广泛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于是，我这样的“团结对象”自然成为“教育面”的幸运儿。还值得庆幸的是，负责“帮”我的正是团员大姐卢淑琴。
卢淑琴平时不太爱说话，说话也是轻言细语，但往往一语破的，切中要害。那一次饭后谈心，她帮我分析高中阶段写入团申请书后的思想情绪，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对“组织考验”可能理解有误，过于敏感。组织考验是要考查检验你的信念和信心是否坚定。一句话就把你吓跑了，能说明有坚定的信念和信心吗？要求组织相信自己是应该的，自己更应该相信组织，这是关键。否则，还误以为组织对自己关上大门，其实是自己没向组织敞开心扉。敞开心扉，不是三天两天汇报思想搞形式主义，而是认认真真言必信，行必果。
这些话听起来好像是政治说教，可句句入耳，让人脸上热辣辣、心里热乎乎，着实催人奋进。而卢淑琴一些看似漫不经意的点拨式谈话更令人难以忘怀。
那是1963年国庆前一天下午，卢淑琴在图书馆借书，碰见我，随口一问：“明天怎么安排？”
“看看书。”我随口一答。
“老看书？过节也不放松一下？”她笑笑，话题一转，“下笔如有神，不能只记住读万卷书，忘了行万里路啊！”
“现在哪里去行？”我不解地问。
“车上行啊！”她好像早已安排好了，解释说，“明晚乘电车——武汉三镇行。行不行？”
原来，她与蒋正英同学约好，明晚乘一路电车，一边学雷锋、做好事，一边观赏江城节日夜景。现在，约我加入她俩的“行程”。
事后想起来，真是不虚此“行”：我将这次国庆之夜的所见所闻写在日记里，还将其中的一些素材用进了一篇《三人行》的文章中。
有一次，我对卢淑琴开玩笑说：“你是不是与我一帮一、一对红啊？”她笑道：“是啊，你帮我专、我帮你红，不好吗？”
“哪里、哪里，”我连连摆手，“我一不专、二不红……”
“正要通知你，下一次团员学习生活会，讨论红专关系问题，请你列席！”卢淑琴一脸正经，“地点在蛇山，时间下周六。”
卢淑琴说的不是玩笑话。周六那天下午，我和另外两位团外青年应邀跟团员们一起上蛇山。
到了山上，我们三个列席代表不好意思向前凑，就在外围坐下听团员们讨论红与专的问题。我听着听着，忽然想起周氏俩兄弟周树人与周作人所走的不同道路。前者，“星斗其文、赤子其心”；后者，文坛巨擘，当过汉奸。若以红专、白专而论，兄弟俩可谓两类不同的标杆。
回校路上，我将这个想法说与卢淑琴听，她没正面作答，只说，鲁迅不是共产党员。我说，他组织上没入党，思想上已入党。随后，拿她的话说事：你不是说，入团，重要的是思想上入团么？她笑我爱钻牛角尖，十足的书生气！
1963年至1964年，中文系师生先后到黄陂和孝感两地参加“社教”和“四清”运动，在农村滚了一年多，带回一身泥土气。一次，年级举行文艺汇演，我破天荒登上舞台，和班上的七位男女同学一起，自编自导自演了民歌表演，唱《打草积肥》和《养鸡养鸭好处多》，演出获得成功，有人赋诗赞曰：“一月排练实认真，节目新颖压三军！”那几天，卢淑琴见到我，总是笑呵呵的，我知道她为什么高兴。
1965年的5月4日，是我在华师读书度过的最后一个青年节。这一天，团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团问题。我的入团介绍人卢淑琴在谈到我近两年的变化时，还提到那一次舞台上的演出……这次会议，我在场。我听到的有鼓励，更有鞭策，包括一些一时难以接受的尖锐批评，脸上一直热辣辣的。好在会前，卢淑琴已给我打过招呼：好好听着、记着，这是难得的一课。
是的，在我不久就登上社会大舞台之前，在华师，团组织给我上了一堂重要的人生指南课。
光阴荏苒，转眼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卢淑琴同学也已作古。当我回忆这段往事，提笔写下“回首那年入团时”，心中像翻倒五味瓶……（陈福章，1961年入中文系。曾任咸宁市教委副主任）
太阳花儿开
【匡乐卿】
在昙华林里有一座高楼，巍峨而古朴，名曰“文华楼”，那里是大学生们学习和生活的地方。
在楼的下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坛。花坛的土壤是建筑用剩下的细碎砂石填充而成，并不肥沃。然而，每到夏天盛开着一种小花，有红的、黄的、白的，名叫太阳花。它不用特别的栽培和管理，不用专门浇水，只要有不期而至的雨水就行。也不用施肥，能随遇而活。每到夏天，迎着骄阳就能绵延数月，盛开不辍。太阳花这样一种花，当然名不见经传，也不见诸文人的笔端。然而，我喜欢，非常喜欢。
王京坐在花坛的边沿上，静静地欣赏着太阳花。她毕业了，即将离开学习和生活了四年的校园，不禁心潮澎湃。四年来，生活虽然平凡，但也充满了令人魂牵梦绕的回忆，反右、教育改革、大办钢铁、修筑汉丹铁路等，这一切，她都参加了。她做得那么认真、那么投入、那么给力。从未曾想过，这些活动是否可以开展得更科学更完善一些。她只知道要做好，做得好上加好。记得在修筑汉丹铁路的工地上，她与男同学们比赛，挑起土来多装快跑，健步如飞，夜以继日地干。她写了一篇通讯，题目叫“月亮升起来了”，写的是同学们苦干了一天，天黑看不见了，就让大家躺下休息一下，派一个同学在路基上看守，一见月亮升起就敲锣叫醒大家继续干。这篇稿子发表在当时的《光明日报》上。
当然，当时的大学生活也不都只有艰辛，也有浪漫和欢乐。记得每到周末，夏雨田、戴安康二位同学都要在阶梯教室里说相声（那时中文系在桂子山校区上课，还没有搬到昙华林），说学逗唱，引得大家笑声连连（两位均已作古，愿他俩也给天国带去欢笑）。
更有意思的是，在临近毕业的时候，王京收到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是一位年轻的老师亲手交给她的。信中的语言只有一个中文系的教师才可能有的华美。大意是：亲，留下来吧，让我们一起飞！她非常明白，留下来意味着什么，可以留在武汉这个大城市，甚至可能留任母校。但是，她不愿意，回信说：“谢谢，我心早有所属，那就是西北。”其实，对西北她并没有什么具体概念，那时没有“旅游”这个观念，她没有去过。她对西北的印象，只停留在“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境中。生活将是艰苦的，这点她知道。说那儿有些地方“赛江南”，在那个时代可能只是一种文学描写。但是，生活艰苦她不怕。而恰恰相反，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她要到西北去磨炼自己，改造自己，为教育事业出力。所以，非常恳切地多次向组织申请，终于如愿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