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散文小品到八十年代新时期的散文，从世纪之交的散文直至今日，中国现当代散文走过了一条虽曲折坎坷却成果丰硕的发展道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更是形成了一个散文高潮，涌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散文家。在这个散文高潮中，当文化散文的热潮席卷文坛，当余秋雨的名字被人们反复提及时，人们无法忽略王维洲这个名字。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正是王维洲率先高举了“文化散文”这面大旗，明确地提出了“文化散文”的概念，为散文创作的发展开拓了一片崭新的空间，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探索了文化散文的创作发展道路。当我们重新审视王维洲的散文时，可以看见这位创作态度严谨的作家的作品中具有的艺术特色。
一、文化气息的厚重积淀
散文因其形式之灵活、手法之多样而受到作家们的青睐。作家借助散文这一文学样式，自由舒展的表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并能在散文中表现丰富的内容，而就散文自身的特点而言，“散文，由于它和现实十分切近的关系，由于它反映客观对象的非虚构性和表现内心的真实性，使它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十分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散文能够最为直接地表现创作主体的情感，也最能艺术地传达人类文化。中国历代散文作家笔下经常闪烁着知性、理性的文化光芒，中华文化不灭的传统在散文中得到了传播。在王维洲的散文中，由于作家的刻意追求，文化气息体现得更为明显。
王维洲散文中的文化气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丰富的文化知识蕴涵
王维洲散文中的文化气息，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作家丰厚的知识积累，正如作家自己所说，“我夙好读史为主，又广泛涉猎杂书，知识面较宽，这使我的散文一开始便带有较浓的文化味”，作家追求的是“富有中国文化含量的散文”，因而他在散文中引传说、录古籍、摘诗词、探根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被他拿来为他所用，使其散文具有很强的知识性。正是由于作家不倦的追求、有心的积累，使他的散文不是止于浮光掠影式的即兴感想，而是增添了一份沉甸甸的知性厚度。
在《神女漫想》中，作家从《山海经》、《山鬼》中的雏形，到《高唐赋》与《神女赋》中的巫山之女，再到《水经注》中的瑶姬，以及诸多诗人有关神女的诗句一一洋洋洒洒、娓娓道来，将神女来由的渊源演变及其斩蛟龙、除水患的功业恰倒好处的穿插于文章之中，为散文增添了知识含量。
在《千佛洞夜话》中，作家通过“我”与青年画家小魏的对话，为我们介绍了敦煌的地质特点、壁画得以保存的原因、敦煌泥塑的特色、敦煌绘画的风格及其与民族艺术的关系，涉及地理、雕塑、绘画艺术，如数家珍。这不仅是一篇散文，简直是一篇艺术探讨之作。如果离开了作家丰厚的知识积累，这篇散文将难以成文。这样一种厚重的文化气息的得来与作家丰厚的知识积累是分不开的，但同时也来源于作家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创作精神。作家曾经谈道，“对于史料知识，我也力求翔实。有时候为了准确，我老实到不得不进行某种考证，虽然考证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很费周折的事。”正是这种厚重的文化气息使王维洲的散文具有了深沉凝重的特点。
2、对历史景观的重新思索
王维洲散文中的文化气息还表现在作家在游历及散文创作中随时随地运用自己的眼光去观察与注视，运用自己的情绪去抒发与渲染，运用自己的哲思去考虑与升华，将自己的人生感悟与内心体验融合于客观事物的表现中间，融史料、知识、思辩于一体，提炼出颇具新意和深刻隽永的主题，使其散文具有思辩的光辉，荡人情怀，启人心智。
文化散文一向注重对历史的观照和沉思，尤其从对历史遗迹的观览中重新感受和认识历史。文化散文的最基本的品格就是首先注重回望和反观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其深层的思想动机就是从那些经典文化遗产中寻找人类在新的世纪继续生存和繁荣发展的精神依据和理性参照。在王维洲的散文中，这些特点体现得较为明显。
如在《少林寺秋游闲话》中，作家笔墨所及的不仅是少林寺这一建筑的特色、其周围的自然风光，而是主要从少林寺见闻中谈矛盾现象，论人世哲理。如《少林寺的价值》这一小节中，作家从思索社会问题的角度切入，从少林寺有别于其它寺庙的特点中发掘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不论经文背诵得多么纯熟，少林武僧的行动，却分明说明：他们知道坐禅、讲法是不能济世的。面对妖恶，忍让或者是等待来生果报，颇感渺茫。他们倒是相信棍棒下出正果，拳脚中寓佛旨！还是练好一条棍，一套拳，能够御外侮于国门，铲妖恶于顷刻。他们甘心同‘凡夫俗子’为伍，只照定有效的法门一代代地干下去。武术比炼丹术更彻底地面对了现实。”极高地评价了少林武僧轻念经求佛重练武济世的入世精神。作家评价少林寺的价值，不局限在游览其外表所见，而是对少林寺武僧练拳习武以武济世的精神给予高度肯定，独辟蹊径，体现了作家深刻的审美观照。
王维洲的散文中在对山川景物、历史遗迹的观赏中重新感受历史，并开掘出深邃的理性思索。他不停留于对历史景观的描写，更作出历史的感悟与阐发审度历史，表现出对社会生活的严肃思考，体现出作家的审美批判意识，从而使读者感受到作品中深刻的文化意蕴。
3、严肃的批判精神
对人生存环境的关心、对人类改造社会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环境的忧虑、对人类肆意伤害曾经与之和谐相处的生物的行径的批判，也是王维洲散文具有厚重的文化气息的原因之一。
人与自然的异化问题在当今社会表现得越来越严峻，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成为文化散文的一个重要主题。王维洲在他的作品中怀着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较早的发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呼吁，表现出深刻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在《三峡猿声》中，作家将猿与猴这两种生物进行了比较，得出猿比猴更接近人类的结论，然而这样一种灵智的动物，在三峡却日益稀少。作家对人类将猿赶跑猎尽的蠢行给予了无情的批判。在《小燕之曲》中，轻盈俏丽又昂扬刚毅的燕子为住在桃花冲的作家增添了许多欢乐，但它们的巢穴却又无辜的被另一名住客为取乐而捣毁了。面对无家可归的燕子，作家又惊又怒。直到离开后，作家仍牵挂着那只柔弱的伤燕，期盼它有朝一日能重返碧空，自由飞翔。而对那位只为了寻一时开心而捣毁燕子巢穴的丑陋的住客，作家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和不屑之情。
作家通过自己的笔表达自己的忧愤，在这些批判与忧虑中，作家表明了自己的人文理想、价值取向，树立了一个渴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感怀世事、心系家园、爱憎分明的学者人格形象。
4、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忧思
当社会进入到80年代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善，但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存状态是形形色色的，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不理想或不合理的现状。王维洲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些，他没有将它们从自己的笔下放过，而是以一个作家的高度的责任感在他的散文中将这些生存状态呈现出来，并抒写了自己的忧虑和关切之情。
在《仙佛寺香火》中，贫穷落后的山区中依然残存着家庭势力，它们依旧迫害贫苦农民，愚昧的农民却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佛像上，农民“缓慢的步子”、“痴呆的眼睛”、“象烈日晒蔫了的稻秧”的神情与寺中旺盛的香火深深刺痛了作家的心。作家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懊恼不已。在《巍巍太华西岳》中作家联想到“沉香劈华山”，联想到今天封建社会的重重大山虽已崩倒，动乱的乌云也已散去，但“山”与“云”在宇宙间并没绝迹，尚需劈山之斧来铲除人间的不平。
散文由于其形式的自由灵活，“在体裁上抒情、叙事、议论等无所不能的兼容性，以及在文化内容上无所不写的包容性，为创作主体直接表达人类积累的各种抽象或间接知识，提供了文体自身历史的、结构的、语言的和机理的种种内在需要，使散文与知识有了先天或自然的亲和性。”散文因而比诗歌、小说、戏剧具有了承载文化的更大的可能性。王维洲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他树起的文化散文这面旗帜下，在自己的作品中渗透进了大量的知识性成分，使知性色彩在其文中熠熠生辉。
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散文，事实上也是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部分。“一个民族的散文史，事实上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审美性格的演变史或结晶史。”从包括王维洲在内的诸多文化散文作家的笔下，我们能更清晰的感受到这一点。
与余秋雨相比较，王维洲与他的散文中都涉及到一些共同的题材，如都提到承德避暑山庄、都写到敦煌珍贵文物被盗等，但两人的写作特色却不尽相同。王维洲的散文中充满一种近距离的观感，他面对各种人文景观，恳切的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余秋雨则以一个远观者的姿态，甚至是以一种俯视者的眼光来打量。在情感的表达上，余秋雨文中的情感激烈的迸发，喷射于字里行间，王维洲散文中的情感则表现得较为深沉凝重。
二、诗意蕴涵的深沉展现
散文中的文化蕴涵需从语言中来体现。语言一般来说有知性与感性之分，但实际上二者经常是密不可分，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王维洲的散文中知性色彩虽然较浓，但他在散文创作中能很好的调动其感官经验，令读者如临其景、如历其事，其知性的文化积淀更多的通过感性十足的语言表达出来。
文学作品中历来注重情感性，它是文学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古典诗学中始终比较注重对诗歌情感性的研究。皎然在《诗式》中强调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是要做到“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但见情性，不睹文字”才真是“发皆造极”。认为情文并茂，意境双融，才是诗家的极诣。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将诗歌的特征理解为言志、抒情。“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至圣贤，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诗歌的情感性不仅是诗歌的本质特征之一，在他看来还有教化的作用。李商隐在《上崔华州书》中也谈道，“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要求作家创作必须直抒胸臆，作品要有真情实感，有所感而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更是说，“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王维洲的散文中有着很强的情感性，《滟滪堆祭》是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散文。作家情感的波澜起伏跌宕、酣畅淋漓。这篇散文名为祭文，看似对滟滪堆消失的一曲祭奠的挽歌，事实上却是对它造成船工生命安全危险的罪行的强烈控诉。“仿佛船依然在为你碎裂着。木片、衣服的碎缕，坛坛罐罐，都在我眼下这片怒水里惨叫着。你已经这么自以为是地统治几千年了！”“那么，滟滪堆，让我痛痛快快地祭奠你一番吧！为了江水不会再留连‘滟滪回流’那可怖的风景，为了大地上永生不泯的只有人民的愿望，为了逝去的某段历史或许也徒然地想回返。”“让我唱上一支安魂曲吧！”这种语言的节奏感显然是由作家的情感波涛激荡而成。作家对滟滪堆昔日罪行的抨击、对牺牲船工的同情、对滟滪堆被炸毁的欣喜等诸多情感都蕴含在这形褒实贬的文字之中。作家独特的艺术构思与洋溢的激情使这篇散文成为一篇难得的佳作。
王维洲在散文中纵情的描写祖国的自然风光，再现了祖国山川的自然美。在他的笔下，各种自然风光或雄伟壮丽，或秀美幽深，或神奇险峻，或宁静详和，或韵动奔腾，他的散文为我们渲染了祖国山川一幅色彩斑斓的鲜活画卷。椰风徐徐的海南、如梦似幻的张家界、粗犷又瑰丽的桂林岩洞、壮观又各具特色的各地日出都在他的笔下细致展现。作家对祖国大好河山无限风光的热爱之情从文中扑面而来。
《张家界的山、月、梦》为我们展示了月色下的张家界神奇美丽而又充满生机的奇妙景致。“当时一轮银白的圆月，在山尖上浮出来了。山尖下有一个‘类人猿’似的侧影，正仰着那粗砺的大脑袋望月呢。只要它再上来一步，此月便唾手可得。可惜，它竟只满足于那欲动未动的姿势；再后面，有一只‘金丝猴’，撅着屁股，扬着小脑袋，正向山尖奔跃呢！跃向那一轮清亮的大蛋黄，它似乎馋涎四溅了；在这‘金丝猴’后面，也有一个头仰起来，嘴很长，象是熊。它不知是望月，或者是望前面两个‘猴’的屁股，也在沿山坡向上爬呢。这一个可怜的、失败了的竞争者啊！”这些山形在他的笔下如此憨态可掬，再加上如屈子似老虎的形态各异的树影，展现了张家界完全有别于白天的扑朔迷离的朦胧美。作家陶醉于这美景之中，“默默地对天地点头，感谢张家界这个以奇异景象为题的一出戏剧。”
王维洲的笔下涌现的还有浓烈却又深沉的亲情（《有情的衣服》、《妈妈喜欢钉钉子》）、对故人的赞赏与怀念之情（《想念徐迟》）、对新时期、新思想、新风貌的赞美之情（《庙儿岗的喜酒》）、对勇敢、亲切、克服寂寞坚守岗位的钻井工人的敬佩之情（《雪夜孤灯》）以及对祖国大地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后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的自豪之情。“当高速充满每一条道路的时候，人生的旅程怎么会长？人又怎么会老呢？”（《高速行》）。作家充沛饱满的情感在其散文创作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王维洲的散文创作具有的诗意的蕴涵这一特点还体现在他对字句的精雕细琢。诗歌历来注重炼字。刘勰《文心雕龙》中提到，“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刘熙载《艺概·诗概》中称，“炼篇、炼章、炼句、炼字，总之所贵乎炼者，是往活处炼，非往死处炼也。夫活，亦在乎认取诗眼而已。”古代的诗人在创作时也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散文虽然与诗歌特点不完全相同，在斟字酌句时或许没有诗歌那般严谨，但王维洲的散文中的语言仍然是匠心独运，处处体现出作家在创作时的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