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上的行走散文，或曰“游记”，更偏重于客观的记录和叙述，忽略了作家主体的情感切入。进入90年代以来，行走散文不再满足于将沿途散文见闻、景点风光、史传逸事粗糙揉合，而是将行走旅程中的见闻感触切入到自然和心灵之中，慧眼独具地以现代人的自由视角，表达人与自然或人与人之间的广泛联系，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穿透力。
视野开阔，题材宽泛是湖北行走散文的最大特点。作者笔下所触及的景点，遍及国内外四大洲五大洋，可以畅游长江，攀越雪原；可以探访汉水，采风西北；可以探险南极，重返南洋。题材从景色到人物到事物不一而足。为作品内容的广博奠定了基础。这一批作家大多有新闻从业人员的身份和生活背景，记者的特殊身份赋予他们以难得的条件去亲历中国和世界的各个角落，感受方方面面的奇异和多彩，然后把旅途中种种奇特的见闻、丰富的知识化诸文字和影像传达给读者。让湖北的行走散文更加富有浪漫情怀与独特的生命体验。
一行走的风景
（1）智者的游历与观思——李建纲的散文
李建纲在湖北是以小说闻名的，他的《打到贾威》、《三个李》等都在新时期文学中产生过很强烈的反响，“被当时的媒体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文学先觉”。李建纲年轻时，即五十几年前任职于武汉钢铁公司，在公司创办《武钢文艺》。短篇小说《包铁柱的爱情》、《白花花的大道》就是这一时期发表的，李大年在《说李建纲》中评论其《包铁柱的爱情》说：“满纸钢铁声响，青春气息；文字潇洒，谐趣盎然。人物生动得跟你挤眉弄眼儿”，足见李建纲的幽默潇洒性情。文革爆发后，李建纲也和其他许多作家一样被抓到“五七干校”受“教育”，残酷的批斗给了他以及不少作家极大的屈辱，可是思想和身体上痛苦给他的不是消积失落，悲观抑郁，他以他的坚定不懈地抗争那个荒谬的时代。文革结束后，他的声音又以小说的方式活跃起来，带着尖利的讽刺和嘲讽，那个时代的黑暗暴露鞭笞，《打倒贾威》、《三个李》、《走运的左龟连》便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中1979年发表的《打倒贾威》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插送了一年多。晚年的李建纲则更好写散文，练书法。
美好的文字都是随心性而来。李建纲的文字之所以能够吸引读者也是缘于灵魂的真诚参与。他机智、幽默、开朗、率直，散文中充满了简洁明净的诗情灵韵，语言清丽洗练，幽默活泼，或描写自然风光，或介绍风土人情，或讲叙生活事件，或浏览历史古迹，都展现了作者独特的行走体验与自由的灵性观照。正如黄自华在他的评论《李建纲和他的散文集＜瑞典美人＞》中指出的那样，“真正的文学写作，至少是有灵魂在场，有自我的血泪参与，有作者心的跳动、精神的痛苦以及人性的冲突与升华的写作。”
李建纲的散文写的不是历史古迹，不是重大事件，虽没有余秋雨般穿透历史的厚重，但平常的生活所见透过他美丽的情感与深厚的常识，传达出一种生命的快乐与智慧，这正是散文的一项重大使命。
李建纲本性幽默放达，加上其早年小说叙述习惯的影响，语言活泼幽默而不喧哗，叙述详细清晰机时绝无啰嗦。无论是自然风景，还是生活事件，都在其叙述中活了起来：有声，有色，新鲜生动，丰富饱满。《斯德哥尔摩之旅》由蓝天、绿树、湖泊和海水营造出的一个童话的清新世界。《瑞典森林》写树木、小屋、谈笑的女子、采蘑菇的学生，也如清丽的立体山水画一般。其博文《古老的北京烤鸭，不朽的脑白金》中说，“我只要到了北京，必得到全聚得去一次，虽然人家服务员不爱搭理咱。不过北京的服务员历来态度如此，谁叫人家是首都的服务员大爷呢，人家拉的巴巴叫京粪，人家脚下的垃圾那叫皇土。”打开标有“瘦肉型”的袋装北京烤鸭，发现是鸭子是坏掉的：“哇，瘦肉型，不错！马王堆干尸一样的瘦，古埃及木乃伊一样的廋！干得直掉渣子。有一半是漆黑的，发散浓浓焦糊味，隐隐透出腐尸味，当然，千年古鸭，大概马王堆那女王吃剩的。”，“正与马王堆那方面联系，是否送去陪那老夫人展览。”讽刺犀利畅快淋漓，却因其幽默而远离了尖酸刻薄，显出生活的机智之乐。
幽默机智可以嘲讽世事，亦可参与诗情，创造出超脱凡俗的诗意世界。李建纲在另一篇博文《访梅记》里说自己去访梅时丢了一件宝贝。第二天又去，宝贝竟然还在那棵梅树下，喜出望外，便如孩童般地和那棵梅树说上了话。散文集《斯德哥尔摩之旅》中的随处可见的幽默风趣带给读者不少的乐趣。例如《阿拉伯餐馆》吃羊肉变成了“把那些土耳其羊赶到胃圈里去”，幽默得天真可爱。从幽默中体出智慧，从智慧中领悟生命的乐趣，是李建纲散文的一大特色。
任何一个好的作家都必须是真诚的，尤其在这个到处是矫揉造作、哗众取宠的年代，散文应以其真实的情感和智性来以给人以清醒，给人以真美。李建纲的散文便以这种真诚获得了力量，不仅给人以美感享受，也同时收获了一种智性的启迪与思考。
《斯德哥尔摩之旅》以亲历性叙述，透过个体的独特生命体验传播着有关异域的自然、文化、风俗和传统的知识和体悟。这部包含大量知识信息的游记散文集涉及人伦和性情，涉及政治、经济、社会、道德以及生活和生命问题。《酒舞》和《酒歌》写出瑞典人爱酒之性情；《瑞典美人》从女人的穿衣打扮、行为习惯展现瑞典人对美的追求；《富人纳税》涉及纳税及社会贫富差距的经济问题；《要帮忙吗？》展现了瑞典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普遍关爱的社会道德；《联合国作证：瑞典女人最幸福》涉及瑞典的男女平等、婚姻态度、同居及私生子的社会问题；《孩子们的天堂》思考了教育方式；《美丽纪念室》是人们对待名人的低调态度；《单身贵族的日常生活》从多个方面介绍一个单身贵族的饮食起居和精神状态；《鸟儿们的幸福生活》、《狼尿的功能》讲述这个民族对待动物、对待生命的态度。
作者在讲述这些问题时，不是概括性的哲理深思，亦不是多情细腻的情绪化感悟。面对国家的文化差异，没有惊愕，没有肆意赞扬，没有愤世忌俗，没有华丽的喧嚣，亦没有不负责任的呐喊，作者保持着一种清醒、包容、理解和对待的姿态。在叙述过程中，作者将其小说叙述的详实刻画、小说语言潇洒明晰带入散文，通过一幕幕具体可感的场景、一件件生动活泼的事件的呈现自然而轻松地传达出种种差异和思考。因此，读其散文时，我们仿佛和作者一同在游历，一切都看得真真切切：超市里的各类商品，行人身上的纹身，各种雕塑的表情特征，诺贝尔卧室里墙上的灰蓝色条纹壁纸，床边椅子被时光磨损的痕迹以及那张“16开单页纸”上的遗嘱。小说的刻画入结合散文的情感，既增添了阅读的乐趣，又使读者在愉悦的行走观看中不知不觉自有所感，自有所悟，不觉多一份理智和清醒，多了一份对自然、对生命、对一切美好的崇敬和珍爱。例如《诺贝尔故居的故事》，作者详细介绍了诺贝尔其人，其事，其居所，其墓地，客观地讲述了诺贝尔将他的余部遗产包括他住所中的一切全部拍卖当作诺贝尔奖的基金，后来人们各处查访回收，只寻回一把椅子的故事。感慨和思考只用一句至简的话：“一代英杰，一个世纪首富，身后只留一把椅子。”虽简却深，留给读者的是一个巨大的思考空间，自然而然地让我们对伟大人格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与崇敬。
把握了其文字的幽默活泼、简洁明净，思考的机智与深刻，态度清醒与理智之后，我们还需要了解其散文在整体意蕴上古典与现代完全整合才能深入了了解其文风的独特审美特征。
李建纲在其散文中将现代散文的审美精魂与古典散文的诗性想象相融合，创造出一种既明快简洁、潇洒放达又诗意盎然、灵秀可爱的独特美感，直率奔放与闲适和谐达契合无间。对此，黄自华的评论相当有见地：“他的散文既有中国古典散文讲究含蕴，以淡为美的意境营造，又融合现代散文语言奔放，感情激越的阳刚瑰丽。”这是作者宽广的胸襟、清醒的理智、坦然自如的生活态度在文字上反映，又是作者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以其对现代审美精魂的真切把握所散发出的文学气场。李建纲的行文中随处都可出中国古典诗篇的韵味，或只稍带提及，或改用诗句，抑或直接引用古诗，使整个描述色彩鲜明又诗意盎然，为现代之美感添一份诗意想象。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作者有意为之的写作技巧，而是一个有着深厚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中国人吸收了现代精神之后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审美情调。
《酒舞》里用李白的一首《襄阳歌》：“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罗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缇，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描摹了斯德歌尔摩一个街角的醉酒画面。林中那一个醉酒而舞的瑞典美女成了屈原笔下的山鬼。作者迷失在茂密的《瑞典森林》之中，“依然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后壮着胆子寻声而去，见一个庭院中两位年轻的女子正谈笑甚欢，脚下还卧着一只小鹿时，称“幸亏这是白天，如在有月亮的夜晚，真怀疑自己闯进蒲松龄先生的宝地”。这里虽不用古句，却中国传统静美如仙境之感呼之欲出。《瑞典森林》又谈及瑞典人对大自然的感激、尊重和热爱之情，我国古人们“居城市而有山林之乐”的“生活态度和美学理想”，“李白的浪迹山川，陶渊明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魏晋士人的山林之乐”，极富古典诗蕴的“圆明园和颐和园”又跃然而起，幻化诗境。《斯德哥尔摩漫游》里直接以“春来江水绿如蓝”开头，总起了这个城市春季的明澈、清新气氛。《瑞典美人》中形容自己走在美人堆里时说：“美女在我前，美女在我后，美女在我右”，颇有些《诗经》的味道。
诗意恬淡使文字有了如行云流水般的轻快流畅，更透露出一种对事对人理解、包容的宽阔胸襟和高超智慧，在纷杂的生活中感受内心和谐宁静、幸福快乐。这正是诗性灵动、闲适淡然的古典意蕴与现代呼唤美的自由意识、抒发生命深处力量的审美精神的自由结合，传递着生命的快乐与智慧，给人种以震撼和启迪。
幽默开朗的性情更是让文字鲜活灵动；宽广的胸怀使其从容淡定；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丰厚的学识修养使其思想深刻；心灵的自由真诚又升华了文字的浓浓诗意；对美好的尊重感激使其视角独特、文字优雅。这是一个灵魂自由干净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灵魂才会有自己独特的文字，独特的视角，独特的思考，才能创造出一个自然而诗意的世界。
作为一名小说家，李建纲以他的真诚机智、勇敢坦诚鞭挞着黑暗，呼唤着美好的人性。作为一名散文家，他又以自己独特的个性体验传达着生命的美感，启迪着人生的智慧。在文字的道路上，他自觉地担当着文学的使命，不管周遭是文革时期的黑暗，还是现代都市的繁华迷惘，他都坚守着文人心中的那一方净土，持着一颗清透纯真的自由心灵，传递着人间美好。其灵动而充满智性的文字给予读者的不仅是一份简单的阅读之乐，更是一种愉悦而深刻的思想启迪。
（2）独行中的人心与人性——范春歌的散文
读范春歌“独身中国陆疆万里行”散文集——《天歌难再》（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文坛世纪老人巴金的《随想录》。文风质朴，情感挚诚，是两者共有的文体特征。
范春歌的散文，犹如是邻家姐姐在讲述她刚刚经历的冒险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既没有对语言的华丽装饰，也没有对自然的诗意绘绣，有的只是对“我”内心深处真情实感的倾吐和对美丽人性的细腻关注。
与许多行走文学不同的是，范春歌的散文没有过多地关注瑰丽的江山，而是她所遇到的“人”。人性美和品质美是她关注“人”的两大主要基点。《就这样风雨兼程》中的“小司机”、《险关情柔》中的“陈老板”，虽然与“我”只是金钱关系，但在一番心与心的交流后，他们都给予“我”意料之外的帮助；《去喀什的路》中，客车上少数民族同胞主动送给“我”丰盛的食物；《冰山王冠》柯族妇女对“我”这个陌生客人热情地接待……人性之美，在这些不同民族人民的交往中皆由此见。《月照白哈巴》、《冰山王冠》、《走进阿里》、《夕照古格》对边防战士不畏天险的恶劣环境、无私奉献边防事业的崇高品质，表达出由衷的敬意；《去找你的香巴拉》对“老裴”、陈大钊等无名英雄默默献身援藏事业的高尚品质给予了高度赞扬……人性崇高的品质之美，在这些平凡的英雄身上一一闪现。
面对边疆民族的异域风情，范春歌作为一个沐浴在现代文明的“他者”，更能体察到异域文化的特质和差异。拉萨的赛马会上，“既有银须飘拂的老人，还有满脸稚气的娃娃”，他们的大喊大叫体现了都市人从未兑现的“重在参与”的体育精神；说唱《格萨尔王》的西藏艺人，大多竟是“无师自通”的文盲（《那一夜红月黑马》）；在经过唐古拉山的客车上，几个藏族男子为拜祭神灵而执意恳求司机停车（《天歌难再》），这些所见都体现了异域文化的神秘、差异和特色。针对民域文化的差异，范春歌作为一个“他者”，并没有文化排斥心理的反应，相反却表现了宽容的文化接受心态：“那些千里迢迢历经艰辛赶到拉萨朝圣的香客，潮水般一波波流过我的身边。我绝不投以他们苛求的目光。对一个生存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与大自然的搏斗远远超过对同类提防的民族，任何苛求的目光都是不公正的。我尊重，甚至敬重那一张张饱经沧桑却充满神往的脸庞，我祈求他们的每个梦想都如马旗般灿烂，每一个梦想都能实现，并和石头一样真实长久”（《明天要远行》）。
范春歌散文的另一特色，就是善于对细节的敏锐把握。《日出死亡之海》中当“我”在高高的钻井台拍照时，始终有一位工人师傅守护在“我”身后；《去喀什的路》中四川餐馆老板踩着自行车匆匆赶来，只是为了还“我”一元菜钱；《雅鲁藏布江边的泽当》里银丝斑白的英国妇人在向“我”夸赞她丈夫的同时，她的丈夫“一直握着她的一只手，深情地注视着妻子的眼睛”。……作者在行走过程中对这些日常细节的把握，既体现了她对人性美的关注，又体现了她作为女性对生活特有的敏锐观察力。而且，这一切在范春歌的行文中都是自然的流露，而非刻意地造作。也正是如此，这一点也构成了范春歌散文真实感人的艺术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