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西商人——晋商的历史文化散文，曾经有很多作者涉及，除读者所熟悉的余秋雨的《抱愧山西》外，又有谭其骧的《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费孝通的《晋商的理财文化》等。费孝通在《晋商的理财文化》中，以娓娓侃谈的艺术笔触，带我们走进中国近代史，步入晋商文化的重要源头——祁县乔家大院。费孝通从经济学的视角描绘了清乾隆初年，山西祁县乔家堡五短身材、其貌不扬的村民乔贵发，独闯口外，艰苦创业，从一名草料铺的小伙计到复盛公商号掌柜，开创了“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伟业，成为晋商的创业始祖之一事迹。费孝通认为：“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特定文化中的一部分，都有它天地人的具体条件，都有它的组织结构和理论思想。具体条件成熟时经济发展出一定的制度，也必然会从它所在文化里产生它相配合的伦理思想来作为支柱。”任蒙的晋商散文《一个财富王朝的解读》由“凄凉出走”、“惊人的崛起”、“兴衰之迷”三个部分组结，也以乔家大院为切入点，以比较详实的史料书写晋商的盛衰，使我们能从一个侧影来解读山西财富中心的变迁。当任蒙目睹了晋商——乔家大院那全封闭式的整体院落时，听到了晋商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轰然有力的脚步声的同时，也听到了他们在时代变幻、强梁逼迫下黯然消隐的哀叹；读出晋商豪宅与帝王宫殿的相似的同时，也读出了三晋巨贾与徽州商人的差异。晋商的后裔大多勤奋好学而远离官府。他们秉承先祖的遗愿，将读书与拒仕的精神发扬光大。有清一代，山西赴京赶考，高中金榜者寥寥可数。但这绝不标志晋人厌倦读书、拒斥文化，仅靠生意灵感和商场计谋来规划他们的财富王朝。在历史记载中，晋地商人在忙碌的经商之余，手不释卷、苦读深研者多矣。他们的读书是为了更好地经商，经商有赖于更好地读书，学识与经营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支撑着晋商眼界开阔，精于管理，崇尚信义，勤勉守诚的人格精神和商业伦理。有关晋商文化的散文写作中，有一点我至今难以苟同，那就是对于“走西口”的理解和想象。这不仅是对任蒙的散文，也包括对余秋雨及其他写晋商的散文。任蒙认为“走西口”是“那种年代许多西北汉子的希望之路”。其实不然，一是“走西口”的目的不完全是经商的需要，更多的是出自生存的需要。当年有民谣云：“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走西口”的大多实在是为了减轻家乡的粮食负担，使妻小得以活命的无奈之举；二是“走西口”在地域上主要是山西人而非西北人。“走西口”人群中，并不都是那些“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太谷县志》）的商人，更多的是居住于晋陕峡谷（属于山西“西八县”）和晋北一带的农民，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很多人流落在外甚至最后葬身他乡。乔贵发式的成功商人只是“走西口”农民中为数不多的历史个案。夸大“走西口”的成功价值和意义，某种意义上是对“走西口”悲剧的淡化与漠视。
任蒙的历史散文，不是对历史存在、历史人物做简单的价值评判、道德评判、伦理评判，而是始终将“我”置于历史之间，切进历史人物进行感性的、审美的、艺术的解读，在人的命运、人的历史与人的文化之间追问，希图探究历史中人的理想、信仰、征战、友情，在静止的历史中孕育出鲜活的散文。因此，对于人的关怀与追逐就成为贯注其历史散文写作的主线，想象中浸入了诗人的浪漫与思者的思辨。他的历史散文总是善于激活当时的历史场景，使之成为“我”的独特的审美对象，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那样：“对象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千年送别》写了自己想象中汪伦的送别李白的画面，“那幅只属于我的汪伦送别李白的场景，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定格了许多年。”阳春三月汪伦为李白“踏歌”于桃花潭边的古岸，“那时的野渡更加空悠宁静，一叶扁舟已被撑离江沿，船上的李白和岸边的汪伦相互抱拳深揖，互道珍重，构成了极富诗情的一幅古老国画”。散文中对送别时的“踏歌”应为汪伦独自吟唱的推理，以及神秘的汪伦作为一个与李白相契的文人浮出水面的不易，都极具逻辑的推论与理性的阐述。《凭吊赤壁古战场》，面对春意盎然的赤壁江水，他遐思：“假如那场激战不是在那个严冬，而是发生在我们现在到来的这种春意弥漫的时日，自北方而来的曹军参战将士，看到这山，这江，这田野，也许他们战死时会增添一分对人世的留恋。”徜徉在历史中的任蒙，诗兴与审美并重，画面与形象互动，于历史文化散文中显示了自己的个性。
三、山水与异域——美的历程
古往今来，游历是文学写作者必不可少的感性经验之一，这种与自然、与天地亲晤的感性交流，成为散文写作的重要题材。“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诗意咏歌；“林壑敛冥色，云霞收夕霏”的精细描摹；“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敏锐捕捉；“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激扬感悟……展示了古人诗文与山水风光的密切关联。《钓台的春昼》（郁达夫）、《塞纳河边的无名少女》（冯至）、《彼得堡，沧桑三百年》（朱增泉）、《苏州赋》（王蒙）、《荒芜英雄路》（张承志）、《天马行地》（卞毓方）、《司马祠——黄河札记》（和谷）、《清凉世界五台山》（梁衡）、《汨罗江之祭》（李元洛）……都是行走于山川河流、古都旧祠、名景胜迹之后墨笔，当散文家也在“搜尽奇峰打草稿”时，散文的文本也就多了几分史的记述、画的描摹、情的书写与曲的咏叹，正是这些记游的散文，给中国散文家族风情景意的同时，也带来了审美境界和创作艺术的演变。散文不再着眼于单一的风景加抒情，而是在“物境”与“心境”、形象与思想、人文与山水的对话共感中，彰显主体的思考和个人的情韵。
海德格尔主张“人应当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因为天地有大美，美在自然，美也在人化的自然。游走于天地间广袤的人文山水，任蒙写下了他自己徜徉山水、游历异域的散文——《古老的栈道》、《云中三日》、《秘镜之旅》、《黄河景观在天上》、《回望罗马》、《走进卢浮宫》、《冰雪俄罗斯》等等。
任蒙在游记散文中，不只是浮光掠影地记录观光的表象，往往是透过风景、建筑、古迹、遗踪的表形，找寻其背后隐含的历史与文化韵致。将主体的心灵感应与文化追寻与审美对象沟通，从而熔铸其特有的文人气象。
任蒙描写国内风景的散文，在文体上更多地像似散文诗，其中的诗意强度和情感强度促成了语言的凝定化和格式化。“寒月。风雪。冷流。冰凌。”（《古老的栈道》）；“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蔚蓝，明净，一尘不染。只有高原的天空才属于白云的世界。”（《秘境之旅》）；“西天，一抹艳红的晚霞，给莽莽群山镀上可金黄的轮廓。”（《千山夕照的旅程》）……干净、简洁的语言，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幅幅“江山如此多娇”风光水墨画，给读者留下宽阔的想象空间，以文字之素朴而达于悠远的意境，以文字之简洁而臻于深邃的境界。
任蒙的异域散文，我比较看好的是《回望罗马》以及《走进卢浮宫》。虽然两篇散文主要是以视觉进入古迹，前者更多地是通过对罗马角斗场的观览来回向历史，想象人兽角斗的起源与结局；想象角斗士与野兽惊心动魄、腥风血雨的厮杀场面；以写实的笔墨突出盾牌与刀戟的碰撞、人兽嘶吼的绝望、观者嗜血残忍的狂欢，把读者带入了作者观临的现场，阅读散文以倾听作者的慨叹，“只有古罗马才能留下这片废墟，也只有这片苍凉的废墟才能躺下强盛的罗马。”“角斗场的高墙已经豁缺，那就是文明与野蛮搏斗的痕迹。”《走进卢浮宫》则是在为艺术震惊，为文明震惊的同时，更多地针对旅游者行为的发问，进而三思强行占有艺术品是否标志艺术的文明。目睹人头攒动，争相一睹达·芬奇的油画《蒙娜丽莎》的风姿的热衷，任蒙不仅远离人群放弃了“瞻仰”，反而发出“那些争相靠近《蒙娜丽莎》的西方人和东方人，难道都读懂了她吗”的质疑。接着散文陡然转笔，进一步对法兰西的“艺术精神”提出质疑，因为卢浮宫的艺术品虽然精美绝伦，令人惊奇，但制造这份惊奇的很多艺术品是靠战争和掠夺而占有的。“战争疯狂地摧毁文明，但它却以疯狂的方式保存了这份文明。”“战胜者为了文明，而采取了极不文明的手段。”“难道一个‘有文化’的野蛮盗匪就比一个‘没有文化’的野蛮盗匪可爱？”散文中这种发散型思维，拓展了文本的张力，读者接受的不仅是萍踪游影，而是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异域风情、一种历史文明的重审。真是“摩抚古物，引起些许美感，将自己的心变得幽暗深沉”，甚而产生“往者难追，空余憧憬之思”（王统照《荷兰鸿爪》）。
任蒙在散文写作中，总是及时、恰当地融进主体的人生感悟，实现对对象世界、意味世界的深入探究，对现实存在的独特理解，希望寻求一种面向现实、面向人生的意蕴深度，希望把读者带进悠悠不尽的自然文明、历史文明、异域文明的时空里，从较深层面上增强对现实风物和自然景观的鉴赏力与审美感，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文本之外，使风景、绘画、雕塑、史籍从对象本身凸显出来，为接受者增添更多的审美情趣。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主体直接进入干预的强烈渴求，以及以往主流的、正统的、既定的历史文化观念与审美接受的缘故，任蒙散文目前为止仍然难以克服写作的焦躁，这种心理内涵外见于散文，就出现了难以遏制的拷问意识、干预意识、引导意识，希望意识，出现了较多散文结束时的感叹，出现了有意无意地强调、呼吁的范式。如果可以抑制内心的焦躁，超越现有的范式，任蒙的散文将会出现一个审美与艺术的超越，我们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