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学习带“陪读”，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格格不入，公仆意识、公仆责任和公仆形象统统被一“陪”勾销了，老百姓一定唾之，怨之，怒之，恨之。所以，对于官员学习带“陪读”现象，必须铁腕狠治。这不是一般说说“不准”就能凑效的，应该上升到反腐败的层面上对待，非与官帽联系在一起，断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连开会学习也要人“陪”，那他（她）还怎么当官，怎么当好官，干脆让其“回家卖红薯”算了！
原载《四川日报》2008年9月2日
阎崇年被人掌掴的冷思考
韩定昌
阎崇年被人掌掴，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原因是他不仅是知名的清史专家，而且是同样反响很大的《百家讲坛》的主讲专家之一。不过，打人者的弟弟竟言之凿凿，称：该兄掴其嘴脸，主要是无法接受阎崇年在《百家坛》讲述清王朝的那些个破事儿的观点。这就让人有几分费解了。
我向来不是幸灾乐祸者。只是不懂，为何一场区区学术观点之争，竟酿成一场暴力事件？现在看来，打人固然有错，有失君子之德，但深层次的问题，批评者的批评没有发表的畅通渠道却不容轻忽。我们知道，偏激的言辞总比平和的论理，总是能够更多地吸引世人的眼球，博得更多人的喝彩。至于是不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是不是心理失衡、精神焦虑的非正常表达，在我们这个浮躁的社会，似乎愈来愈显得不再重要。哪怕背上施暴者和受暴者合谋的黑锅，哪怕冒着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危险，也在所不惜。
这种为谋一己私利速求闻达而愚弄社会民意的事儿，真是由来已久了。据说，当年出走四川的张大千老先生，为在北京画坛立足，竟与京城一名画家沆瀣一气，合谋摆擂台，并策动娱记在京城打了一场“笔墨官司”。结果皆大欢喜。该出名的出了大名，该分羹的分了大羹，受害至深的应该是在一旁看热闹，不明就里的平头百姓。奇怪的是，得利者心安理得，受骗者也似乎显得心平气和，连批评家或史家的言辞中也是欣赏多于追究。自然，重蹈旧辙者不可阻挡。所以，连一向言辞犀利不惧权威的陈丹青，在论及张大千时，不说躲躲闪闪，顶多也不过以轻声地一个“不以为然”了事。谁敢背负诋毁前辈的罪名？以批评见长的他都如此小心翼翼，生怕得罪前辈，遑论旁人？
一个民族向前进步的同时，总会有曲折和回流，或多或少、或早或迟总有沉渣的泛起。对阎老先生施暴动粗，的确是当今社会令人震骇的丑事，暴露出急功近利的一面。但其行为和动机，果若真如施暴者的弟弟所言，那么，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出一个更加痛苦的事实：公众想批评，想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之难，不弱于蜀道。从我了解和窥探文学艺术批评界的一孔之见看，“红包批评家”有之，“一团和气的批评家”有之，甚至不择手段不惜借批评家的批评出名的亦有之。这在一定程度上把文学艺术推向了一个更加尴尬的境地。也为文学艺术家重利轻名，或重名轻责洞开了博弈的方便歧路。
文学艺术家轻易就放弃了自己应当坚守的阵地，应当扮演的角色，应当履行的职责，这种失却灵魂或将灵魂置之度外的作法，是文学艺术界的幸抑或不幸？对此，我暂时不想去妄加评判。但解决当今发表批评意见之难，匡正和引导文学艺术朝正常轨道发展（不是施暴动粗！），与文学艺术妖魔化、庸俗化遥相颉颃，应不是一件莫名亢奋的事儿。
原载《湖南工人报》2008年10月10日
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
张 鸣
《西游记》里孙猴子大闹天宫，发宣言说，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这事儿，我一直理解为是猴子胡闹的神话。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人世间这种事也是可能有的，而且轮流的周期比孙猴子想象的还短，一周换一次。报上说，云南罗平县实行“一周局长”制，凡是局内干部职工在25人以内者，在全局范围内轮流，人数在25人以上者，在中层干部内轮流，每人做局长一周，到时轮换（10月16日《新京报》）。
看到这则消息，我的第一反应是罗平的官场变成了超级幼儿园，干部都成了小朋友，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官员的选拔，无论什么制度，除了纯然的世袭而外，一般都要讲究选贤任能，即便做不到，也没有人会公然放弃这种“基本原则”。因为官员无论大小，都是要承担公共事务的，哪怕这种事务在某些时间段里仅仅是为一个独夫负责的独裁事业，但总是有事可做。古往今来，从来没听说过拿“朝廷命官”如此开玩笑的事，如果非要类比，好像跟堂？吉诃德随从桑丘先生被安排到公爵领地做司法官，以及李逵醉酒赶跑了知县，自家坐堂审案有几分相似。既然选拔这些局的局长，无论程序上有多么不合理，背后有多少猫腻，至少在场面上，县委有关领导得承认他们是通过组织程序，按选贤任能标准选拔出来的。提拔这些人，就是为了处理政务。实行“一周局长”等于是说，我们的政府某一级的负责官员，不需要选拔，既不需要百姓的推举，也无需公务员考试，甚至连现在实行的组织考察选拔都不需要。只要进了某个局，就人人有份，人人可以胜任。
罗平县能推行这种制度，最大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县的局长们原本就无事可做，或者有事也不做，既不给老百姓办事，也不给上级完成任务。无怪乎实行“一周局长”一个多月之后，该县的老百姓根本没有感觉。每个轮到的人虽然体会颇多，但没有一个能说出在任期上给老百姓办过什么事的。一周时间实在太短，而我们的政务周期又往往很长，一个稍微大点的事，都得几周，乃至数月才能有个眉目。一周，用来跟局长的椅子亲密接触，过把瘾，也许是够了，但想办点事却难。至于规划、计划，政策的连续性，当然更连想都别想。如果指望下一任接着来，而官场的惯例又是一朝天子一朝事，各人有各人的主意，有哪个肯萧规曹随，吃人家剩饭？所以，但凡讲究点行政效率的地方，估计绝不敢这样“制度创新”。
当然，这种制度长期实行下去，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官员以权谋私，搞腐败有点麻烦，私下交易的成本大大提高，败露的风险也大大增加，办一个事，得拜二十几个菩萨。但如果为了这个好处，那还不如干脆把这些局裁撤了，连这些官员的工资福利都省下了。
古今中外的官员选任，或者基于地方自治，百姓投票选举，或者基于考试，考试合格当官，这都是官员选任经过实践考验的正经途径，现行的组织考察提拔，已经弊端重重，但起码可以做维持会，像罗平县这种做法，长期下去，估计欲求维持会而不可得，只能算是儿戏。如果非要说它是什么制度创新的话，也只能在幼儿园里试一试。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17日
可怜丰都鬼难隐
长 平
近日有一则消息，说丰都要投资七亿打造鬼城，引起轩然大波。网民和当地群众都说，花这么多钱来装神弄鬼，实在不值，不如赈济饥寒，投资教育。这是人的态度。我突然想，倘若站在鬼的立场，会怎么看这件事？
于是我想到了《阅微草堂笔记》里的一则故事：有一个县令，厌恶官场倾轧，弃职归田。估计在乡下过也很烦，他死后请求阎王爷，再也不要让他轮回人世。于是他做了阴官。谁知道阴间也是世态炎凉，又弃职归墓。墓居群鬼之间，往来嚣杂，又不胜其烦，不得已找了个深山里的岩洞避居。虽凄风苦雨，总算不见人也不见鬼，图个清静。谁知道又来了个躲雨的人……这个郁闷的鬼，对躲雨的人讲了自己的遭遇。这家伙好像不怎么同情，还继续采访，鬼只好不吭声了。
故事的结局是，叨扰者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拿出笔砚来，濡墨大书“鬼隐”二字于洞口。按照现在的说法，他开发了一个旅游景点。其实那鬼已经告诉他了，“不意人迹又通，明朝当即移居”，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开发。如果有人投点资，他还可以造一个假鬼蹲在里面让人参观。
我当然不是说，真的有鬼对丰都的大兴土木不满。我为丰都难堪的是，以急功近利开发旅游资源的心态来弘扬鬼文化，这本身是很不鬼文化的事。
有没有鬼不知道——以一个无神论者的立场，当然是没有——但有没有鬼文化，无论你站在什么立场，都不会有什么争议。鬼神文化是人类精神遗产的一部分。鬼神不分家，又各有所属。一般来说，神在庙堂，鬼在民间。形象化之后，就是神在天堂，鬼在地狱。《封神》说神，《聊斋》讲鬼，但《西游记》就什么都有了。你也很难分得清，《牡丹亭》里的杜丽娘，《长生殿》里的杨贵妃，到底是神仙还是鬼怪。在无神论者眼里，神神鬼鬼都一样，所以古人把神鬼小说统说为“志怪”。但是在有神论者看来，二者就大有区别了。
弗洛伊德说，灵魂信仰来自人类对死亡的恐惧。我觉得还不止如此，它是人类灵魂的延伸。至少，它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有人要研究、展示一下鬼神文化，那跟建一座博物馆办现代画展没什么区别。丰都在传说中是地狱的入口，那真是天然具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鬼文化舍我其谁？问题是，除了气概之外，你怎么搞？
一般人批评鬼文化爱援引孔子的态度。子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还有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其实，《论语》中还有这样的话：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民间爱说的“敬神如神在”就来源于此。意思是说，要做就要像真的一样，如果不真诚，那就别掺和了。我认为这是孔子的一种人生和学术态度，值得丰都的官员去领会。
我不知道是不是媒体的误解，丰都的鬼文化这么多年来一直饱受争议，但一直没有任何进步，一方面停留在是封建迷信还是传统文化的口舌之辩，另一方面又总是把鬼文化描述成阴森恐怖的景点。就后者而言，那不是封建迷信，也就是儿童乐园而已。鬼文化的本质，是灵魂，是精神，是典故，是文物，是严肃而艰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你可以不信鬼，但你不能不正视人类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我理解的“敬神如神在”。丰都如果把功夫花在这上面，而不是急于把鬼包装起来兑换现金，我相信争议早就被贡献平息了。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8月17日
学生会的“陷落”
丁 辉
最近，湖北咸宁职业技术学院一暑期留校值班的学生会干部，因欲收缴学生扑克被五名新生围殴致死。据我观察，媒体关于此次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侧重点依然是习惯性放在了诸如“校风”日下、校园暴力、学生之间感情冷漠这些早已被人嚼烂的问题上。而在我看来，这个极端性事件于教育本身更为重要的意义也许在于，它把几乎所有人都早已心知肚明的学校管理体制的症结放大了，从而也把学生会这一组织性质与功能所遭受的触目惊心的扭曲与变异呈现在公众面前。而这种扭曲与变异无疑是透视病象丛生的学校管理体制的绝佳视角。
对现代中国文化思潮变迁稍有了解的人想必都能感觉到，大学的学生会曾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推动现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和思想转型上做出过卓越贡献。从“五四”，到“五卅”，再到后来的“三？一八”、“一二？九”，举凡现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思想事件，学生会都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与此相应的，是那时的学生会的干部同时也是当之无愧的学生领袖，他们以道德文章表率群伦，以幼弱之肩负国之大任，他们所以能够振臂一呼，追随者众，想来不是没有缘由的。
抚今追昔，不能不使人顿生“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之慨！如今的学生会都在干什么？如今的学生会都是何人在“执掌”？与政府机关人员一再精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学的学生会组织的日渐膨胀，某系学生千余，而系学生会的干部却近两百，主席下面又有副主席若干，又有所谓“秘书处”，有秘书长、副秘书长若干，下设各部，部长、副部长一大堆，干事一箩筐，美其名曰“让越来越多的学生有得到锻炼的机会”。其实，所以有那么多的学生对加入学生会趋之若鹜，无非是因为学生会事实上已经成了“分肥”机构，加入学生会，就意味着在入党、评选所谓“优秀学干”、“三好生”、国家和省政府的奖学金上比普通学生有更多的胜算，万一能混上主席、副主席的“高位”，还会成为“留校”的首选。如果允许讲实话，我要说，如今的学生会就是为那些奔竞邀宠之徒把持着；这样的学生会非唯不能践行那些写在纸上的学生会职能，反而败坏了师生关系，腐蚀了同学关系；这样的学生会成为学生的“眼中钉”也就毫不奇怪，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知道那些平时颐指气使的家伙是些什么货色！如今的整个教育已经很难说还有什么风格和品节可言，而乌烟瘴气的学生会也就成为中国教育精神下行的外在表征，有人说，如今的学生会是“好学生进去变坏，坏学生进去更坏”，说得痛快！
从理论上讲，学生会是学生的自治组织，是学生行使民主权利，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机构。它不惟是非官方的，相反，由于学生会是理所当然地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发言和行事，是学生的情绪、意志的集中表达，当局和校方理应是学生会眼中的假想敌。这才是正常状态下的学生、学生会、校方之间健康的、良性的三方关系。遗憾的是，这样的健康的、正常的三方关系如今已成了遥不可及的“仲夏夜之梦”，因为，众所周知，如今的学生会早已沦落为校方、政工干部、辅导员对学生进行纪律管制和思想管制的工具。明里是对学生的“管理”几乎成了学生会的日常工作，诸如检查宿舍卫生、考勤等等，碰到早晨第一节有课，我常会在教学楼的入口，看到戴着红袖箍的学生会干部摸样的人，顾盼自雄，年纪轻轻已颇有官样，这是他们受命在这里检查学生迟到；暗里则更可怕，很多学校的学生会干部事实上已经有意无意成了政工干部、辅导员“安插”在学生中的“耳目”和“眼线”，这种“秘密警察统治”正在腐蚀着正常的、健康的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很多学生刚入校时很淳朴，在接触了学生会之后，他们才感觉到学校原来也是个“大染缸”，经常有学生跟我讲：“我也要跟人玩阴的了。”我不禁悲从中来，不敢相信这样的话竟会从那些二十出头的孩子口里讲出来。学生会和校方一道成了广大学生眼中的“假想敌”——这恐怕也能算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大奇观！
读胡适、鲁迅、周作人的日记，知道这些前辈大师们当年在清华、北大等高校的演讲很多都是接受的这些大学学生会的邀请，如今，这样的懂得尊重老师、尊重知识、尊重学术的具有纯净的精神气质的学生会安在哉？如今的学生会干部早就熟谙了“官场”潜规则，忙着“密切联系领导”去了，普通老师要想让学生会眼中有你，万难也要混个“教研室主任”当当！不然，你学术水平再高又咋样？真是“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