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好说。王有杰立志“漯河变珠海”，虽属跃进想法，大抵还有些壮志满怀，而且“漯河变珠海”的口号在漯河喊，要建“内陆特区”，却不是漯河定得了的事情。程三昌就不同，只想着卖掉企业了事；到了刘炳旺，企业没得卖啦，卖官吧，再加上收地卖地。不知下一步还有什么可卖，地也有卖完的时候，我想，只要乾纲一直独断，则卖官的生意大概就有得做吧。
这三个人，就能力来说，可以说一个不如一个。王有杰会书法，似乎也还算有壮志，程三昌就只有卖厂子的能耐，刘炳旺干脆就是“草包”。三个人，前一个做书记时，后一个就做市长，书记离去，则接任上去，班子是连续的，队伍是稳定的，但也是一蟹不如一蟹的。他们在漯河所获得的外号，表明了漯河人的看法，他们在漯河权倾一时，这与漯河人并不相干，但他们在漯河权倾一时，做的事情却无不要漯河人来承担，人民何辜！
程三昌卖厂，“撇开公开竞价的阳光政策，与不法奸商暗中勾结，致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职工利益屡屡受到侵害”。我知道，这样的进程总会伴随很多人失业下岗，福利不保。到了刘炳旺搞“和谐拆迁”，干脆把公民的房子也掀掉，导致卧轨事件死4人，却“没有一例上访事件”，想想都可怜。
王有杰现在在秦城修习书法，据说每平方尺可值2000元，有道行，但我想更有价值的事情，应该是像程三昌那样著书立说，讲述一下“漯河内陆特区史”。刘炳旺呢，既被称为“刘草包”，不知道能不能著书立说，就做点口述历史吧，讲讲卖官卖地的经历好了。总起来他们的书可以命名为“风云16年”，前面应该不应该加“漯河”两个字，我有些犹豫。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8年7月25日
周正龙，一个小人物的悲剧
秦 关
9月27日上午，备受各界关注的“华南虎照”造假者周正龙案，在陕西省旬阳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判决：周正龙犯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犯非法持有弹药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两罪并罚，被执行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两千元。
在庭审现场，周正龙称自己是在镇坪县林业局的再三催促下，为了交差，才想出拍假华南虎照片的主意。言下之意，自己“犯罪”不过是为了给当地政府作贡献。另据报道，庭审之后，在开庭前曾声称“周正龙庭审时会曝猛料”的法律学者郝劲松，在法庭前打起一把预先准备好的黑伞，黑伞上写着“周正龙＝替罪羊”的字样，摆出姿势等记者拍照。
周正龙是不是替罪羊？关于这一点，无论是人心还是历史，自有公论。与此案结果相关的是，网上大量的留言表明，很多网民不相信造假系周正龙一人所为，他不过是被推上前台罢了。如果这一切真是周正龙“一人所为”，不妨先看看周正龙如何还原这个过程。
一审已宣判，但是已经媒体报道出来的法庭上的一些细节颇值得玩味。比如，周正龙在庭审时坚称在“华南虎照片造假过程中”，所有的行为都是他独自完成的，并没有其他人参与。然而，为什么涉及一些具体细节问题时，这位在嘴上从不轻易服软的人却大多回答“不知道”？也难怪，一位可能连电脑都没摸过的普通农民，终日在大山里生活，怎么可能掌握连华裔福尔摩斯李昌钰都要啧啧称奇的PS技术？
著名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有句名言：“只有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是谁在裸泳。”从网络民意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相信周正龙“不是一个人在裸泳”，而是“一群人在裸泳”。或许，在近一年前，人们最初看到的不过就是这样一出裸泳者的戏剧。和周正龙不同的是，在这出戏剧里，虽然其他人也在裸泳，但这些裸泳者裸得似乎并不彻底——他们都蒙着面！而一旦浪潮退尽，这些蒙面者都可以趁乱跑个精光，而早已脱得精光的周正龙却还傻傻地站在海滩上，摆着各种Pose让人拍照，还斩钉截铁地向人“拿脑袋担保”自己没在裸泳。
如果本来是一群人的裸泳，最终却变成了一个人在裸泳，那么周正龙不过是从“裸泳俱乐部”里最风光的，变成了最倒霉的。以至于别人可以在关键时逃之夭夭，躲进幕后，他却光着身子逃到了镁光灯下。
让人不解的是，今天，当这个弥天大谎被揭穿，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周正龙还坚持自己是“一个人在裸泳”。莫非他早已被锻炼成了“龙坚强”，成了“心太软”的人，无怨无悔地撒谎，总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当然，一定也有“心太硬”的一群吧，只是由于没有充分证据，公众现在只能保持其合情合理的怀疑。与此同时，周正龙这位虽然谎话连篇却也纯朴的农民，又令人同情。毕竟，在他身上，人们所看到的，与其说是周正龙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小人物的悲剧。
原载《新京报》2008年9月28日
瞧瞧陈冠希是怎么做思想工作的
夏 昕
某日听一领导作报告，这名领导报告作到一半时，将讲稿甩到一旁，大谈特谈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没料到这名领导照着稿件念报告时大家听得像喝白开水，脱稿讲话时竟像突然在白开水里加了许多糖，变得有滋有味起来。领导讲得精彩绝伦，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俺觉得这实在是官场中不可多得的一篇妙文，立即将它抄录下来，现公布出来，以飨读者。
同志们呀，现在全世界闹得最凶的，就是陈冠希的艳照门事件了。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在座的有知识的高素质的同志们来说，不要单纯地将此作为一件情色事件来看待。咱们要用哲学的眼光分析这个问题，要将艳门照事件与我们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要将艳照门事件转为有用的方法论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具体来讲，我觉得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艳照门事件。
首先，要运用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观点，来了解艳照门的现实本质。我们眼光也不能紧盯着艳照，艳照只是表面现象，而艳照门事件本质是如何做思想工作的问题。我经常听到有同志说，现在天下第一大难事就是做人的思想工作了。持有这样观点的人，理由倒挺多的，有大环境论，有转型社会论，有物质社会论，等等等等。那咱们对比艳照门事件来思考一下我们的工作到底有哪些欠缺？为什么陈冠希能说服那么多明星名人们裸体拍照呢？有的抛出金钱论，说陈冠希是富家子，每次泡妞时都送上一个卡地亚情侣手镯，哄得众美女开心然后脱了；有的抛出暴力说，说陈冠希拍裸照是背后有娱乐集团甚至黑社会指使。其实呀，这些理由稍加分析就不攻自破了。也有的人说因为陈冠希帅，那么刘德华不帅吗？周润发不帅吗？你看我长得就不帅吗？所以呀，我说问题的根本所在，是大家没有看到陈冠希在整个事件中的主观能动性。
你说女明星们的脑子是浆糊做的？我看倒是你们的脑子是浆糊做的。有的同志在工作中一遇到困难，就强调各种客观理由，不愿发挥主观能动性。天下再难的事，有比让数十个女明星名人都在自己面前乖乖地拍裸照还难吗？为什么陈冠希这么难的事都做得如此精彩如此轰动，而且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我们的同志，在替开发商拆迁“钉子户”时，数十人上阵，周旋几个月都拆不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哪里去了？对照陈冠希同志，大家脸红不红呀。
艳照门事件中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总结和推广，那就是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明白坏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也会成为好事情，要掌握好作宣传思想工作的主动权。整个艳照门事件中，最应该受指责的是陈冠希，但为什么舆论自始至终似乎没有谴责陈冠希呢？这就是陈冠希高明的地方，知道如何操纵受众的心理。而我们的同志在工作中，却总是处在被动的地步。比如做计划生育工作时将人家的猪捉了，却被人家追着打；到农村收粮缴费时将人家的牛牵了，却被人家围着骂；协助房地产商搞开发拆了人家的屋，却弄得人家要跳楼……“那是为什么呢？”我看还是思想工作没有做到位嘛，更没有学会像陈冠希那样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嘛。你就不能做得像陈冠希那样，整个艳照门事件中不仅不受指责，反而站出来说“很傻很天真”的阿娇们却受到大家嘲笑？因此，以后如果你们捉了猪牵了牛拆了屋时，一定要说服对方捉了猪是避免染上禽流感，牵了牛是免得患上疯牛病，拆了房是了为给他建新房。总之，要学会陈冠希做思想工作的方法。这样，就OK啦。
原载《杂文报》2008年5月4日
“愚人节”有什么好过的
闵良臣
今天是西方的“愚人节”。按某些国人的礼数，尤其是从近年情形来看，但凡节日，也不论是传统的还是洋节，都总想庆贺一番。然而，对这愚人节，我却生出极大的反感来。有人可能要笑我，说我这反感生得没来由。笑就笑去，管他呢。
照眼前的情形来看，新一轮“尊孔读经”，甚至要“用儒学构建和谐社会”都已是“大势所趋”。但愿这只是真的想“继承传统美德”或是想“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并非想愚人。不过，无论有人要怎样地“继承传统美德”还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我想中国的社会紧跟慢赶到今天，再也挡不住国人向更文明更科学更符合人性化的社会学习；换句话说，就是谁更文明更科学更符合人性化，就发扬谁的，就继承谁的，这大约也可以说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吧。既如此，新的世纪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我们都没必要去争。如果说在闭关锁国的年代，我这样说要算是“疯话”，那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今天，想来没有人会公开出来反对了。就连广东一位搞宣传的官员也都能与时俱进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信息发达，想要把资讯全部封锁起来是不可能的，以前可以做到，现在就没办法。以前没有互联网，现在你不报道，网上马上就出来了。”论起来，这也要算是社会的进步哩。
所以说，尽管有些人在那儿总想从传统中继承点儿什么，也还是挡不住时代的脚步；最多也不过是他继承他的，别人向前走别人的。别的不说，特别是近些年，喜欢过洋节的白领以及不是白领的小伙子大姑娘们越来越多，以至于有人急得发出呼吁，强烈要求保护我们民族的传统节日。其实，一切的一切，都是随时势而变化，随人心而动，不是说丢弃就丢弃、说保护就能保护得了的。于丹教授在讲读庄子心得时向广大受众传递的不就是庄子的“顺其自然”吗？既然原本就有着这样一种“无为”的传统，现在又来说“要保护”、“要继承”，实在是有点自相矛盾哦。
至于洋节为何会受到有“五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的后人们的青睐，说起来，真让人有点难堪。谁都知道，民族节日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民族文化如果强势，那么这种文化中包含的节日自然也就会被人们普遍接受，甚至还会浸入别的弱势文化；反之，人们就会视而不见，对其“淡然处之”。且不说遥想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何等光辉灿烂，我们的传统节日自然也就该把炎黄子孙牢牢地吸附在自己的周围，只说在改革开放前，中国除了几个超大城市，不说有多少人过洋节了，就是知道那洋节名的中国普通百姓又有多少呢？让国人接受洋节，甚至还有模有样地过起来，显然是改革开放获得的“附加值”。还好，现在没有人把洋节进中国看做是从改革开放的“窗口”飞进来的“苍蝇”。可如此强势的传统文化节日，居然敌不过几个洋节，也就不能不让人想一想：到底是传统文化出了问题，还是真的要怪政府“保护”不力？不过，传统节日面临如此尴尬情形，正好为那些要尊孔读经以及要“用儒学构建和谐社会”的人们提供了口实。在这个话题上我不想争辩，免得犯主流意识大忌。
这里只想说的是，无论是圣诞节还是情人节，是母亲节还是父亲节抑或感恩节什么的，尽管它们都是西方节日，我这人也不崇洋媚外，但好像这些洋节没有教人去学坏，更与是什么阶级没有关系，因此，如果有谁乐意过这些洋节，我没什么意见。但像上面提到的起源于几百年前法国的“愚人节”，我对其耿耿于怀，觉得没有什么好过的。
之所以如此反感这个洋节，说起来你可能要笑话我，这就是我不仅时常觉得自己好像在过“愚人节”，有时就连做梦梦见的都不像是在过正常的生活。你说这不是鬼扯吗？既然有这样的感觉，又早已腻歪得不行，又哪还有心情去过真的“愚人节”？当然，这或许只是自己的感受，也只能代表我个人，“今儿个真高兴”者正不知有多少。
原载《郑州晚报》2008年4月1日
话说官员带“陪读”
石 飞
云南省近期将启动新一轮大规模干部培训。为保证培训质量，他们作出规定：“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学员身份参加学习，不准带人陪读、不准请人代写材料、不准公款吃玩，培训期间住学员宿舍、吃学员食堂、守学员纪律。”（8月28日新华网）这条新闻让我深感自己孤陋寡闻，是井底之蛙。我做梦都没想到，领导干部参加学习还会带人陪读。这事幸亏是中央官方媒体报道的，如果是民间小报小刊的消息或街谈巷议的传言，我是决不会相信的，定会认为那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胡编乱诌朝人民公仆的脸上抹黑。按照多年来形成的官场规律性，凡是上级公开明令不准或严禁的现象，多是比较严重的，甚至已成顽症痼疾。譬如干部公款吃喝，正因为是普遍的恶习顽症，所以三令五申、十令百申也不止，而今依然如故。对于领导干部学习带陪读的现象，既然被省里已经当回事，被列为“不准”的内容之一，那就说明此种行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和影响，不严禁不行了。
陪读现象古已有之。在旧中国时代，那是官宦门第和富豪人家的公子哥们的专利，有的带着“奴仆书童”，有的养着“添香红袖”。新中国成立后，不仅“陪读”现象绝迹，就连“陪读”一词也很难看到，惟有读古书时才能碰得到。近年来，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有钱人家的孩子外出读书雇人陪读的现象又出现了。每个家庭和每个公民都有选择自认为乐意的生活方式，只要花的是私人钞票，就无可厚非，他人无须也无权干涉。
但是，如果是党政官员参加学习带“陪读”，其性质就彻头彻尾地变了！不少学习班，少者数天，多者十数天、数十天甚至累月成年，如此带人陪读，其弊端大焉！凡有资格能陪领导“读”的人，首先是要吃“皇粮”，即便是领导相中的非公职人员，其一应花销肯定也是公费报销，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首长决不会从私人腰包里掏一个子儿。这是典型的浪费，又耗人力，又耗财力。
开会学习是与会者的事情，其间食宿等生活琐事悉由主办部门包办，无须官员个人劳神。开会或学习都是按人定位的，无关人员不得参与，即便需要做笔记或写心得等都必须自己动手。所以任凭我苦思冥想，实在搞不懂官员带“陪读”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最后还是几位同事七嘴八舌凑了几个名目：陪吃喝，陪聊天，陪游玩，陪睡觉……如若陪读者是异性，难免要闹出风流韵事、性丑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