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老经验了，我猜的一点也不错，是个投票推干部的会。上级组织部的领导坐在上面说啊说，当然说了N多，很多话没什么意思，我也就没让它们耳朵里面去，而有句话听到后，却让我四顾茫然，目光乱走了。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要选的是群众公认的干部，所以，今天请大家来投票。这因为所以，是特别富有逻辑性的，所以，我就左顾右盼，我就上看下看，我从主席台上看到主席台下，从前三排看到后三排，还看完了迟到席，我看到的都是正科级以上、而且都是“实职”干部啊。副科级没个代表，一般干部没个人影；机关守门的近来加强“安保”，有十来个了，他们本来是近水楼台，但也没得月，一个也没看到；市场上摆摊的人山人海，也没看到一张脸孔；连天天被捧在手心上的众多董事长众多总经理，也没一人到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左瞧瞧，右看看，没有；贩夫？没有；走卒？没有；工人叔叔？没有？农民伯伯？没有；知识分子？没有；公安干警？没有；工农兵学商？没有；新社会阶层？没有。
谁是群众？哪里有群众？
我们就是群众。各部办委局的一把手是群众，各乡镇办事处的党政巨头是群众，全县副处级以上实职领导是群众，要而言之，在我们这个正处级的县里，正科级以上的人才是群众，经过我们推选的干部就可以叫做是“群众公认”的好干部了。
这样说来，正科级就是群众了？非也，是不是群众，你还得看你参加的是什么级别的干部推选会；比如我这个副处级，要推举市级领导了，我就连群众都不是了，最少得是正处级以上才是群众，这时的什么副处，什么正科，都不是群众，是之，也是盲众了，由此类推，正处级在更高一级的这类会议不是群众，市级领导才是群众，其他的都是群氓；再上一级，市级领导也可能不是群众，是群氓吧。
这么说来，群众是有级别的，大概，有多少领导级别就有多少群众级别，如果领导有15级，那么群众也有15级，从正部级群众，到副股级群众，都是有的。哪一级群众来“公认”哪一级领导，来“推举”哪一级领导，都是不含糊，都是有规矩管的，村里在搞自治，村里群众可以推举村领导，而乡里要民主了，你村里群众就干站着吧。还比如，你自称是这个县里的群众，你也知道这个县里干一件什么事情都可能与你息息相关，都可能影响到你的衣食住行，你自以为是群众，想来走一下“群众路线”，你也想一个来“这事情我这个群众答应”，或者“这事情我这个群众不答应”，可是你发现，你这个群众没资格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领导走的，你若霸蛮要走，那就很有可能犯上“妨碍公务罪”。为什么呢？因为你没达到这个县里的群众级别。
这挺拗口的吧。其实并不拗口，比如说，我们天天在听一句话，天天在喊一句话：权力是人民授予的。这话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喊了几十年了嘛，深入人心了。可是，你知道一个县里有几个人民在那里在授权力？一个县人口百万，其他情况下，这百万人是不是人民，不太好说，而在权力授予时往往只有一个才是人民，至多才13个算人民，13个常委才能够授予权力啊，权力是这一个或者是这13个人民授予的啊。所以说，谁是群众，谁是人民，群众不群众，人民不人民，这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群众与人民一定得把这些概念琢磨透，才能众神归位，才能安居乐业，否则，那就麻烦。举个小例子吧：人民公路人民修，修好公路为人民。这里三个“人民”，概念都是不同的，“人民公路”中的人民，包括所有人，领导也好，盲众也好，都可以上公路嘛；“人民修”中的“人民”，这概念就单指你单指我了，你这个人民在这概念里就是出人民币的意思；而“为人民”中的人民呢？我不是，你不是，只是收费部门的他了。说这些，都是在跟你打个比方，我想告诉你的是，人民与群众这个帽子，戴起来有时觉得很不受用，可是，有时，你想戴，恐怕还戴不上。
原载《杂文月刊》2008年第10期
斯人之后多犬儒？
周 彪
斯人者，资深经济学家戴圆晨先生也。本人一向对咱们国家的那些专为利益集团代言的所谓精英经济学家不太感冒，但对戴先生却颇有些好感，特别是自去年至今在全国各地公务员队伍中推行阳光工资改革以来所引发的众议纷纭，更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戴圆晨先生6年（2002年3月）前在一次宏观经济研讨会上对公务员加工资的态度。
戴先生如是说：第一次给公务员加工资，我双手拥护；第二次（给公务员加工资）我一个手拥护，一个手不拥护；2002年还要给公务员加工资我双手反对。加一次工资1000多亿，这1000多亿用在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方面，可以减轻农民负担，有1000亿，农村义务教育都解决了。
在公务员工资上调过程中，能听到有分量和质量的“反对意见”的在我的印象中大概就只有这一次。故每次重温这段文字时对戴先生油然而生一种深深的敬意。
可以说，自6年前公务员工资改革的闸门大开，公务员工资上涨的势头是一浪高过一浪，名目繁多的津补贴及物质与货币福利也纷纷粉墨登场，公务员这个行当也成了一个超级香饽饽，公务员的待遇也成为公众一向关注和议论的热点。
对于公务员实施“阳光工资”该不该让纳税人有知情权、参与权，有论者和网民已从情理法的角度做了大量的论述，我不想重复。我想说的是，在纷纭的议论声里我听到的只是几个有限话语权的时事评论员在激扬文字，当然还有大量的草根们在虚拟世界里愤愤不平，却始终未见现实生活中那些拥有超级话语权和表达平台的精英们的一言半辞。
我不知道一向自诩为“社会良心”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们在“阳光工资”话题上为何三缄其口，是不是觉得这事儿太小不值一提呢，还是自个儿本是利益中人不便于开口？公务员工资改革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绝非小事，有良知的人都不会漠然视之的。合理的推论就是精英们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既关自身利益，当然尊口难开了。6年前还有一个戴圆晨先生对公务员频调工资提出异议，虽然“反对无效”，但至少让人们感觉到精英阶层里还有“不同声音”；6年后，面对被某些公仆视为“家务事”的公务员阳光工资改革，居然听不到精英们一星半点的“异议”，岂非咄咄怪事？
冷静一想，说怪也不怪。精英也是人，是人就有七情六欲，说话行事就有利益考量。从过往事实看，我们的精英们踊跃“代言”的背后总有一只巨大的利益推手，为强势者说话实惠多多，能不使尽浑身解数？而今要为草根抱不平，跟公务员这个强势团体过不去，是得不偿失的买卖，聪明绝顶的“精英”们怎么会去搀和呢。
为何这些“精英”们无所顾忌地矮化自己？答案只有一个：“心为物役”。一群被物化的“精英”哪还有底气和正气“为苍生说人话”？他们早已成了只为自身利害得失考虑、不管冬夏与春秋的十足的犬儒。
当然，说所有的“精英”都成了犬儒，这话或许有点偏颇，但相当多的“精英”已经或正在沦为犬儒，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著名学者傅国涌先生对此有精辟之论：在许多号称“精英”（不光是知识分子）的人中出现了一种相当普遍的“宠物化”倾向，以做“宠物”为荣，处处炫耀、显摆自己的“宠物”身份。台湾作家龙应台很惊讶，她在和大陆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时候，发现饭桌上人们只谈房子、车子、孩子，很少有公共话题。什么国家命运、民族未来已经不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据重要位置。用哈维尔的话说，这属于蔬菜、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与“遥远而深邃的星空”无关，无论这一切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选择结果。
这，或许能说明为何戴圆晨先生6年前的“反对”声音成了“绝唱”，也能为笔者的命题提供一个有说服力的佐证吧。
原载《杂文月刊》2008年第7期
刘洪的自信来自哪里
王重旭
刘洪，何许人也？
读过《西游记》的人，都不会忘记书中那段精彩的内容：《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也许是这部分太精彩了，吴承恩在《西游记》100回的目录中没有把它列入，而是为了提醒读者，把其作为“附录”，放到了第八回与第九回的中间。
书中说道：唐僧之父亲陈光蕊乃大唐新科状元，中榜后“跨马游街三日”，当路过当朝宰相殷开山的府第时，殷开山的女儿准备下绣球，对准新科状元，将球抛下。于是新科状元陈光蕊成了宰相的女婿。婚后，朝廷派他到江州作州主。这江州乃富庶之地，在今江西九江一带。这州主，如果比照现在的行政级别，至少也在市长以上。谁知祸从天降，上任途中，光蕊被船夫刘洪所害，抛尸江底。
刘洪害光蕊，并非为财而是为色，是看人家的老婆漂亮才起了歹心。然而，这位刘洪并没有就此罢手，这厮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又穿了光蕊衣冠，带了官凭，携殷小姐赶赴江州当官做老爷去了。而且在这州主的任上，一干就是18年。直到小江流玄奘找到自己的外祖父殷开山，朝廷发兵，拿下这厮，方才真相大白。
说心里话，每每读到这里，就禁不住要想，你刘洪也忒贪心，也忒胆大了，这打家劫舍你做得，杀人放火你做得，男盗女娼你做得，鱼肉百姓你做得，这官可是你做得的？想这江州是何等去处，按现在的城市规模，至少也是一个较大市，那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你一介船夫，拿着人家的官凭就来上任，岂能不被人家识破？想这江州州主应是何等人物，要开会讲话、要调研视察，要迎来送往，要断案批文，要研究城市规划，要设计未来发展，你一个胸无点墨的强盗，竟敢冒充文质彬彬的新科状元，你哪来的自信？你就一点不胆虚？
其实刘洪不是糊涂之人，他把这官场看透了，他虽不是那种饱读诗书之人，不可能历史地纵向地去比较，但他是一个有头脑的人，横向的比较还是可能的，他看到了官场的黑暗，官场的卑鄙，官员的无能，所以他敢冒这个风险。那些不如他的，那些他并没有瞧得起的，都能干得很好，我差啥？
刘洪冒险去江州上任，肯定不是要去解放那里的老百姓，肯定不是去为那里的老百姓谋幸福，而是因为在他的眼里，当官好啊，当官可以为所欲为，当官可以作威作福，当官可以搜刮民财。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他刘洪会做一个好官吗？所以，刘洪把江州搞得乌烟瘴气就是必然的了。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刘洪，居然在江州州主任上一干就是18年！
任何一个荒诞的故事里面，其实都有它的合理性。吴承恩老先生虽然被称为中国古典浪漫主义大师，但他书中所描写的一切在现实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影子。所以，刘洪能做稳那个官，就一点都不奇怪了。更况且，刘洪身上还有一块非同一般的“护官符”，人家的老泰山是当朝宰相，怎么说也是高干子弟，尽管是假的，但哪个还敢怀疑，拍马还来不及呢！
其实，我们就一口咬定刘洪这厮在江州州主的任上肯定干不好，也过于主观了一些。因为现实中确实有很多我们认为行的，却干得一塌糊涂，而我们认为不行的，反倒屡创佳绩。比如我们那儿就有这么一个部门，本来大家都认为，这个部门的一把手，必须是一个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事业才有希望。若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事业非垮不可。可是，你错了，人家那位没文化的来了之后，事业不但没垮，反而越发地繁荣了。为什么？过去那个懂文化的，坚持原则，一身正气，结果，工商的来查他，税务的来罚他，审计的来审他，财政的来卡他，上面一点也不中意他。搞得他灰头土脸，寸步难行。不但事业没有什么发展，就连自己单位职工的福利都快没有了。而这个不懂文化的人当了局长，方方面面都是他的哥们，每天不是你请我就是我请你，什么人都敢进，什么人都敢用，什么人都敢提，什么钱都敢花，老百姓敢怒不敢言，结果上级领导表扬他，奖励他，最后还要提拔他。
很多官场之外的人都以为官场险恶，官场复杂，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官场有时非常简单，尤其官做到一定位置之后，就越发地简单了，你就是随心所欲，你就是胡作非为，别人也是无奈你何。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就曾说过：“官当到我这一级，就无人监督了。”广西玉林市原市委书记李乘龙也深有同感：“我的权力太大，监督机制对于我形同虚设。”
如此，刘洪的自信来自哪里，也就不言而喻了。
原载《湘声报》2007年12月7日
批评者的赞美才有意义
连 岳
罗素先生曾说，在追求真知时，宁愿要聪明尖刻的敌人，也不要糊涂和气的朋友，只有前者才能让你完善自己，而后者的作用是麻醉你。作为社会整体，何尝不是如此？牛虻式的叮咬有助机体保持活力。学者贺卫方就是这个社会的一只牛虻，常读他文章的人可能早已体会到他对中国法制进步的影响力，他表达意见的方式在我看来，现在其实已经相当温和了，不过，这并不妨碍一些人把他看成“出格”的批评者。
不少图省事、讲效率的人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总是想到让他闭嘴。还好贺卫方继续在发言，不然的话，下面这段对中国的形象极为正面的评价就不存在了。
贺卫方几天前赴德参加由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和波恩汉学学会联合举办的奥运年大型系列活动“相遇中国”，在接受德国媒体访问谈到中国的言论自由时，他说：“我个人的例子表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现行政府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退回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许多人被打成右派，被判处徒刑，他们说的话远远没有我的言论激烈。我很系统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没有任何对我的压制。我在北大可以自由地讲课，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你能够讲什么，不能讲什么。有个别报纸现在还不大敢发表我的文章，但还有很多报纸很愿意发表我的文章。我有一个博客，经常触及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以前还经常被删掉，但最近也不删了。我能感受到社会正在朝向好的方面的变化。”
批评家的这种赞美才有意义，我想，许多德国人听到贺卫方这样说，对中国的印象会更好。当然，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比如，消音所有的批评，像贺卫方这样的批评者，不让他上课、媒体不许用他的文章、屏蔽其博客，然后对德国人说，你看，全是赞美与同意的声音，证明人民很满意，所以中国是个了不起的国家。说实话，这种活你干得汗流浃背，别人也不信。接下来的日子里，千万别丢了贺卫方的面子，不要他的话音未落，博客又开始删了。
正因为贺卫方先生认为自己有了批评的自由，所以他的赞美才更加可信。
到了中国人普遍接受且实践这句话时，那时候的中国更会让全世界发自内心地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