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的比说得好听的人，却是特别喜欢繁体字。标榜爱惜繁体字，似乎自己是一个很有文化素养的人，不是只会唱唱歌。可是，我们一些很有文化的人，甚至对繁体字、古文字极有研究的人，却是极力主张文字改革，正是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动，才有了今天的简体字。这也是历史，而且是离我们不太远的历史，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谭嗣同、蔡元培、吴稚晖、胡适、陈独秀、瞿秋白、鲁迅都极力推行汉字改革。语言学家钱玄同宣布，“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标的办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语文学界的“大师”和“宗师”吕淑湘认为，“电子计算机是汉字的掘墓人”，“汉字行将就木”。先人的言论不无偏激之处，但是，我认为这是历史的先声，正是他们对以繁体字为承载工具的汉字的激烈批判，才有了今天为国人所接受的简体字。正如鲁迅所说，一个不透气的黑屋子，你如果只说开窗，卫道者们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你要高喊把屋顶给掀了，他们才勉强同意你开窗。
针对繁体字进课堂，教育部长周济是这样回答的：“请大家学习我们国家的语言文字法，我们国家有基本国策，就是要使用简化字，就是要推广普通话，这是一个基本要求。所以我想，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使用简体字，这是“基本国策”，而且已经有立法，宋祖英们的“建议”大约还不至于动摇基本国策，他们的能量也不足以修改现行的法律。
原载《生活？创造》2008年第4期
不许见证
赵健雄
本来担任执法的城管，却横行不法，这样的现象可以说已见怪不怪。最近一桩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湖北省天门的几十个城管人员，群殴致死一个偶然路过、举起手机对他们“执法”过程拍照的“总经理”，因其残暴与野蛮震动了全国。
总经理没有犯法，他只是想记录与见证一桩执法行为，想不到这样的做法比触犯城管规则更加不能为“城管”容忍，当知道自己这样做意味着什么时，总经理随即退缩，表示愿意把手机交出来，但已在火头上的“城管”没人理他，继续挥拳，仅仅几分钟，一条人命就完了。
城管为什么对拍照尤其恼怒？
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做法不正当，既然知道，还要这样做，从好的方面来推断，恐怕是认为有效；由坏的方面来理解，足见权力、尤其是缺乏监督的权力能让人疯狂。
这与过去有很大不同，过去一些政府部门也干了许多错事，甚至可以称之为罪行，但当事者自己并不以为错。譬如50年前的大跃进，最终导致许多人饿死，然而亩产几万斤的报道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除了具体的造假者知道是造假，从记者一直到最高领导，都信以为真。那种真诚地犯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危害更大。但当事者还是有道德自信的。
如今不同，正像天门城管，恰恰没有这种自信。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暴打试图拍照留下记录者。现在一些执法部门，做某件事之前，首先考虑的往往是不留下痕迹，他们心虚，因为知道自己行为的非正当性，不合于人道，也不合于普世价值。
这是一种危险的现象，因为久而久之，“法”就成了“不法”。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怕见证。即使愚蠢而自以为正大光明的社会，也不怕见证。不许见证的做法，说明自知理亏，如果自知理亏仍不思悔改，而试图像天门城管那样，靠拳头来解决问题，恐怕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把问题越弄越大。
原载《联谊报》2008年1月26日、4月12日
保护伞比胡汉三更可怕
盛大林
“一名被汕尾市公安局通缉三年的在逃村官，他数罪在身，却在三年后被当地镇政府再次任命为村长！”这不是一个笑话，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这名通缉犯叫黄明，系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南塘镇一村村长（村委会主任）。2005年前因村民不断上访举报，汕尾市公安局在掌握黄明涉嫌非法转让土地、倒卖土地的证据后，依法立案并批准刑事拘留，与此同时黄明的陆丰市人大代表身份也被依法罢免，从此黄明开始了三年逃亡生涯。（4月7日《新快报》）红军来了，恶霸胡汉三狼狈逃窜；红军一走，“还乡团”团长胡汉三就又回到了乡里——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那句经典台词——“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上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忆犹新。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在告别那“万恶的旧社会”50多年后，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现代版的“胡汉三”又出现了。所不同的是：胡汉三“还乡”是他自己宣布的，而黄明卷土重来是镇政府领导宣布的——后者的阵势显然更大！
一名正在被通缉的逃犯，竟然堂而皇之地回到村里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下“官复原职”。是什么力量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奇迹般地发生？
据报道，黄明的霸气丝毫也不让于胡汉三。贪污公款、倒卖土地、收受回扣……黄明就任村长一职长达17年之久，其涉嫌非法牟取私利至少超过500余万元。他家的豪宅，耗资300多万元；因为阻止黄明非法卖地，很多村民被打成重伤住进医院；他家的两条狼狗追咬一名村民，其妻及家人反说村民“欺负”狼狗，并当着警察的面把村民打昏在地……如此“村霸”，确实让人胆寒。
不过，上述的霸道还不足以让他当上“胡汉三”。毕竟，他是公安部门通缉的逃犯。如果他像胡汉三那样自己召集村民宣布“复辟”，那么肯定会有人举报，警察肯定会闻讯而至，其结果不难想象。但黄明的卷土重来却大不一样。他的身边不仅有很多疑似黑社会的人如凶神恶煞一般，更重要的是，镇领导都亲临现场并宣布了所谓“任命”（镇政府其实无权任命村委会干部）。这意味着，黄明受到了黑白两道的共同保护。在这样的“保护伞”之下，即使是警察来了，怕也要退避三舍；实际上，不仅连敢报警的人都没有，而且与黄明“作对”的人都吓得纷纷逃走、躲藏。
村民们曾无数次向镇政府反映情况，但镇政府不仅一直不予查处，而且把黄明推选为陆丰市的人大代表，甚至在其人大代表资格被依法罢免并被通缉之后还为其张目。一级政府竟然站在人民和法律的对立面，公然当起了嫌犯的“保护伞”——这种庇护显然比那两只狼狗和那些打手更有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保护伞”，黄明不可能那么嚣张、也不可能卷土重来。
毕竟“一手”不可能“遮天”，一“伞”也挡不住太阳。在“盖子”被媒体揭开之后，相信黄明这个现代版的“胡汉三”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不过，“保护伞”比“胡汉三”更可怕，也更难除。现在最应该关注的已经不是黄明这个“胡汉三”将被如何处置，而是一直荫庇“胡汉三”的“保护伞”将会怎样。这不仅是因为理应秉持公平正义的人民政府沦为不法分子“保护伞”更让人痛心，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保护伞”不除，黄明式的“胡汉三”就会前赴后继、层出不穷！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4月7日
“道可道，非常道”新解
王万然
《道经》开篇辟义“道可道，非常道”是《道德经》的精髓，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通常把它解释为：“道”是可以通过言语来表达的，它并非一般的“道”。我觉得把“道”直接解释为“说”，也颇有趣味。这样，它的意思就成了：说可以说，但不经常说；或说可以说的，但是不经常说。这不是为了搞笑，而是来自生活的一种体验。
记者黄俊杰一口气发表了三篇揭开房价虚高秘密的时评，读者评价很高。当他要继续写下去时，我泼了冷水，要发表也得过一段时间，如果连续写下去，读者会误以为政府要采取什么措施了。作为党委机关报的总编辑，我是深有体会的，某一重要时期或某一重大举措，我们会根据上级指示，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集中版面进行集中“轰炸”，以期达到声势浩大的宣传效应。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转移宣传重点，否则就会引起读者的审美疲劳，事倍功半。
我曾经鼓励编辑、记者都来开个专栏，后来响应的有两个，一个是小说家李济超，每周发表一篇小小说；一个是省鲁迅研究会会员黄俊杰，每周来篇关于鲁迅研究的文章。他们的专栏文章都写得好，只是太“常道”了，以致有人对报社领导说，李济超的小说，从县太爷到乡镇长到村官，没有一个好人。我得悉后便忠告他，能否穿插一两篇正面形象的呢？他接受不了，专栏也就停了。腐败官员到处有，通过小说予以揭露，“道可道”，无可厚非，只是“常道”会造成“为什么什么抹黑”的嫌疑。对黄俊杰的专栏，也因为有人批评报纸成了“鲁迅报”，也就罢了。
我的专栏能历时几年，是我耍了点小聪明，在发了几期针砭时弊的杂文、时评后，突然来个正面形象的及无关痛痒的随笔，调整下味道。
中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越来越清明，我们从各报刊的时评版和电视的说法栏目可看出，但是，还没达到言无不说的地步。影响一时的青年评论家潘多拉，其杂文嬉怒笑骂，深有鲁迅风骨，尤其是针对某些名家的批评和讽刺，使人解气和增长了见识。但是，由于“常道”，得罪的人广，导致了有关部门发文给各媒体封杀“潘多拉”。
2007年国庆期间，我和杂文家鄢烈山、赵敏、段震江、张金丰、潘洪其、唐烨等一起采风，在交谈中，我们都深有体会，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说可以说的。可以说的也不能乱说，否则引火上身。《第一财经日报》刊登了记者翁宝、王佑揭露富士康的文章，富士康请求法官冻结了这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铁岭市西丰县赵俊苹多次向辽宁省甚至中央举报县委书记张志国，被以偷税罪和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7万。《法制日报》旗下记者朱文娜把此事捅出来了，西丰县公安局居然大水冲进龙王庙，以诽谤罪到中央政法委来抓人。
媒体和记者以说话为生存，而因为说了话后有人到媒体闹事、威胁的，数不胜数。我们经常听说的“家丑不得内扬”也是这个道理，某地发生严重事件或离奇案件后，全国各地炒得沸沸扬扬，可事件或案件发生地却三缄其口，大不了发篇通稿完事。地方媒体不是不想报道，而是顾虑重重，没有得到指示就束手无策，看到上级媒体和兄弟报纸的轮番轰炸，只能干焦急。从“家丑不得外扬”发展到“家丑不得内扬”，就是深谙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真谛。
《杂文月刊》2008年第4期
网上看帖需气度
鲁建文
北京奥运会后，刘翔的何时复出又成为人们的一个热门话题。有的人说，刘翔要“雄风再起”，恐怕不能上网看帖，不然铺天盖地的“闲言碎语”非气得他“告老还乡”不可。我倒不以为然，倘若属于真英雄的话，是不乏面对这种“闲言碎语”的气度的。
古人曰：量小非君子。心怀大志者，应不仅不畏一时的“闲言碎语”，而且还能由此反躬自省，寻找不足，明晰自己的努力方向。记得毛泽东在延安时有这么一段故事。1941年至1943年，日军的疯狂扫荡、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以及连年的自然灾害，延安进入最为艰苦的时期，一时缺衣少食，军民生活难以为继。一天，响雷霹雳，把一头耕牛打得一命呜呼。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牛主人气急破口而出地骂道：“这响雷为何不把毛泽东打死呢？”这话无疑很容易被扣上“恶毒攻击”的帽子。毛泽东是雷霆大发，还是大度处之？
伟人就是伟人。毛泽东不仅没有生气，而且以此作为民情民意调查的契机。当确认是老百姓对沉重的负担有怨言后，亲自领导制定了精兵简政、发展生产、拥政爱民等一系列解决“鱼大水小”矛盾的政策，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发动和组织解放区的军民大生产运动。通过“自己动手”，不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战胜了物资匮乏的困难，还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网络时代。这个虚拟世界里，可以说是个无话不说的自由空间：有的抒发情感，也有的寄托期盼；有的讴歌现实，也有的发泄不满；有的关注国事，也有的针砭时弊；有的品析文化，也有的评点明星……真可谓七嘴八舌，应有尽有，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其中不乏慷慨激昂、尖锐刻薄，甚至诅咒谩骂之辞。因而，相关者网上看帖，尤其是相关官员网上看帖必须有一种气度，不然不仅难以看完，怒气大生，而且还可能导致以强凌弱，打击报复的恶剧。去年发生在山东高唐的网民被拘事件不就是一例么？他们只不过是跟帖表示了对这个全省六强县财政吃紧的不满，把时任县委书记的孙兰雨说成“孙烂鱼”而已，与“雷打毛泽东”相比，无疑温和得多。然而，很快遭到公安部门的侦查，被关进了看守所。
网络显然是官员掌握信息的一条重要渠道。挤时间上上网，看看帖，确乎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的实情，察到平时难以察到的声息，找到平时难以找到的智慧。其实，闲言碎语、人言啧啧并不可怕，可怕的倒是鸦雀无声，无人说话。群众有了闷气怨言，有了牢骚怪话能够发泄出来了，政府才能知道群众在想什么、需要什么、什么事最急。问题凸现出来，执政为民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因此，就连日理万机的胡锦涛总书记，也总是要抽时间上上网，把网络作为了解民情、体察民意、汇聚民智的重要手段。可见，不用怀疑，网络应是我们官员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好帮手”。
笔者相信，山东高唐拘禁网民的事件只是个别现象，但作为当政者，要使网络成为自己的“好帮手”，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恐怕还得从宽阔胸怀、修炼气度做起才是。
原载《湖南日报》2008年10月10日
司法不公的寒蝉效应
丁 东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月15日，一位九旬老人摔倒在南京解放南路人行道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过往行人无一理睬。体育舞蹈教练魏永玲从旁路过，于心不忍，但又怕好心不得好报，只好拉住数名路人，见证老人摔倒与她无关，然后打电话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又联系了120急救车，才将老人抬上担架送往医院。此时，距老人倒地已经超过20分钟。
这位老人为何如此不幸？人们为何见难不愿帮，见危不敢助，见死不能救？这是不是中华民族正常的道德状态？
这一现象，显然与不久前的“彭宇案”有直接关联。所谓彭宇案，也发生在南京。年轻人彭宇出于好心，在公共汽车站把跌倒在地的徐寿兰老太太扶起来，又送她去医院检查。不想，徐老太太和家人得知胫骨骨折，要花费几万元医药费，便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人，要他承担医疗费。其后，徐老太太向法院起诉。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以推理方式作出一审判决，裁定彭宇承担40％的损失，补偿原告45876元。这件事引起舆论大哗，也造成了寒蝉效应，使得人们普遍有了戒心，遇到这种事，敢不敢伸出援手，已经成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