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春风似剪刀
二月春风似剪刀——读赵红继同志长篇传记《谁在改变我》
我和红继同志，虽然相识时间不短而相处时间不多，但确属忘年之交。
我们之间年龄相差很大，加上交往不多，按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但我佩服他的耿直和勤奋，更欣赏他那一身凛然正气。
大约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好像是一九八七年的冬天吧，红继作为湖北省军区政治部宣传处任职的一个年轻干部，应广州军区文化部之邀来到广州送稿。就这么个偶然机会，让我有缘认识了他。那年我在岗位上还没有退下来，组织上让我先看看他送来的稿件：一部中篇报告文学，描写长江西陵峡军民在一次重大山体滑坡灾难中的所作所为。文章写得很好，让我受到了震动。文章是作者心灵的一面反光镜，你的思想，你的追求，你的感情，你的爱和恨必然在字里行间渗透出来。我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我推荐给其他的评委们看，也都说是好文章。以后我就忙别的事情去了。直到评选已经有了结果我才匆匆从外地赶回来。听说红继的文章居然落选了！我知道以后非常难过。不是因为我的意见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从不强加于人。说红继的文章好，是大家的共识。一个业余作者往往是挤出一些睡眠时间奋笔疾书的。文章里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倾注了作者的全部感情。文章落选了，他会不会觉得对不起那些父老乡亲；一篇好文章受到了曲解，会不会挫伤他今后的写作积极性？我甚至于要宣布，我要退出评委。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红继同志表现得异常平静。他居然反过来安慰我。好一个成熟、理智的年轻人！
我们有过一次关于文学创作以及迈步人生路的长谈。虽然只是一次谈话，但他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年轻英俊，却带有几分腼腆和高境界的人生追求；才华横益，却不失低调与谦虚。算起来那时他还只是个正值而立之年的营职干部，还是个小伙子。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直到去年秋上，我与几位朋友相约到宜昌采风，意外地与红继在三峡大坝上重逢。欣喜之余，我发现这位当年的小伙子，也已经年过半百，并且从正团位置上转业地方也有十多年了。这时的他，眉宇间透着成熟，言语里显出稳重，让我不禁感慨万端。
这次重逢，让我了解到红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一直从事着部队机关和地方党政部门的政治工作。本职岗位上的建树，自有组织上为他做出评定，而业余时间里，他始终在钟爱的文学道路上，不离不弃，辛勤耕耘，孜孜不倦，的确让我为之感动。他的文学创作更是日渐成熟，屡有佳作问世。他的短篇小说《关于父爱》、《狗吞》，散文《凋谢的木棉花》、《并非梅雨季节》等于军内、外报刊上发表以后，在读者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散文《大坝锁蛟龙》二十年前选入国家高中教材，最近，《故乡的土地》，作为范文，更是被列入了江苏百所名校高三语文试题。
从宜昌回广州不久，红继便给我的电脑里，发来了他刚完成的长篇自传体文学作品《谁在改变我》，洋洋洒洒二十余万字。红继年过半百，我老迈早就年逾八十了，耳不聪目不明，在电脑上读这么长的书稿，确实存在一些困难。然而，凭我们之间的友谊，凭红继优美、流畅的文笔，朴实感人的故事，不温不火的叙述，吸引着我连续不断地往下读去，真是到了欲罢不能的程度。在不长的时间内拜读完之后，闭目回味，我久久难抑激动的心情。红继在书名中这样提出的疑问：谁在改变我？是的，谁把当年那个从中原乡下走出来的土得掉渣的小青年，一个连部队发的制式裤腰带都不懂如何解开的傻小子，改变成今天的模样？
此刻，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句脍炙人口的唐诗：“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从一个普通农村入伍的士兵，到一个正团职上校，谁又是他的“二月春风”？是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还是二十多年的艰苦磨练？是二十多年的如歌岁月，还是二十多年的沟沟坎坎？
众所周知，如今中国军队的成份，大多为红继一样的农家子弟，他们的经历似乎也大同小异，无非是学习训练，放哨执勤，他们的追求，实在一点说，大多也都不外乎立功受奖，入党提干。可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一棵绿树或是一片森林，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直线加方块的十里百里军营，千军万马列队，虽然乍看上去个个像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但实际上你同样找不出两名完全相同的士兵。红继的《谁在改变我》，完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向我们描绘出了一个当代最普通的军人，从士兵到基层干部的个性化艺术形象。平淡中带有传奇色彩，传奇里又看不出任何刻意雕琢的痕迹，自然如山涧一泓清泉，和谐似窗外吹过的微风。
红继同志所经历的这三十多年，恰逢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这个时段，无论军队还是地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是把自己放在时代大变迁的背景下来写，看似写“我”，其实是在写时代变迁过程中“我”身边的人和事，从而通过“我”身边的人和事，折射出这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
如果说红继是位编故事的能手，有点不那么准确，因为书中那些感人的故事，完全是他的个人经历，均非他编织出来的。
军队向来有野战部队和地方部队之分。而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只有野战军才是真正的军队，至于地方部队，多了“地方”两个字，仿佛更像是穿着军装的老百姓了。而当时的地方部队（后来都改编成了武警）也是有层次之分的，省军区属下有独立师和独立团，军分区属下便是独立营了。红继正在湖北最偏远的鄂西军分区独立营当兵。独立营又是担负分散执勤任务，平时要组织起一百人的会操都很困难。在这样的部队当兵三年，连团长都没有见过，十分正常。官兵们的见识之狭窄，是可想而知的了。
然而，这些都与文学无关。也就是说，文学与你在什么单位工作无关，有关的是人，人的性格、人的命运、人的追求与向往、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红继笔下的每一个人，无疑都是他最熟悉的。和他一起参军的同乡、战友，他的排长、连长、指导员、营长、教导员，他提干后自己带的士兵，他们执行的具体任务，老指导员的妻子，等等，个个栩栩如生，过目不忘。围绕以上那些人所发生的故事，虽然谈不上惊心动魄，但也一个个迭荡起伏，扣人心弦。
这是生活本身所具备的力量，也是文学本身所应有的魅力。
除了部队生活外，红继最熟悉的就该是他的农村生活。他也像大多数人一样，热爱着他的故乡，热爱着故乡的亲人们。在《谁在改变我》书中，红继采取回忆的手法，穿插写了几段入伍前的家乡生活。虽然着墨不多，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事半功倍。
红继幼年丧父，本就艰难的农村生活，他比别人又多了几分艰辛。在他十八岁那年，为了挣得尊严和权益，他在生产队长的恶意唆使下，扛起一百六十斤重的装满麦子的麻袋，因此给稚嫩的身体留下了沉疴。看到这一段，令人为之心情沉重，甚至为之鼻腔发酸。
另有一段写过年杀猪的经历，红继写得更为精彩：
……十八岁那年的腊月，生产队在一片宽阔的场地上砌灶烧水，搭台杀猪，这是为过年做准备，也是烘托过年气氛的最好形式。农闲，要过年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围到杀猪场来看热闹。
生产队总共杀掉十头猪，已经杀死了八头，生产队里威望最高的二大爷提议，余下这两头，留给两个已满十八岁的小伙子来杀。这两个年满十八岁的小伙子，就有我一个。这不是一种固定的民间仪式，但村上有个习俗，长成人了，敢不敢拿刀杀猪宰牛，视为一种象征。
听说有新人杀猪，乡亲们兴致更高立刻围拢过来。为了看个真切，孩子们爬到树上、院墙上、粪堆上。二大爷递给我一把一尺多长的尖刀，接过这把放射着寒光的尖刀，掂了掂，沉甸甸的，足有两斤多重。二大爷招呼几个壮劳力把一头两百来斤的红皮白猪赶到我面前，三下五除二把白猪放倒，抬到案子上，四个壮劳力按着。
白猪发出凌厉的叫声，口中冒着粉白色雾气。
二大爷说：“侄子，下面的活儿就看你的了。”
对杀猪我本没有兴趣，但没有办法，很多事不是有兴趣才做，要想取得乡亲们的认可，必须硬着头皮上。没杀过猪，但我从小就观看杀猪，也帮杀猪人打过下手，理论上也略知一二。要想把猪杀得好，最最重要的是下刀准，进刀稳，推刀有力，同时，血不仅放得快，还要放得干净，这样猪肉才白嫩，肉中不带血丝。如果下刀不准，刀的深度不够，就不能在最短的时间切断猪的喉部动脉血管。这样，猪因疼痛而咆哮挣扎，给治服的人带来困难。再若杀手心理素质差点，手一忙脚一乱，可能造成案子上的猪带着刀子跑掉。甚至出现刀子伤人的可怕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