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人合影后不久，尼采又要经巴塞尔回家探望母亲，保尔则继续跟我们一起前往苏黎世。保尔在苏黎世转道前往西普鲁士，他的家就在那边。
尼采走的时候，情绪有些低落。他说，我对他没有在奥尔塔那般热情，他弄不准我到底是怎么想的。
为了安慰他，我答应等7月份出席拜洛特音乐节后，和他在德国的图腾堡相聚。到那时候，我会聆听他的教诲，像一个解放了的信徒一样，洗耳恭听。
没有想到，这次分别，我们三个人没有再次团聚过，那张惹得满城风雨的照片，成为“三人同盟”的绝响。
在苏黎世，保尔也跟我告别了。我跟我母亲在苏黎世乡间朋友的住处呆了一阵子，随后我们取道汉堡前往柏林，在那里和我的三哥尤金碰头。他是跟我年龄最相近的哥哥，是大哥把他派来帮助我母亲把我拽回俄罗斯。不过，保尔一路上对我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慢慢取得了母亲的信任。保尔为了证实对我的感情，还从西普鲁士搬来了他的母亲，说是要认我为干女儿，接我们去西普鲁士度夏。我母亲不忍拂了他们的热情，让我在三哥的陪同下，去保尔家小住一些日子。我母亲则继续她的回国旅程。
在保尔的家乡斯地伯，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我和保尔朝夕相处，两人的友谊越来越牢固。保尔在一封信里对我说：“我只同你有友情关系，而且只同你保持友情关系。我觉得我和尼采的关系不算坦诚的，特别是中间夹着一个异国的小女孩时就更是这样。我对他从来不如对你坦诚，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这样坦诚过，只有对你，我才这样。你是我的友情，你是我的崇拜。如果我对你的言行有错误的、虚假的和不坦诚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罪过。”
按照计划，我在斯地伯一直呆到拜洛特音乐节，才跟玛尔维达夫人一起去看望瓦格纳一家。1882年7月27日，《帕西法尔》如期演出，我也因此跟垂暮之年的瓦格纳见了面，陪我看演出的是保尔，还有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而不是对此剧更有了解的尼采。
在《帕西法尔》两次演出的间歇期，我看到了瓦格纳的许多家庭生活情况——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者像潮水一样涌到他的周围。瓦格纳永远是中心，气氛总是那么快乐——他个子矮小，像一股冒泡的喷泉一样，一会儿跳到这儿，一会儿又跳到那儿。他的夫人柯西玛是音乐家李斯特的女儿，个子很高，长得漂亮，走过人群时，显得比任何一个人都高——客人们一方面围着她，另一方面跟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比瓦格纳的年龄小了很多，晚年的瓦格纳变得执拗、偏激、排他，人们担心惹起不必要的是非。这位优雅而迷人的女主人跟玛尔维达夫人的关系特别好，后者还是她的结婚证人，所以她还屈驾来看我，我们谈的话题很多，既有瓦格纳，也有尼采，还有女人之间的事。
音乐节期间，柯西玛和玛尔维达夫人把我引进了瓦格纳的社交圈，我不时地结识一些新朋友。在接下来的那个冬天，瓦格纳之子齐格弗里德的家庭教师斯坦因成为了我们的柏林圈子中的一员。我是在拜洛特认识他的，他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早也是最忠实的分子。在跟瓦格纳关系亲近的人中，俄罗斯画家焦考斯基成了我特殊的朋友，他有一枚小小的甲壳虫状的宝石名章，这在一幅巨型油画的角上可以看出来，那幅油画就挂在瓦格纳的家里，客人一进门，目光就会被它吸引。画面上是瓦格纳的“神圣家庭”，齐格弗里德被画成了拯救者，丹尼拉被画成了圣母，而瓦格纳的另外三个漂亮的女儿则成了长着翅膀的天使。
对于拜洛特音乐节，尼采因为与瓦格纳的决裂，不愿意去现场。其实，他对这场音乐节是很关心的，甚至为没有与我同去而充满着遗憾。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对自己做出不去的决定，是满意的，但是我如果在你身边，与你愉快地交谈。如果我能够在你的耳边说东道西，那么我还能忍受《帕西法尔》这种音乐。否则，我受不了。”
拜洛特音乐节上各种活动让人目不暇接，我不敢妄加评论，因为我对音乐知之甚少。我在那儿简直是个聋子，对所有的活动都缺乏理解，也不可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快乐。如果说我在这方面跟某个人比较相像的话，那个人就是玛尔维达的女仆特里娜。瓦格纳曾预言：像特里娜那样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女人，也会在音乐节上得到享受，这就是音乐的魅力。他们计划让特里娜多去看几次演出，以便从中得到启示。尽管她打心眼里感激他们，也很高兴，但结果证明这个实验失败了，瓦格纳太看好音乐节的魅力了。其实，当特里娜第二次去看《帕西法尔》时，她并没有看出来这是一个新的版本。为此，她无法隐藏自己的失望，对自己在音乐方面的无知感到沮丧，甚至发现自己整个被屈辱和羞耻包围着。
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受尼采之托，来和我会面，准备在音乐节结束以后，接我到图腾堡的。但是，我和伊丽莎白之间过得并不开心。她比我大15岁，在很多想法上都不一样。比如，在音乐节上，她反对我跟别人交往，也不喜欢我和瓦格纳一家人过从甚密。她甚至为尼采、保尔和我之间的“三人同盟”，与我发生了争吵，认为这种行为会令尼采的名声扫地。
那一天，说起我们三人的同盟关系时，伊丽莎白说，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也许发生在俄国还可以，在德国这些有教养的人中间是不允许的，并提醒我不要对他哥哥有什么非分之想，说什么他哥哥有着圣徒般的名声。
这可激怒了我。说我占了尼采的什么便宜？或者说我爱上了他？这想都别想。我可以做到和尼采同睡一个房间而无男女之想......我甚至怀疑，尼采的身体能否承担起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尼采首先想到的是结婚，只是在这一目的没有达到后，才说发展这种精神友谊。说什么精神友谊，实际上还不是想用时间换空间，最终把女人弄上床。
我高声地尖叫着，全然不顾什么贵族小姐的身份。没想到我这一发脾气，伊丽莎白也老实多了，对我不再挑鼻子竖眼的。她也不敢和我闹翻，因为她此行的目的是把我接到图腾堡，而不是来和我这个客人吵架。
在拜洛特呆了一阵子之后，我和伊丽莎白来到了图腾堡。我和尼采打算在这住几个星期——在为儿借住的房子的主人是当地的一个牧师，他碰巧是我在苏黎世学习时的老师的一个学生，所以我们有同门之谊。
与分手前的病怏怏相比，尼采显得精神焕发，从早到晚，我们都有聊不尽的话题。我至今无法理解那些话题，因为它们没有事实的基础。不过，我们很快就把争论置于脑后了，生活丰富多彩起来，而且没有任何第三者来打扰我们，连伊丽莎白也远远地躲开。尼采一会儿给我念新创作的诗歌，一会儿给我做思想性的演说，一会儿又含情脉脉地看着我，仿佛他是一个健康的人，一个精力四射的人。在这段时间，比在罗马时期或在旅行时期，我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尼采的性格、本质和思想。
我在拜洛特听了一出基督教的神秘剧，说的是人类的悲剧史是一场来来回回的考验，最终会得到祝福和安慰。尼采说，痛苦就是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本身，我们不要企图超越它，让我们比任何时候的基督徒都更彻底地接受它。让我们信奉它，让我们积极地去爱它，无论它冷酷也罢，野蛮也罢，让我们都接受它。贬低它意味着懦弱。
对我而言，尼采向我展示他的思想的那些时光，令我终身难以忘怀。他带着各种令人恐惧的表情，用低沉的声音倾诉着，就像难以言传的神秘。生活对他而言是如此痛苦的受难，以至于人从永恒轮回中感受到了在残酷的必然中所遭受到的同样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