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3月，罗马之夜。一群朋友正在玛尔维达夫人家里聚会，门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这时，仆人特里娜冲进屋子，在主人的耳边笑着耳语了几句。
玛尔维达从桌子上抓起一把钱，匆匆地离开了房间。很快，她就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他叫保尔.雷。
“保尔，你过来跟大家认识一下。”玛尔维达亲切地把他介绍给大家，仿佛保尔就是她的儿子一般。
保尔突然看到有这么多的人在看着他，有些不知所措，就像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正在被罚站。他脸上的表情有些滑稽，但那分明的轮廓和闪亮的眼睛，给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个善良小伙子。
玛尔维达夫人是位传奇的女性，已经六十六岁了，被称为德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年轻时崇尚自由，脱离基督教会，参加了德国的社会革命，曾经遭到汉堡警方驱逐。她在伦敦结识了一批从欧洲大陆流亡到英国的激进人士，并写下了一本《一个女理想主义者的回忆录》。后来，她长期定居在罗马，她的家就是一个文化沙龙，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和诗人云集在她的周围，大家发表着自己不同见解。
保尔是玛尔维达夫人一个多年的朋友。那次，他从蒙特卡罗赶来，还清了向旅馆服务员借的旅费后，又去了一趟赌场，输掉了身上最后一个银币。最后，还是玛尔维达夫人去帮他解了围，将他从赌场里“赎”了出来。
尽管保尔的出现有些滑稽可笑，但我对这位年轻人有种天生的好感。那天晚上，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地谈论着各种话题。在回家时，我们穿过月光下的罗马街道，顺路结伴而行，边走边谈，直到走回我所住的小旅馆。
意大利的罗马是一幅拼贴画......在罗马我能看得最清楚的就是它的太阳。相比莫斯科、柏林和苏黎世，这是一个温暖的地方，这里的海洋气候有助于我的身体的康复。在温暖的春天里，我的身体一点点地痊愈，心里的创伤也在一点点地弥合。
脱离教会，抛弃教义，玛尔维达夫人和我几乎有着同样的经历，让我我们互相欣赏。玛尔维达夫人专用一种革命者的语气对我说，任何事情都要拿得起，放得下，治愈情感的办法就是快刀斩乱麻，这样，对一个女人来说，才会有新的未来。
我独自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和洛基特，明知不可能，不如从心里放弃得干干净净。如果上帝只允许每人打开一扇窗，那么只有关上一扇窗，才能打开另一扇窗。
让我意外的是，上帝在替我关上基洛特这扇窗口时，又很快地打开了另一扇窗口——这个年轻热情甚至有些滑稽的保尔，闯进了我的生活。说来也许是一种缘份。本来，保尔给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他的窘境，但我看到的却是他的善良。
有了那次罗马街头的深夜交谈之后，保尔和我明显亲近起来，似乎总有着说不完的话题。我们常常在玛尔维达家见面，参加沙龙的讨论，夜空中繁星星点点时，我们在罗马街头信步而行，有时还会走进街头小巷，探看当地人的夜生活。
保尔出生于犹太家庭，父亲是普鲁士的一个地主。他曾经参加过法德战争，受了伤，后来他到大学里学习哲学，写下了《论心理观察》等论文。在哲学方面，他受叔本华的影响较大，对人生充满着悲观。他和同为哲学家的尼采，还有玛尔维达夫人在几年前就已相识，并一起在意大利的海滨共同生活过一些日子。
我们每一次深夜散步，都是一次心灵的撞击。尽管这算不上谈情说爱，但是我发现，我们之间的距离在一点点地拉近。谈话时，我说起了失去上帝的那段经历，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找到合适的答案。
保尔告诉我，在孩子的世界中，上帝就像童话故事中的白马王子，神圣不可侵犯，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力也会成熟，这种信仰的力量会发生变化——要么增强，要么萎缩，这和人的内在自我有关，不涉及到品质，不关乎对错。
我发现保尔不仅是一个有学识的人，还是一个可以交往，并能信赖的人。在异乡的罗马，尽管有玛尔维达夫人关照，但我还是希望有一个男人像哥哥一样地保护我。因为我的肺病已基本康复，母亲已经做好回俄罗斯的计划。
这个时候，我的心中突然形成了一个计划，在我母亲离开罗马回去之后，我还可以和保尔继续交往，接受他的保护。这与我做的一个梦有关：在一个面朝大海的大工作室里，有一张大桌子，我和几个男人一起围着桌子讨论问题，时而激烈地争论，时而又开心地大笑起来。工作间通向几间卧室，我们每个人住一间，大家亲如兄妹，尽管彼此不是亲属关系，但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不同性别之间，也有着纯洁的友谊。
在玛尔维达家的讨论，让我感到，无论是在思想素质上，还是在思维能力上，男性都明显高出于女性。因为当时多数女性尚未走出家庭。我更愿意与男性交往，从他们身上吸取知识或思想的养分。在当时的我看来，只要大家心心相映，男女之间也可以维持纯洁的友谊，或者充满着兄弟姐妹般的亲情。
在我的这个计划中，书房里摆满着书籍和鲜花，我们在其中快乐地学习，书房的两边是两间卧室，我们在两间卧室之间可以来回走动，就像是两个同事，一起喜悦而认真地工作。对于我的这个计划，保尔有些茫然。他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交往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友谊，它还会有其它的东西。”
不过，保尔并未对我的计划明确地提出反对。但意外的是，有一天，他来到我母亲的住处，当着我母亲的面，向我提出求婚。
这真是一个彻底错误的行动，没有提前跟我通气，让我感到既无奈又愤怒。本来，我母亲已经听到我和保尔深夜在街头牵手散步的传言，心中充满着怒火，随时可能牵怒于他。不过，这次见面，我母亲对保尔的印象不错。保尔三十二岁，知书达礼，不像传言中那样轻狂。在我母亲看来，如果我和保尔结婚，也不算什么坏事，至少与四十多岁的基洛特相比，保尔更适合做她的女婿。
问题主要出在我这儿。我与吉洛特那段没有结果的恋情，给我的伤害太深。我还没有准备好去爱一个人，何况是去结婚。毫不夸张地说，我想重新打开的一扇门，是友谊，也可以是爱情，但绝对不是婚姻。
对于一个二十一的女孩子来说，在刚刚失去一段恋情之后，不必急着用另一段感情来填补。这和我在三十岁之后的感受完全不一样。
虽然我很喜欢保尔，但我得首先让他明白，我要的爱情生活是自由的、独来独往的、完全不受约束的。婚姻明显不能给我所要的这些。我们可以彼此欣赏，彼此喜欢，但我还没有想把这种关系变成一纸婚约。
“要么结婚，要么回国，绝不允许男男女女住在一起，又不结婚，那成何体统？你死去的父亲会说我如何没有管教好你。”母亲给我下了通牒。
我可怜地跟我母亲作斗争，因为她叫我的兄弟们来，帮她无论死活都把我都拖回家去，不让我在罗马“丢人现眼”。作为一个有着贵族头衔的将军夫人，她不能接受我这样的生活方式。
接着，我母亲又去求助玛尔维达夫人，希望她能出面劝劝我。在这一点上，玛尔维达夫人几乎比我母亲还偏见，毫不动摇地支持我母亲的那个神圣化的传统。玛尔维达作为妇女解放先锋，更多的体现在远大的理想上，她身上流的依然是贵族的血统，在具体的生活方面，她依然保留着上流社会的体面。
我后来了解到，保尔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该受责备。他有些冲动，过早地暴露了自己的想法，并且表示不向玛尔维达的原则妥协。尽管玛尔维达的原则早就已经受到了挑战——保尔和我手挽手一起回家。我母亲对此也有所耳闻。理想主义者往往急于躲避任何对他的原则的一丁点“坏印象”，所以我发现理想主义能够扰乱我们对个人自由的强烈追求。我对别人的判断往往过于敏感，这会激化事情朝矛盾方面发展，没有想过退一步会海阔天空。
我给在彼得堡的基洛特写信，讲述了我当时遭遇的困难，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导。因为对我来说，世界的这座大门是他帮我打开的。他在回信中似乎也不想帮我。后来，在3月13日，我给他回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的愤怒和失望。
信的内容如下：
我把您的信至少读了五遍，但我还是不能明白您的意思。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还以为您是在给我唱赞美诗呢。我还是想谈谈我的情况。
首先，我不仅着迷于某个纯粹的幻觉，而且正在把它转变成现实；其次，那个现实可能跟您自己所选择的那些个人行为有关，所以它几乎充斥着心灵的敏锐。可是，您说我整个的想法都只是幻想，在现实生活中只会增添苦恼；您还暗示我不可能对保尔那样的男人作出真正的判断，因为他们要比我年长得多、智慧得多。
可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对于我而言，保尔是重要的。他还没有完全被征服。他还有点不知所措。不过，每天深夜，从玛尔维达家的聚会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在罗马街头的月光下散步，我会趁那个时间更多地了解他。
玛尔维达也反对我们的计划。为此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非常喜欢她，不想因为这件事让我们的友谊蒙上阴影。我现在已经意识到：很久以来，我跟她一直都是各执己见，甚至在我们取得一致意见时也是如此。她一直在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我们”应该试试这个——这个“我们”到底是谁，我现在真的说不清楚了。
我不能根据某个现有的范式来生活，我也永远不想成为其他任何人的模范。我想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不管这种安排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至少应该让我试着自己安排一下。这不是一个我要遵循的某个原则的问题，而是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它存在于我的内心，随着生活本身而发光，它会爆发出出自心灵的欢笑。
您说，您一直想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那些纯粹精神的目标，用那样的目标来代替我。那么，您说的替代是什么意思？如果在这些目标后面还有目标，如果为了那些最终的目标，我们必须放弃世界上最难得的东西，比如自由，那么我倒是希望自己一直处于替代之中，因为我不想为任何理由放弃自由。我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自由。我的自由刚刚到来，我一点都不怕为它去进行虔诚的、快乐而艰苦的战斗，相反，我要让自由到来！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所谓的无法逾越的障碍，是否真的出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之中。事实终将证明，它不会给其他人带来任何害处！但是，如果您不给我精神上的支持，我肯定会感到震惊。
我一直视您为我的精神导师，您也是这样做的。我从您那儿所需要的，远远不止是劝告，我需要的是您的信任。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信任——我所需要的是，不管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您都信任我。这种信任将留在我们所要分享的所有事物之中。通过您，我将变成我自己，这也是您一直所期盼的。
您的小女孩 露
给基洛特的这封信，是我的自白，也是我的宣言。将我想做的，将我想说的，都一股脑儿说了出来，让我不再如鲠在喉。但是，我不知道这对一个曾经爱过我的人，也是一种伤害。
就在这时，另一个人闪电式的走进了我的生活。他就是尼采，保尔和玛尔维达共同的朋友。
此前，玛尔维达和保尔都跟我说过尼采，说他是位非凡的男子。玛尔维达对年轻近三十岁的尼采，十分钦佩，她给我朗读过尼采格言式的作品，说他为了保持自己的自由与大名鼎鼎的瓦格纳决裂了。我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尼采是一个非常严峻的哲学家，又很敏感，一旦遇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他会滔滔不绝，思维毫不迟疑，他最擅长的是在孤独中思考。
比如《曙光》这本书，差不多每句话都是尼采在热那亚附近的群岩中构思出来的。“我独自一人呆在那里同大海商量。在黑暗中，努力地追求着自己的白天、自己的拯救和自己的曙光。”敢于捣毁对于道德的信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快乐的科学》，则是一部来自尼采的格言集，都是即兴、精练的短章，充满着诙谐和睿智，不时冒出思想的火花。
尼采1844年10月15日出生于德国莱比锡以南几公里的洛肯镇，这一天也是国王威廉四世的诞辰日。父亲是一个曾经两次受到国王接见的牧师，尼采在这一天出生，让他感到这是上帝特别的赐予，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尼采出生时，奶奶仍然健在，家里还有两个姑姑，一个小两岁的妹妹。一家七口，五女二男。尼采在一群女人呵护下长大。1869年2月，由于里奇尔教授的推荐，25岁的尼采因在语言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表现，在未获得博士学位之前，被巴塞尔大学破格聘为语言学副教授，这在该校可是破天荒的。这年3月，尼采又免试获得博士学位。4月，尼采获得了瑞士公民权。5月28日，尼采在巴塞尔大学博物馆主厅发表了题为《荷马与古典文学》的就职演说。他说，语言学不是一门纯科学，而是与艺术紧密地交织重叠在一起的。这个演讲，提高了他在语言学界的地位。一年后，尼采被转为正教授。学术地位上的快速提升，这在当时整个德国极为罕见。
这真是像传说一样的奇男子，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这时的尼采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已经辞去了巴塞尔大学的教席，像只候鸟一样在南欧各地飘荡，为了身体和写作，寻找最有利于自己身体的环境。考虑到他的特殊性，学校每年给他一定的津贴，作为生活上的补助。
尼采对气候环境特别敏感，认为巴塞尔等地的环境扼杀了他的思维，倒是意大利南部的湖畔或海湾，适宜于他生活和思考。
玛尔维达写信给尼采，邀请他到罗马来，并告诉了他，这里有个新来的俄罗斯女孩，个性很独特，思想也与一般的女子不同。接下来没几天，尼采从迈西那来到了罗马。在孤独中云游的尼采看来，到罗马来，不仅可以在玛尔维达家的沙龙享受到思想的盛宴，还能享受到免费的午餐，甚至连洗衣服也有仆人代劳。
一天早晨，在圣彼得教堂，尼采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尼采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这是一个多么诗意的人，说出来的话让我十分惊喜，简直让人相见恨晚。
这一天，我多半都是倾听着尼采的谈话，偶尔才插上一两句话。他的思想的力度甚至扰乱了我的睡眠，他的气质让人觉得他是独一无二的。我还注意到他那双手就是天生弹钢琴的料，引得我几次不由自主地凝神，他的眼睛虽近半盲，但流露着真情。
这是一场无法预料结局的奇遇。
玛尔维达邀请尼采前来，是保尔的主意。保尔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有留下来学习的理由，继而缓解我和母亲之间的紧张关系。尼采来了，这样一个知名的教授，如果能够收我为徒，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