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他就到蒙特罗斯瓦尔芒疗养院的海默医生那里就诊。次年，他再次来到这个疗养院。根据医生建议，他应该彻底换一换生活环境。于是，1925年1月，里尔克启程前往巴黎，受到了朋友们的热情的接待。到了8月，里尔克怕对朋友们产生过多的负担，于是回到了瑞士所住的塔楼。
他的身体并没有好转。对身体疾病反复的恐惧，对肿廇不停变大的恐惧，对体内毒素增长的恐惧，直至演化为对死亡的恐惧。这些恐惧紧紧地缠绕着他，使他没有时间进行创作和思考。
1925年10月，我收到了里尔克一封充满绝望的信，他心神不定，似乎感到了死神的到来。死亡，曾经是里尔克反复吟咏的一个主题。可是，当它真的到来时，我却感到那么地无力，除了安慰，我不知道说什么。几天之后，里尔克又给我写了一封信，这次他告诉了实情：他患的是白血病，已经病入膏盲，剧烈的疼痛让他彻夜难眠。
此前，他身上出现了慢性中毒的迹象，为此他曾多次就医。但是，这种病没有让人与威胁生命的白血病联系起来。多年来，他主要还是在气候宜人的地方居住，也得到了朋友们无微不至的照料。
12月13日，他用铅笔在纸片上轻轻地写下了几句话，除了对朋友们的谢意外，在最后还写下了一个短句：“但是，地狱。”
这是指疾病对他的折磨。
这也是他给人世留下的最后笔迹。
里尔克身边的朋友们给我写信，告知里克的病情。我已经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了。
12月29日，里尔达到达了生命的终点。
在新年来临前，里尔克在昏睡了若干个小时后，醒过来，然后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终年49岁。
对于里尔克的死，我一直处于难置信的状态。他比我年轻15岁，就这么轻易地离开了。我总想着，他哪天会再来叩响我的小院子的门。
两年后，我出版了《莱纳.玛利亚.里尔克》这本书，作为对他的纪念。在写这本书时，闪耀在我眼前的，是他那腼腆而年轻的脸庞。
后来，《与里尔克一起游俄罗斯》又出版了。
个人的生命在社会的洪流中，远远不如我们想像的那样重要，它的降临只是为了测验我们的幸福与痛苦。人生中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可能被证明是最难以消除的，而那些最壮观、最成功的东西，世人反而可能会视而不见。
1921年，我六十岁。这年夏天，我患了一场重感冒，高烧不退，头发都快掉光了，看起来就像一个小老妈，时时不离一顶帽子。这时，弗洛伊德给我来信，说希望在两个人在“萎缩成一团”之前，见上一面。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弗洛伊德见面了。本来，第五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在布达佩斯召开，我有机会跟弗洛伊德见面。但那时是十月革命不久，我在俄罗斯的贵族家庭全都成为新政权专政的对象，好不容易熬过了世界大战，却得到了这样令人心碎的消息。弗洛伊德为我没能参会，表达了自己失望的情绪。
这一次，对于弗洛伊德的邀请，我立即答应了。在出发之前，我像一个小孩一样地幻想着，这次去维也纳，会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呢？
这年十一月，我来到了弗洛伊德的家，住了一个多月。这一次，我和弗洛伊德的小女儿安娜结下了忘年之交。当初，我到维也纳学习时，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安娜继承了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事业上的衣钵。这样，我们有了更多的话题可以探讨。
1922年，我在哥廷根的家中接待了安娜。有人说，我们看起来像母女一样——我躺在沙发上读书时，安娜就坐在我的旁边听着我阅读。我们讨论着精神分析的话题，也谈论着友情、爱情和亲情。并且受安娜的邀请，我还和她共同修改了她的一篇精神分析报告。我告诉她，如果真正经历过了，那么命运如何安排便不重要了。这一年，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正式接纳我为“正式会员”，弗洛伊德向我发来贺信。
这年九月，第七届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在柏林召开。弗洛伊德、安娜和我在柏林相逢，我们的手愉悦地握在一起。
随着年龄的不断变老，我越来越觉得，人生中有很多东西都被舍弃了，这是一个下降的过程。但是，对一个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却又是一个保持着向上的上升过程。我们常常心怀一种感激，感激自己没有在年纪轻轻就因为各种变故而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认为这是一种幸运。不过，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我们的身体也越来越老，身心疾病也正在增加。
1923年，弗洛伊德被诊断出患有唇癌。其实，早在六年前，他的口腔就有细胞组织病变的症状，当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好在手术很成功，他又可以吃饭和说话了。弗洛伊德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当他听说我在一家医院进行心理治疗时，每天要花十多个小时工作，他就告诫我不要这样糟蹋自己的健康，并说自己正在酝酿一个项目，预计半年后就可以实施，可以从中给我安排一份很有保障的工作。
到了1924年，弗洛伊德又动了第二次手术。这一次，医生给他装了一副假腭。他在信中对我说，这是“残忍的怪物”。尽管他的身体不好，他还是惦记着我这位老朋友，秋天的时候，他托一个学生给我捎了五十元钱。说实话，这几年，我的经济一直较为拮据，俄罗斯革命后，我不仅失去了那份津贴，还要设法贴补变得一贫如洗的哥哥们。我用这钱将我的那件皮毛大衣缝补修复了一番，让我在冬天里又可以享受到它带来的温暖了。
弗洛伊德为了帮助我走出经济危机，帮我的诊所介绍了多个病人，并且善意地提醒我，医生与病人要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我仔细想一想，我确实如他所说的“情感过了头”，我接受了他的忠告。
不停的病痛，不停的手术，弗洛伊德在老年时表现得十分悲观。他说，“老年已经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虽说自己已经有所醒悟，但却有如僵化的月亮，内心已经完会冰封”。这可能与他经历的非同寻常的痛苦和磨难有关。
我则认为，如果年轻带给人的是一种财富的话，那么年老也是一种特殊的礼物，并且这个礼物是令人振奋的。如果说现在让我选择，我还真的不知道该选哪个年龄段的。当人们变老后，离开了性爱阶段，也就离开了只有两个人空间的死胡同，由此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这个世界既包括了我们的老年，也包括我们的童年......我们身体在年轻时忙于修筑爱巢，到了年老老态龙钟时，就只剩下一副躯架，只需要一个简易的安身之处。
弗洛伊德的健康状况每况欲下。1928年，他在妻子和女儿安娜的陪同下，前往柏林治疗。听到消息后，我马上赶到柏林前去看望他，这是我和弗洛伊德最后一次会面。在太格尔疗养院，花坛里的紫罗兰开得正艳，暗红、蔚蓝和深黄这三种颜色互相辉映。看着这些美不胜收的花朵，我们感到了真正的赏心悦目。在我离开太格尔去柏林旅行之前，弗洛伊德帮我采摘了一束花，我想带着去拜访海伦·克林根伯格。
这时，弗洛伊德在听和说的方面都已颇有困难，但我们还是能进行交谈。我们谈起了那些无法忘记的往事，谈到1912年我开始精神分析学研究的年头，还谈到了那些在他长年为病苦困扰之前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有时，我常常在旅馆里留下一张便条，说明我的行踪，这样弗洛伊德有空想来找我的时候，就能找着我。不管我在哪儿，我都会尽快来到他身边。
有一回，他得到了尼采的作品《生命的赞歌》。我曾经对这首诗进行了修改，尼采稍作修饰后谱的曲。弗洛伊德不大欣赏这种诗歌的口味。他的散文写得冷静而严谨，根本别指望他会喜欢我那些热情澎湃的夸饰之词。当年，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年轻女子，我很容易就任随自己写出了那样的东西。他调整了一下心情，高兴地高声朗读最后一节，声音中充满了善良和友好：
要活就活上几个世纪！
请再次用你的手臂环抱我：
哪怕你再也给不出欢乐，
至少你还可以赐我痛苦。
他把稿纸折了起来，手轻轻地敲着椅子的扶手说：“你知道，我是写不出这样的诗歌。大多的愿望使我病痛。”
那年秋天在大格尔，我还问他能不能回忆起我们在多年之前的交谈。他说：记得相当清楚。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竟至于去问他那样的问题。他正在经历可怕的病痛，每说一句话，都是折磨，这让我内心感到非常不安。我们圈子里的每个人都要去向他慰问，除此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随后，我嘴唇颤抖着对他说：“我收回所说的那些废话，我的精神饱满，而您的精神也会再次高昂。”
仿佛被自己坦率的话语震惊了似的，我无法自制地放声哭了起来。
弗格伊德没有说话，轻轻地抱住了我。
我们都已是垂老多病之人，这可能是我们进入天国之前的最后一次拥抱。
“尊敬的教授先生！”
“亲爱的露！”
数行老泪从我们的眼眶中流了出来。
附录一
主要参考书目
1、莎乐美《生命的回顾》
2、莎尔美《师从弗洛伊德》
3、莎乐美《莱纳.玛丽亚.里尔克》
4、莎乐美《与里尔克一起游俄罗斯》
5、彼埃尔.戴《罗丹传》
6、丹尼尔.哈列维《尼采传》
附录二
弗洛伊德给莎乐美的悼词
1937年2月
今年2月5日，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在她的哥廷根家中溘然长逝，享年76岁。这是一个杰出的女人，她把自己人生的最后二十五年献给了精神分析。她不仅给精神分析贡献了许多价值非凡的论文，而且还在实践中把精神分析进行了具体的运用。毫不客气地说，当她加入到我们这个既有合作，又有纷争的队伍中来时，我们都感到莫大的荣幸，并感到对分析学说的内容注入了一股新的动力。
我们知道，她在青年时代就和弗里德里希.尼采之间有着短暂而深厚的友谊，对这位哲学家的大胆想法有着深切的理解。后来，当她拒绝了他的求婚时，这种友谊戛然而止。而且人所共知，在她后来的数年之中，她成为莱纳.玛丽亚.里尔克这位伟大的但在生活中茫然无措的诗人的缪斯女神和无微不至的母亲。
但是，她的个性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迷。她有着超凡的谦虚品质，严守个人的秘密；她具有惊人的诗人天赋和文学家的才华，但是她却从不提及。她非常明了何处去追寻人生的真正价值。凡是了解她的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她那真诚和谐的本性。同时，也会惊讶地发现，女人的全部缺点或者说人类的多数缺点，或者在她的身上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在她的整个人生历程中被完全消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