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广为人知的诗歌天堂，所谓“唐诗宋词元曲”，其中把诗归结于唐，也可看出唐朝在诗歌历史上的地位与垄断之势。而关于唐诗繁盛的原因，从古至今，众说纷纭。总和起来，就是唐朝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这四方面都极为适合诗歌的发展，从而使得其在唐朝达到一个空前绝后的顶峰。唐代发达的经济，为唐诗的繁荣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在历史上，唐朝时期的中国是个可称之为天朝大国的时代。大唐王朝则是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顶峰。如此繁荣的经济给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通俗地讲，就是如果人民还吃不饱肚子，在脑袋随时可能搬家的状态下，恐怕不是大发诗情的好时机。而唐代国富民强，前有太宗贞观，后有玄宗开元。杜诗云：“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社会几乎达到了上古大同的地步。在这样国泰民安的“和谐盛世”，诗歌找到了能让其茁壮发展的肥沃土壤。而唐代实行的宽松政治政策，也对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统治者所实行的儒释道并存、广开言路、经诗赋取士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唐诗繁荣的又一社会原因。具体来讲：
首先，唐人胸襟开阔。作为统治这个朝代的王族，唐帝国一代雄主傲视群伦，胸襟眼界之开阔前所未有。更重要的，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融合。连太宗李世民也具有外族血统，因此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开明。大唐朝奉行的国策是“中国既安，四夷自服”，讲究对待外族一视同仁。很多域外文化溶入中华文化之中，呈现一片天朝大国的风尚。当今中国，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这与唐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唐代的自信，使它的诗人具备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般如许的胸襟，各族文化更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其次，唐朝极重诗才。严羽的《沧浪诗话》曰：“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虽不全面，但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高祖武德四年开科取士，第一场即考诗赋，考五言排律，每诗要求12句，太宗开［文学馆］（弘文馆）以征文人。所谓“上有所好，下必效焉”，“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唐代的统治者之好诗词歌赋，尤甚往朝。康熙年间编定的《全唐诗》，录入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唐太宗李世民的《帝京篇十首并序》列位卷首。而后的高宗，则天，中宗，睿宗，至此道高手玄宗李隆基，都对此十分重视。不仅如此，王室成员中的后宫佳丽，公主王孙，能言诗的也不在少数，他们所起的引领推动作用也不可忽视。
唐皇帝重视诗，更重视诗人，很少兴文字狱。太宗有《望送魏征葬》，玄宗有《送贺知章归四明》，宣宗有《吊白居易》。甚至连犯了死罪的诗人照样为他们编辑出版，以示不泯。如此的宽容，历代少有。唐代咏史诗、讽喻诗，直露且锋利非常，比起前代被贬的苏东坡或是清代常有的诛族惨案，唐代的诗人是很幸运的。他们的君王既不特别神经过敏，也不过于疑神疑鬼，否则以当时的文风，十有八九是要杀头的。朝廷看重诗人，世人仰慕诗人，诗人在盛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在这种社会导向下，许多文人学子都把追求诗“境”作为自己的理想，诵习诗赋也成了士子入仕的敲门砖。李白刚到长安时，因没有什么名气，便带着自己的诗作去晋谒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贺知章。贺看了他的《蜀道难》，扬眉赞道：“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于是他把李白推荐给玄宗，李白得以“供奉翰林”，从此名扬天下。那些慕名者也接踵而至，以得李白品题为进士中举之捷径。有个叫魏万的人，从河南跟踪李白，奔波三千里，终于得到李白的《还山诗》一首，魏万靠此诗居然金榜题名。我们从这里不难看出，社会的导向作用对唐诗的发展与繁荣有着何等的影响。
唐以进士科取士，应试者必须长于作诗，而这也就成为士人们获取功名的正路，唐诗也因以诗赋取士而繁盛起来。高宗时，进士科加试“杂文”（诗赋），是以诗文茂美者入选之始。及至盛唐，诗赋取士更见推重，玄宗朝的进士及第或位极卿相者如张说、张嘉贞、张九龄等，都是精于诗赋的。唐朝的文官几乎无一不是诗人，诗作数量之多实在惊人。清康熙时曹寅辑的《全唐诗》，所收诗达48900多首、作者达2300多人。应该说，这一数字虽然惊人，但仍然不是全部。
第三，文化背景独特。这也是唐诗不可或缺的兴盛条件之一。其一，唐朝上至宫廷秘闻，下至生活百景无一不可入诗，内容比前代丰富百倍，格律更加成熟完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古体近体两种诗体共生。丰富的文化背景，给唐诗带来了绚丽多彩的发挥天地。
而在文化背景当中的另一点，就是唐代诗人不仅限于王侯将相，清代编撰的《全唐诗》，作者除文人和帝王将相以外，更有“市井小民，贩夫走卒、和尚尼姑，娈童妓女，渔民樵夫，神棍艺人，甚至乞公丐婆”。再加上唐朝是一个思想十分自由开放的社会，给唐代文学的空前发达繁荣提供了机会。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唐诗的蓬勃发展是绝对可以理解而且是必然趋势的表现。
一般都认为盛唐是东方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它以气吞日月的磅礴声势、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刻意求新的独创精神，缔造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又一个光彩夺目的高峰，而唐诗无疑是这座文化高峰上的璀璨明珠。唐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精华，蜚声四海，映照古今，其内容之广泛，体裁之多样，艺术之精湛，都是历代无法与之相比的。若追溯唐诗的起源，应该说是魏晋以来文风不断转变发展的结果，但唐诗的繁荣又确实得益于唐代统治者的“导向”作用。唐朝的皇帝，特别是前期的皇帝几乎都擅长诗赋，多有作品传世。作为一代英主的唐太宗不但在政治上具备雄才大略，同时也是一位写诗高手。虽然他的诗宫廷味较浓，但他的示范作用影响了他周围的文人学士，并进而影响了一个时代。唐玄宗的祖母武则天与伯父唐中宗也都是诗人，他们倡导宴饮赋诗，群臣应制，有时一次多至百篇，那些不擅长作应制诗的大臣，便很难参与朝会。到盛唐时期即玄宗、肃宗时期，也是唐诗最繁荣的时期，诗坛人才辈出，群星璀璨，风格各异，流派纷呈。高适、王昌龄的边塞诗，王维、孟浩然的田园诗，更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终将唐诗推向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高峰。
汇总上面所说，唐诗的兴盛确有其原因。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哪一方面来说，唐朝都具备了更甚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条件，给诗词的创作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绝佳环境，使唐诗如一颗灿然明珠，在中国文化史上熠熠生辉，艳压群芳。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颗明珠，唐代被称为诗的时代，而宋代则被称为词的时代。词源于民间，始于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在宋代，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物质生活的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也更加强烈。其时，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场，在许多城市也都有歌楼伎馆，甚至有些官僚豪绅家里也有歌伎舞女，这种社会风尚为宋词的普遍发展提供了条件。宋词数量巨大，近人唐圭章编的《全宋词》，含著名词人1330多家、作品19900多首。
在宋词的发展繁荣过程中，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同样十分明显。如果说唐代的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只是供皇室及其统治者御用的工具和玩物而已，那么宋代的词人已由被别人欣赏而一跃登上了政治舞台，并成为宋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宋代皇帝个个爱词，宋代大臣则个个是词人。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都是当时的著名词人。在封建社会中从不出头露面的女子李清照也成为一代词宗，名垂千古。在当时的科举考试中，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由此足见词人苏轼被崇拜的程度。正是全社会的认同和推崇，宋词才得以佳篇迭出，影响久远。
在前文里，我们引用胡锦涛同志的论述，明白了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唐诗宋词的繁荣历史现象表明，“和谐的”封建社会尚且可以出现一个文艺繁荣的时代，何况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文艺繁荣的春天必将到来。不难看出，作为社会和谐重要因子的文艺，在新的社会形态里，也必然要有新的表现形态，也能够有新的作为。应该说，“和谐社会”框架的构建，为文艺繁荣时代的到来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并创造了环境；而文艺创作的繁荣又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且能有力推动和谐社会发展进程。诚然，对立紧张的社会环境也能产生伟大的文艺作品和杰出的文坛巨擘。但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很难形成文艺繁荣的社会氛围，也难于产生具有历史影响的成批量的伟大文艺精品。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伟大的历史事实，在中华五千年的璀璨文明史上，唐诗、宋词无疑是一个千年难于逾越的巅峰时代。透过唐诗宋词，我们也不难发现，帝王的唐宋也是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相对“和谐”时期。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的文艺事业必将进入一个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杨力，字力人，宜昌市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