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中的生成游戏
存在的问题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根本问题。同时，这一问题也规定与影响了他的中晚期思想的根本方面，从而成为了他整个思想的根本性问题。世界性、历史性与语言性分别从三个既密切关联又相互区分的维度，揭示了存在问题及其把握，以及海德格尔早中晚思想的根本特征。在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中，他放弃了寻求规定与根据的努力。在这里，存在问题被语言化。其中，语言与存在、思想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又有待于去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本性上，语言与存在、思想处于相互生成的游戏之中。
1.存在问题及其语言化
海德格尔把存在的问题作为自己思想的开端，也当成其思想的基本问题。即使在海德格尔思想的晚期，存在的问题仍然是极其重要的，只是该问题有了不同于早、中期的表现方式，即一种语言性的表征，也就是存在问题的语言化。何以如此，这源于他对西方存在被遗忘的历史命运的洞察，以及被为存在者寻求存在、根据的困难性所驱迫。
在人们觉得毫无疑问、视之当然的地方，海德格尔发现了存在这一西方思想史上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且存在的问题规定了他自己的思想道路。在海德格尔看来，“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在哲学的基础概念范围内，尤其涉及到‘存在’这个概念时，求助于自明性就实在是一种可疑的方法。”（［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99，第6页。）从这似乎自明的“存在”概念出发，海德格尔去追问存在的问题。
其实，在早期思想中，海德格尔就已经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希腊语词“逻各斯”的关注上。为何要去思考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为什么又是如此的重要呢？这在于，存在与人类思想发端密切相关。古希腊思想与哲学源于对存在的惊讶，曾经是一种存在之思。在古希腊，存在曾是无蔽而显现的。后来，存在被遗忘了。
为此，海德格尔力图重返古希腊尤其是前苏格拉底的思想中去，旨在揭示存在与思想在始源处的关联，以及存在为什么被遗忘等问题。在西方思想的起源上，存在具有规定性的地位与作用，它在根本意义上规定了西方思想的本性与发展。
同时，也几乎是在存在规定思想之际，存在的遗忘也开始了，并决定了西方思想的命运。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在于，“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这是问题所在。”（［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第3页。）在前苏格拉底时期，其实存在的遗忘就开始了。到了柏拉图，西方形而上学得以形成，并规定了存在的遗忘。存在是不可能从概念上去把握的，作为概念的存在只是一个存在者，存在自身被概念所遮蔽。也就是说，存在规定了思想，以及西方形而上学成为了思想的命运与归宿。在本性上，形而上学导致了存在的遗忘。作为柏拉图主义的颠倒，尼采哲学仍然摆脱不了形而上学的命运。
尼采的形而上学表明了西方哲学的终结，也即从柏拉图以来、且以柏拉图为依据的西方哲学完成了自身。存在及其本性问题，是命题、判断与理性形而上学难以关切的。存在被遗忘了，这必须得到提及，并且去追问，海德格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去追问存在。
为此，“海德格尔要努力做到不忽略西方哲学中任何积极的开端，他就不得不既把理性主义也把它的对立立场都看作是片面的哲学观点。”（［德］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商务印书馆，1986，第177页。）因此，海德格尔从不把自己限定在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之中，他自己的哲学也不属于这些传统的哲学流派。为了摆脱逻辑与理性形而上学的规限，海德格尔回到前苏格拉底那里去寻求洞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前苏格拉底思想家那里，存在是自明而毫无疑问的。
而只是表明，他力图通过回溯至古希腊思想的源头，并且比古希腊人更纯粹地思考存在的问题。形而上学根据存在者对于存在的优先地位来思考存在者整体，存在者整体包括诸神、人类、世界与大地。自古希腊以来，存在者就一直被经验为在场者。由此可见，存在成为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基本问题，基于他企图为西方思想寻找一个甚至不同于古希腊的另一开端。
在存在的追问这一根本思想任务的规定下，海德格尔展开了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判，以及他自身思想的崭新开启。海德格尔认为，如果不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它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任何存在论都会背离自己的、最本己的意图，最后沦为一种形而上学。
如康德的存在论，就是关于现成者的，他未曾超越现成的存在者，因此也不可能关切到存在自身。在海德格尔那里，作为存在的追问的展开的前提是基础存在论，即以此在作为通达存在路径的存在论。基础存在论是一切存在论的根源，它基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当然，到了中、晚期思想，海德格尔放弃了尚有主体论与形而上学残余的此在。
海德格尔的晚期思想，甚至也不再经由作品（存在者）去通达存在，因为作品仍具主体及其创作的痕迹，而是选择了一条语言的道路。在本性上，存在的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通向语言的道路，是让人们去经验作为语言的语言，而不是把语言解释为某一存在者，从而与语言失之交臂。在海德格尔的晚期思想中，存在问题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在语言、思想的关切中得以彰显自身。
2.存在何以规定思想
存在对思想的规定，从古希腊早期就开始了，到了现代，存在的规定达到了其极端的形态。但是，由于形而上学的出现，这一规定又被遮蔽了。只有回溯至古希腊，才能揭示这种规定何以发生，以及又是如何去实现的。“但是，关于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思想问题。”（［美］W。考夫曼：《存在主义》，商务印书馆，1987，第223页。）被遗忘了的存在问题，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的可能性。
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因对存在的惊讶而生，并显现为存在之思。赫拉克利特关于逻各斯的言说，对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尤其重要。早在巴门尼德那里，就开始了对存在的探究。海德格尔认为，任何一种真正的思想都只能由有待思的东西本身来规定，而且伟大的思想家总是思考同一个思想。
巴门尼德强调了思想与存在物自身的同一，他认为能够被思想的必定也必须是存在，思想只是关于存在的思想。巴门尼德关于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思想，被后人形而上学化了，变成了表象与客体的关系。存在的问题曾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费尽心智，因为苏格拉底及其以前的思想家们，并未提出关于存在及其思想的思想体系。
柏拉图确立了西方形而上学，并以之探求存在与思想及其关联。存在者的本性在于它去存在，此在又是以这样或那样去存在的方式是我的此在。同时，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先于一切生物学、心理学与人类学。自柏拉图以来，存在被概念所规定，思想与存在的意义均被遮蔽，而且它们还发生了分离。
形而上学完成于亚里士多德，他把作为存在的存在作为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形而上学遮蔽了存在，从而导致了存在的遗忘。在海德格尔看来，“为存在者提供根据的形而上学思想的特性乃在于，形而上学从在场者出发去表象在其在场状态中的在场者，并因此从其根据而来把它展示为有根据的在场者。”（［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商务印书馆，1999，第69页。）其实，西方思想史也就是形而上学的历史。
到了中世纪，上帝取代了存在并规定了思想。在近代，规定思想的不再是古希腊早期的存在，也不是中世纪的上帝，而是理性。因此，近代的思想不是存在之思，也非上帝之思，在其本性上只是理性之思。
近代以来的传统思想往往表征为陈述，也即命题。在近代，一切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都是基于理性，并从其出发来思考问题的。在这里，理性成为了存在、能够存在与应当存在的尺度。近代以来，哲学从思维来把握存在，可能性、现实性与必然性成为了存在与思想的样式。
在形而上学的语境里，存在者的存在是依据陈述、判断、思想而被把握、理解的。当然，这里所说的思想只是理性的，而不是关切于存在本身的。海德格尔认为，“陈述的基本结构是展示它就之做陈述的东西。那陈述就之做陈述的东西，那在陈述中原初地被意指的东西，便是存在者自身。”（［德］海德格尔：《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第280页。）因为，陈述是不可能关切存在本身的。
通过向古希腊早期思想的回溯，海德格尔揭示存在对思想的规定，如这种规定是如何发生的，又是如何失去的。作为现代思想家，海德格尔的努力旨在通过存在的追问，重新确立存在及其对思想的规定。在海德格尔那里，认识并不是本源性的，它只是在世的一种存在方式。
在现代，存在对思想的规定既是对近代理性的颠覆，也是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的致思目标。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原则的基础上，海德格尔把存在作为事情本身，并且放弃了胡塞尔的主体论、先验论的路径，通过不断地去蔽来显现存在自身。在这里，存在总是在遮蔽中显现自身的，在本性上是生成性的。在对形而上学给予消解的基础上，存在规定了思想。
存在及其对思想的规定，消解了近代哲学的主客分立的二元论倾向，同时也反对实证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存在规定思想，是在根本意义上而言的。在形而上学的语言中，对思想起规定作用的并非存在本身，而是存在者及其整体，它们往往体现为各种理论、观念的实体或本体。
因此，寻求作为思想的根本规定的存在，是克服形而上学的一种有效的途径。存在及其对思想的规定，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形而上学，并表现为把事情的本性揭示为各式观点、理念与概念。因此，即使力图克服存在的遗忘，并把存在重新规定为思想的根据，这仍然是充满着问题的：一方面，存在不可避免还要被遮蔽；另一方面，寻求根据的做法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因此，海德格尔在晚期并未强调存在的规定性作用，而是把存在的问题转化为语言的问题。
3.思想及其言说的方式
在本性上，存在规定了西方思想，但形而上学却导致了存在被遮蔽、被遗忘。不可避免的是，西方思想最终受制于形而上学。在晚期思想阶段，海德格尔把探究思想的事情的规定，作为自己重要的思想任务。从而，揭示了思想的言说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伟大的思想家始终都在比其直接言说更为原始地进行思想。
西方思想的历史性变化，就是一个思想不断地与存在相分离的过程。海德格尔注意到了西方思想的历史性变化的根本所在，即从逻各斯到逻辑的演变。“关于思想、λονοξ［逻各斯］的学说因此就被叫做逻辑学。”（［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三联书店，2005，第150页。）在这里，逻辑学也是形而上学的一种样式。
海德格尔把思想与逻各斯相关联，而后世的形而上学正是从源出于逻各斯而后又与其分离的逻辑来规定思想的。逻各斯的基本含义与言谈相关，它是让人看话语所谈及的东西。正是话语把它所涉及的东西通过言谈公开出来。话语把让人看具体化为说，即以词语的方式付诸声音。西方哲学的传统一开始，就把看作为通达存在者与存在的首要方式，这从古希腊的理论理性与视觉的关联中可以发现这一点。
但海德格尔认为，任何视都是根植于理解的。而且，直观只是理解的远离源头的衍生物，它并不是理解的本源方式。从早期思想开始，海德格尔就着重揭示了逻各斯原初的“去蔽”、“显现”等相关含义。
后来，尤其是在海德格尔思想的晚期，他把逻各斯理解为一个聚集、庇护与在场的发生。古希腊以来，逻各斯的意义被一般地理解为命题，命题又被翻译、领会为判断，由此与逻各斯的本义相去甚远。在现代逻辑中，命题是充任推理成分的判断，是对对象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逻辑旨在确保思维的确定性，但这种逻辑确定性正在规定与影响思想。同时，逻辑还决定了语言及其表达方式。
克服逻辑并不是要放弃知性、理性，而诉诸于感情、非理性。“克服流传下来的逻辑并不是说要废弃思而只让感情统治一切，而是说要进行更加原始，更加严格的与在相属的思。”（［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第123页。）因此，逻辑规定了思想及其表达，进而使思想获得了确定性而失去了与存在的关切。
因此，有必要而且必须让思想摆脱理性形而上学的限定，因为真正的思想的严格性、深刻性绝不能被逻辑上的确定性所束缚。在不断的去蔽之中，海德格尔努力让被遮蔽的存在显现出来，并让思想重新接受存在的规定。在本性上，思想即思存在，是存在之思，作为存在之思的思想关切于存在，而不再为理性所规定。科学关联于存在者，命题表征着存在者。但是，科学命题不能直接应用于哲学之中。
在海德格尔看来，“从根本而言，语言既非表达，也非人的活动。语言言说。我们现在在诗中寻找语言的言说。因此，我们所寻找的依存于被言说的诗歌之中。”（［德］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第171页。）到了现代，逻辑成为了思想的科学，即关于思想的规律与所思的形式的学说。
逻辑学把思想作为自己学科的研究对象，但问题在于，逻辑判断只是对存在者的关涉。理智与思想的偏差，必须通过回归始源的思想来克服。克服逻辑是要消解逻辑与思想的偏差，保持思想的纯正。进而，为思想确立自身的任务。在海德格尔那里，思想的事情是同一的事情，这表明一切思想在本性上是思存在。这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是不一样的，西方形而上学把同一性看成是一种等同性，即思维与其指涉的对象的同一，遮蔽了事物自身的同一。
海德格尔认为，同一的本性是让共属，即思想与存在的共属一体。海德格尔把思想与哲学区别开来，哲学就存在者的存在，去探索存在者是什么。哲学行进在通向存在者的存在的途中，也即关联于存在而通达存在者。
自从形而上学使诗与思发生分离以来，思想就更多地采取命题、判断的方式去表征。为此，必须在思与诗的相互共属之中，去让思想关切存在，并且让思像诗一样的言说。思与诗既彼此分离，又相互通达。在海德格尔看来，诗意是创建，正是诗人创建了持存。诗人与思想家的共同基础是语言，思想应该像诗意一样的言说，而不是把思想限定在命题、判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