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内容往往是复杂的，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它是写书人主观的立场及其时代认识的反映。如果尽信书上所说，对读书者个人而言，除了单纯知识积累外，思想上不会有收获，更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思想。鲁迅一生读书的实践，证明了读书必须思考的正确性，也说明了他不读死书肯用脑子因而有能够辨别书中内容的正确与否的能力。许广平在回忆中指出，鲁迅到北京不到两个月，留心历史掌故，就借得《庚子日记》二册阅览，但不能满意。“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鲁迅从文字的不“雅驯与“讹夺，予《庚子日记》以批判，更进一步看到这位作者的思想不对头。义和团事件，……当时一般人称之为“拳匪。鲁迅于此发生疑问，探讨真相。但书本上的记录却令人失望，感到不满；又向当时目睹现状的友人了解，由于被询问的人有着局限性，因此也未能彻底弄清这一事实的真相，这是一种不读死书的明证，也就是他不会被书本的错误思想所误的表现。许广平所讲之事，见鲁迅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日记。日记云：“下午假《庚子日记》二册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齐君宗颐及其友某君云皆身历，几及于难，因为陈述，为之瞿然。这类反映读书时思考的文字，在鲁迅笔下，比比皆是。思考，已成为鲁迅读书的基本方法，已内化为一种意识，一种完全自觉的无须有意为之的自动行为。
思考的意义，在于使读的书活起来，在于培养起活读的能力。他一再向学生们讲，读死书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学生读死书，只配作人家的奴隶！他曾在一次演讲中，给学生们讲了一个故事，用以说明看各种文艺批评性文字时，一定要有自己的定见。故事来自印度，说的是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驮货物去卖，货卖后，孩子骑在驴上，老翁在后步行。路上的人见了，便责备孩子不懂事，让老年人走路不应该，老人于是骑了上去。但一会又有人说老人心太狠，让小孩走路，老人便将孩子也放在驴背上，但仍然有人指责他们太残酷。结果左右不是，只好都下来走，可仍然被人们视为呆子，说他们有驴不骑。老人于是长叹道，现在只剩一个办法了，就是让两人抬着驴走。鲁迅讲的故事，是针对当时文坛批评不能起到对读者的引导作用有感而发的，认为那些所谓的批评，“总是越看越糊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正确的态度是，批评文章应该看，“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读书也是这样：“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不仅如此，他还将读书、思考与观察社会结合起来，希望读书人不仅是思考者，更是观察者，“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但观察也还是有限的，对一个完全没读过书，不会思索的人，观察也不可能深入，收获定然不大，因此，鲁迅在充分肯定观察社会的作用前提下，最后结论：“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思考是一种智能。伟大的人物都是善思者。从鲁迅的读书方法——思考——这一深刻科学的环节来看，证明的是一条简单而有效的真理：思想的懒汉和庸人，不管他如何读书破万卷，仍然不能成为思想的巨人。当创造精神在呆板的教育制度下逐步丧失，当思考的能力在被动接受的学习方法下日渐弱化的今天，我们应当从过去一切伟大人物身上去发现创造、思考能力是如何产生的规律，从而激发出人们的思考和创造能力，培养出更多的创造者、思想者。
泛读与专精
鲁迅先生读书，非常重视泛读与专精的结合，尤其是对泛读十分看重。泛读是广泛吸收知识、扩大眼界、开阔思维空间的最好方法，特点在“博；专精是在博的基础上，向知识的深度和思想高度发展的重要环节。由博返约，由杂返精，特点在“精。没有博，就没有精，没有杂，也难有深；只有精，知识过于狭隘，只有深，思想不免片面。只有将二者有机统一，便能取得知识与思想的最大效益。
开卷有益，古人早有认识，其实质就是什么样的书都应看看，看后总有收获，鲁迅对此有深切体会，他对泛读的提法是“随便翻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海《读书生活》月刊，发表了鲁迅的文章，题目叫《随便翻翻》。这篇文章是对他泛读方面的总结，也是他对泛读的认识与提倡。
鲁迅最早读书时，能发挥主动性的，就是泛览。他说：“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篇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随便翻翻不是为了冒充“博雅，他说：“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鲁迅是坦诚的，并非故作谦虚。他看的书确实很多，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即就他笔下所涉及到的书，就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目。这些书，他不可能本本精读，人的生命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也没有必要本本细看，有的书只须了解大概内容就可以了，有的看看目录，读读序言，也就差不多了。如果本本精读，页页细嚼，一个人穷其一生又能读多少书呢，那知识面也就相当可怜的窄了。泛读，在中外伟人那里，都是学习知识的重要方法，诚如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作家，即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在《论学问》一文中，就提出了“有些书可供一尝，有些书可以吞下，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咀嚼消化；这就是说，有些书只要读读他们底一部分就够了，有些书可以全读，但是不必过于细心地读；还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培根所指出的“一尝和“吞下，就是泛读的另一形式的表述。可见，泛读是读书的规律之一。
按鲁迅的理解，泛读应当是“消闲的看书。他说：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帐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生产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从鲁迅的论述可见，消闲的看书是以消闲的态度和方式去获取广博的知识的手段，在不知不觉和轻松愉快中得到知识，因而，并非纯粹的消闲。进一步说，消闲的看书，能否有收获，仍决定于读书主体的眼光和思想的穿透力，所谓“内行看门道；而不具备这样的眼光的读书人，就只能是纯粹的消闲，即“外行看热闹了。
泛读，不仅在消闲中获益，在杂中求知识，而且还在于扩大知识面，使个人知识结构趋于合理。一辈子与书打交道的人，一般而言有一个主业，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因此，多数人往往又过分重视专业内的书，对其它学科由于种种原因，常常视而不见，甚或拒斥。鲁迅是反对这种读书态度的，他主张泛读的重要一点，就是要广泛猎取自己专业外的知识。李霁野先生回忆道：“因为我们几个朋友当时是喜欢文学的青年学生，他曾谆谆的教导我们，读书的范围要比较广，不应该只限于文艺作品，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的书籍也要选读，使自己有比较丰富的常识。我对他说，我在中学喜欢过植物学，在大学一年级觉得生物学给我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鲁迅先生赞成学习自然科学，以为可以培养观察力。他以为学医对于他有益无损。是的，鲁迅不仅自己从幼年开始，就尽可能地广泛阅览各种书籍，使他获得了丰富坚实的知识，而且总是让青年人抛开成见，多读多翻专业之外的书。这是他一生始终不渝的态度。俞荻回忆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时对他的教诲：“他常对我说，不但要读中国的好书，也要读外国的好书。并且科学书籍也要多浏览，不要仅仅抱住目下流行的时髦书。此外，他也告诉我，必须要懂一种外国语，多学会几种更好。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和四月十五日，他在给颜黎民的两封信中，再次阐述了他对泛读的意见。颜黎民是四川梁平人（现划归重庆市），一九三四年为北平宏达中学学生，次年以“共产嫌疑被捕下狱，出狱后不久即化名以孩子的口吻给鲁迅写信。鲁迅在信中回答了颜黎民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了读什么书的问题。鲁迅说道：“问我看什么书好，可使我有点为难。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但因为我不研究儿童文学，所以没有留心；据看见过的说起来，看了无害的就算好，有些却简直是讲昏话。以后我想留心一点，如果看见好的，当再通知。但我的意思，是以为你们不要专门看文学，关于科学的书（自然是写得有趣而容易懂的）以及游记之类，也应该看看的。这封信说得比较概略，而在第二封信中，就讲得相当详细，而且十分生动，见解精当。他说：“你说专爱看我的书，那也许是我常论时事的缘故。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专爱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譬如说罢，古人看见月缺花残，黯然泪下，是可恕的，他那时自然科学还不发达，当然不明白这是自然现象。但如果现在的人还要下泪，那他就是胡涂虫。……其次是可以看看世界旅行记，藉此就知道各处的人情风俗和物产。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电影；我是看的，但不看什么‘获美‘得宝之类，是看关于非洲和南北极之类的片子，因为我想自己将来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极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识了。总之，读书范围应尽可能扩大，“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专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即使“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
随便翻翻式的读书，使鲁迅获得了广泛丰富的知识修养，也锻炼了他的思想的敏锐性，为造就一支横扫千军的铁笔，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知识条件。他在这方面用力之勤，罕有人匹。小时看的杂览、笔记、野史、小说、图画不用说了，就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两年间，他阅读的书的种类达十数种之多，诗话、杂著、画谱、杂记、丛书、尺牍、史书、汇刊、墓志、碑帖等。此后，他还读了大量诗稿、作家文集、小学、佛书、拓本、金石文字、瓦当文、墓志、壁画、造像、画集以及外国作家、科学家的著作。一九二五年以后，所读范围更广。所读的各种书，都对他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大或小的影响，其中历史对他影响尤深，他从中得到的知识和思想的收益也更大，因此，他特别重视历史，认为这是各学科的认识基础，是做学问者的认识基础：“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也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因为历史记载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有对社会的议论和认识，这是思想的起点，是研究学问的基础。
泛读可以使人在文化修养方面得到提高，鲁迅的各种文化修养，主要是靠他杂览而逐渐丰富起来的。这里举一个审美的例子来说说他的美学修养。这事发生在著名女作家萧红身上。
一天，鲁迅生了病刚好一点，萧红去看他。那天，萧红穿了一件红上衣和一条咖啡色的裙子，萧红自我感觉不错，便问鲁迅：“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鲁迅打量了一下，便说“不大漂亮。过了一会，他解释道：“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接着鲁迅又讲了人的体形与穿着的和谐美的问题：“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人显得宽。萧红听了，便问：“周先生怎么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鲁迅回答说：“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萧红又问：“什么时候看的？答：“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又问：“买的书吗？答：“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萧红再问：“看了有趣味吗？鲁迅回答说：“随便看看。萧红接着又问：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这次鲁迅没有回答，许广平在旁边说道：“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正是鲁迅什么书都看，随便翻翻，使之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文化修养，审美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