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州在于成龙的悉心治理下，很快就呈现出转衰为荣的局面。康熙八年（1669），于成龙离合州迁任黄州府同知。于成龙去任不久，州民立生祠于药市街纪念，《合州志·宦绩》中记载：“于成龙……居官清正廉明，多善政，州人号于青天。”
三镇歧亭
康熙八年（1699），于成龙因功迁黄州府同知，镇守歧亭，时年五十三岁。
这里顺便说一下清代有关官制。
清代省与州县之间设府，知府一人，统管几县。佐贰官员有同知、通判，分掌督粮、缉捕、水利等事。知府以下分驻境内各地的官员，自成行政单位者，称为厅，是府属的机构。厅有直隶厅与散厅之别。直隶厅与府同级，长官称同知、通判。州也分直隶州和散州。直隶州是直属布政司管辖的，其规制与府同；散州是府属的地方行政单位，其规制与县同。如果进行类比的话，直隶州相当现在的省辖市，散州则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市。不过，这里所谓“相当”，也只是大致相当，古今机构与官员的级别设置不同，很难完全对等。另外，当时直隶州知州（正五品）比知府（清初为正四品，乾隆十八年改为从四品）级别低，而散州知州（从五品）比知县（正七品）级别又要高。四川合州系散州，而黄州同知为正五品官员，因此，赴任黄州同知，于成龙官职升迁了一级。
同知系知府属官，即郡丞，可称左堂（同知、通判与知府合称“三堂”，知府为正堂，同知为左堂，通判为右堂），按古制亦称司马，其职责是协助知府执掌一州政事，主管一地之治安，一府之中，其地位仅次于知府，故设于歧亭的同知衙门被称为“二府”。
为什么要在歧亭这地方设“二府”衙门呢？首先是由于这里地理位置特殊。黄州东连庐皖，北接光固，而歧亭地处光黄要道之上，在麻城县西七十里，是麻城的西南门户，与黄冈（今与歧亭相邻之新洲原属黄冈）、黄陂、黄安三县交界，历来为守淮要镇。清人王元士在《歧亭古迹考》中说：
“歧亭古废县，处麻治极西之境，与冈陂安三邑接壤，北距光二百余里，南距黄一百余里，故曰光黄间。前明嘉靖时，盗起西山，驻捕通判罗瑞登筑城，约周五里，五门二十八敌楼以守之。清易以同知分镇，则歧亭虽非重镇，亦楚黄之扃钥也。”
其次是这里盗风盛行。据《清史稿·于成龙传》云：“歧亭故多盗，白昼行劫，莫敢谁何。”一个“故”字，点明了歧亭多盗的历史由来已久。明代也正因距县治太远盗风难煞而将黄安从麻城分出建县，以减小维护治安的难度。可是，黄安建县后歧亭一带的治安状况更糟。这里多山，便于作案前后的隐形；又是水陆要津，便于作案前后的匿迹；再加上四县交界之地，官府的打击力度、防治部署不易统一，故而歧亭一带盗风更炽。明代在此设捕盗通判，清改黄州同知驻之，兼理黄冈、麻城、黄安三县事务，既说明官府对处于特殊地理位置的歧亭之重视，也说明此地历来难于治理。
那么，初至黄州这多盗之地的鱼米之乡，于成龙心情如何呢？他在《初至黄郡与友人书》（见《于清端政书》卷2，以下《于清端政书》简称《政书》）中说：“天下有极苦之地，居之久而不为苦者，罗城合州是也；天下有不苦之地，入其境而即为苦者，黄州是也。”这时，他所苦恼的还不是治盗的难处，而是保持清廉本色的难处。因为在罗合极苦之地为官，能得到上司和下属的体谅，自奉清廉，与百姓同苦，“无复官民礼”，可为良吏；到黄州则不然，“居郡丞之位，履文物之邦，署宇严肃，役胥罗列，士民聚观，耳目杂还。狐裘黄黄者，同寅也；衣裳楚楚者，属邑也。莅斯土者，主尚可布衣而步行乎？仆尚可以挑水而运柴乎？为之治其执事，备其伞盖，繁其交际，咸借贷以应，而冷署如冰，下无以为德，上无以为功，五穷环至，应接不暇，如之奈何！此居不苦之地而适为苦者也。”这是从作廉吏之难的角度来说至黄州之苦。
他到歧亭之后，曾写过一首《满庭芳》（见《政书》卷8）记录自己的心情：
脱却蛮烟，奔离蜀道，三年又到光黄。生来命薄，才力比谁强？眼见此身已老，消磨了、多少疏狂。百年里，有几人跳出，傀儡逢场。思量，还故里，箪瓢陋巷，澹泊何妨？任随缘过日，说甚彭殇！幸遇杏花赤壁，访古迹、感慨悲伤。寻两地，半邱荒草，一望白云乡。
看得出，这首词是步苏轼《满庭芳》（《苏轼词选》）原韵而作的。苏轼原词是：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苏轼这首词以议论为主，具有浓厚的哲理意味，同时也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全篇援情入理，情理交融，现身说法，直抒胸臆，既充满饱经沧桑、愤世嫉俗的沉重哀伤，又洋溢着对于精神解脱和圣洁理想的追求与向往，表达了词人在人生矛盾的困惑中寻求超脱的出世意念，可谓一曲生命的觉醒之歌。从词中所表现的内容来看，它的写作年代当为苏轼谪贬黄州之后。这首词与苏轼另一首《满庭芳》（《苏轼词选》）同韵：
三十三年，今谁存者？算只君与长江。凛然苍桧，霜干苦难双。闻道司州古县，云溪上、竹坞松窗。江南岸，不因送子，宁肯过吾邦？淅淅，疏雨过，风林舞破，烟盖云幢。愿持此邀君，一饮空缸。居士先生老矣，真梦里、相对残。歌声断，行人未起，船鼓已逢逢。
这首词前有小引：“有王长官者，弃官黄州三十三年，黄人谓之王先生。因送陈慥来过余，因为赋此。”很可能两首《满庭芳》均是为此而赋的。
由歧亭联想到陈慥和苏轼，这大约是于成龙步苏轼原韵写《满庭芳》的心理动因。从这首词中我们可以看出，于成龙为官而不恋官，并有还乡过平民的日子淡泊之意。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把杏花村同赤壁并举而称“幸遇”，说明在那些孤寂甚至略带消沉的日子，杏花村和黄州赤壁一样，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毕竟，歧亭历史悠久，飘扬在杏花村的酒旗，曾拨动过杜牧的心弦，一首《清明》，让后世肠与魂同断；毕竟，这里风景秀丽，隐居在杏花村的陈慥，曾引发过苏轼的故人情结，一篇《方山子传》，使千古“地与人并传”（《于成龙《宋贤祠碑引》）。
歧亭治盗：妙策联防编保甲，重拳歼盗护良民
一编保甲
于成龙上任伊始，即严明保甲制度。
清代从入关后便开始设立保甲制。顺治元年（1644）颁布编置户口保甲法，“世祖入关，有编置户口牌甲之令。其法，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书其姓名丁口。出则注所往，入则稽所来。其寺观亦一律颁给，以稽僧道之出入。其客店令各立一簿，书寓客姓名行李，以便稽察。”（《清史稿·食货志》）从这里看，保甲制开初主要作为人口控制和稽查来用。
编置保甲，是于成龙每到一地的惯用方法，而且，在实践中，他做出了很多新的贡献，使保甲制愈来愈规范和细化，功能愈来愈多，可操作性也愈来愈强。
当时盗犯逃贼大为民害，无论军民士绅，或犯窝逃，或被盗劫，受害不已。他将自己多年来编置保甲的经验和教训，编纂成书，定名为《弭盗条约》（《政书》卷5），散发乡镇，好似普及法律常识一般，使家喻户晓。他一方面加强封建统治，一方面企图实现古人“守望相助，出入相扶”的美妙设想。
《弭盗条约》的大概内容有十三条：
（一）十家立为一甲，公举老成端正谨慎者为甲长，九家受其约束。
（二）十家各开列户主姓名、家庭成员、年龄、籍贯、职业以及上至祖父下至子孙婢仆的具体情况，交与甲长保管，不许遗漏，以便稽查。
（三）九家民人互相保结，其结内注明“某人素日职业；并无窝逃蓄盗，交结匪类，出入旗下，勾连生事，游手赌饮，撒泼凶恶，结党刁讼等项。若犯上款，八家甘受连坐，所结事实”等字样。九家各具互结一张，交付甲长，编入甲内。如果蒙混具结，地方官查出后九家各责三十杖，枷号两个月。违抗而不入甲者重究。
（四）犯有不法行为而八家不敢保结的允许本人赴官自保，地方官另造一册。
（五）甲长钉一甲簿，凡十家之内有出列行走者，都要注明往返时间、地点、同行人物，否则用杖责和带枷游行的办法处治。
（六）甲长不识字可由邻居代替登记。甲长外出期间，九家要将甲长行动的具体情况写在甲簿上。
（七）市镇开旅店的居民，须钉一簿，详细记录住店人的年龄、特征、籍贯、住离时间、来去方向、所携之物等事。有疑迹应报官府。
（八）十家之中，有乡绅两榜贡监生员不愿与庶民同编一甲者，可以另立分册。除武举贡监生员居处远隔而不便互保者另造一册外，均得互相保结。
（九）各乡村利用农隙修筑垣墙栅栏，派人巡夜守护。若遇盗则放炮鸣钟击锣，全村出动。若能与盗搏斗者，根据具体情况，赏给红布五尺至一匹。若是盗贼入栅劫去财物，拷伤失主，邻佑并巡夜守栅人等一并究治。事发后隐讳不报者，十家以通贼论。
（十）一村设一保长，管理该村甲户（包括邻村孤甲）。邻村有事，保长闻钟、炮、锣声应立刻传炮，各村一齐放炮，保长立即率所管甲长一面分众把守要路堵截逃盗，一面率众直赴出事地点救援。根据不同功绩，给银五钱至二两。若保长、甲长和甲内之人闻警不救、退缩观望或放脱逃盗，分别严惩。
（十一）一村之中置炮一杆、置锣数面，各家各备顶门棍一条。若是有鸟枪、号箭、腰刀、铁尺、长枪等武器，由官府登记并刻上户主的姓名，多余的武器报官府，照价给银。若是遇警，巡夜守栅人先放炮，次鸣锣，以便保长率众救援。
（十二）地方人民如有居住旗人房宅者，照例查明编入邻村甲内，并要亲属保结。
（十三）十家之内，有穷困而难以度日者，甲长报知地方官另造一册，设法养济。甲长不报，罪坐甲长；甲长已报，地方官任其困饿颠连以致丧命壑沟或典雇给旗人苟延残喘的，以渎职罪纠参。如能设法养济四季，详报存案，以便记功举荐。
以上各款，均须通行，违者重究。
于成龙的保甲法，互相胁制，互相济援，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也可以用社会力量改造不法之人，即“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之语是也。特别可贵的是第十三条，集社会之力量，济困苦之贫民。于成龙的保甲法，在黄州时基本自成体系。今天我们见到的他在直隶所用的十三条《弭盗条约》，大都是在黄州时用过的，因南北风气习俗不同，且所施范围极广，情况更加复杂，况且保甲法本身又有漏洞，所以施行之后，仍有不少盗人横行，于成龙不得不续增《弭盗条约》，以补漏洞，以合时势之所需。
从这些可以看出保甲制不仅可以防盗，其内容几乎包括了民间整个自治内容，同时还有户籍管理的功能。清人彭鹏在《保甲示》中说：“保甲行而弥盗贼，缉逃人，查赌博，诘奸宄，均力役，息武断，睦乡里，课耕桑，寓旌别。”清人何士祁曾这样说保甲制度的好处：“保甲不但可弥盗也。稽田赋，则钱粮不能欠，田土之案无虚假矣；稽人口，则男女不能淆，婚姻之案无支饰矣。推之命案之邻佑有确凭，不致择肥拖累；服制之案有支派，不至平空捏造；而于办灾一事，稽查户口，尤有把持。”
于成龙对自己所施行的保甲法相当满意，认为“无事则稽察盗贼以遏乱萌，有事则相机救援。防御堵剿，不动支粮饷而兵足，不调拨官兵而贼除。兵农合为一家，战守不分两局。自古及今，消弭奸逆，安靖封疆，未有善于此者也”。但是有人恐怕编置保甲就是抽丁，不少人隐瞒户口，不入烟户。于成龙反复申明：“隐匿不肯入甲，小而言之，漏户有抗法之罪，大而言之，观望有阖门之诛。”（《政书》卷2《申饬保甲谕》）当然，保甲法也有弊病。如：当时盗贼横行，杀人如麻，地方人畏之如虎，敬之若神。若是得罪了他们，他们必以牙还牙，杀死全家。所以在甲之人口称：“犯了王法，止杀一人；恼了大盗，则全家死。”有的甲民甚至投靠大盗，保甲竟成了养盗的园地。还有的保甲中全是行盗之人，如此互保实际上成了一种“名正言顺”的攻守同盟。但是，于成龙的保甲法的推广和完善，对稳定社会治安，毕竟起了巨大的作用。
据光绪《麻城县志》记载，新洲有个姓喻的大盗，长年劫掠，听说一个和尚得到了一笔别人施舍的修庙资金，便在夜里闯进庙中，抢走钱财，还残忍地挑断了和尚的脚筋，使之无法去追赶和告官。于成龙得知此事后，乘着一匹驴子亲自去察访，命乡保按烟甲名册点名，点至喻某时，说：“怎么没有这个人？”原来喻某闻风先遁了。于是限令保甲即刻拘至。喻某被抓时，已经丧魂落魄，一经审讯，当即服罪。命他取保候结，甲内知其恶习难改，无人愿保。于是，于成龙将他处死了。这个案例，从防盗、捕盗和惩盗各个侧面显示了保甲制的功能，也威慑了那些横行乡里的不法狂徒。
二除大盗
针对歧亭的治安现状，于成龙决定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十恶不赦的大盗，以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初步遏止盗风。
光绪《麻城县志》记载了这样几个故事：
黄安豪绅邹彬然夫妇黑夜被人所杀，财物抢掠一空，其仆人二长儿带伤到县衙报案。黄安县令让典史陈某将邹家左邻右舍十数人抓起来，严刑拷打，终无所获。而且弄得乡邻们对邹彬然之兄邹守质由同情到有些埋怨了，认为是他严逼官府追查凶手，以致乡邻受牵连。夜间，邹守质梦见弟弟告诉他说：“我的冤枉，只待于青天到方能明白，你不要拖累无辜。”邹守质梦中惊醒，想起人们都道于二府平日断案如神，何不去歧亭二府处上诉！
邹守质也算走运，到歧亭正值于成龙从黄州办事回来。于成龙看了邹守质的诉状，又详细地问清情况，发觉这是一起入室谋财害命的大案，案犯凶残而又狡猾，并未留下多少可疑的线索。于成龙对着邹守质，半是抚慰半是发誓说：“如此命案不破，如此凶手不除，成龙有何面目见黄州父老！”
于成龙传令黄安陈典史来见，查询邹彬然一案。陈典史把案情和现场踏勘的情况一一叙述一遍，然后说：“卑职以为邹彬然一案，虽二死一伤，财物被劫空，现场却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可见作案的是个老手，也是个对邹家非常熟悉的家伙。愚以为，这个人在熟人中间。与邹家最熟悉的是家仆二长儿和三长儿以及邹彬然之兄邹守质。二长儿死里逃生，不可能是凶手，他不可能拿自己的命开这么大的玩笑；他弟弟三长儿平日胆小如鼠，连鸡都不敢杀，当天夜里在赌场，有人作证不在现场，再说他也没理由砍他哥哥啊！何况他兄弟两个平日得主人照顾甚多，对主人应感恩不尽，也无作案动机，主人死后，他们和邹守质一样痛不欲生。邹守质就更不会了，他与邹彬然两个一母同胞，平时关系极好。所以凶手必定是左邻右舍。可已经传讯好几次了，打也打了，夹也夹了，只是没有人肯招。卑职才疏学浅，实在无能为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