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洪武四年（1371）曾下诏曰：
朕起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及亲率六师，南征北伐，……朕以中国精锐驻守遐荒，岂但风俗之殊，亦有寒暑之异，艰难万状，朕不忍言。然欲镇安吾民，必资守边之力，其于科征转运，未免劳民，理势相须，盖不得已。念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今年秋粮尽行蠲免，以济民难。……事有缓急，故恩有先后。咨尔人民，其体朕怀。（《明太祖实录》卷65，洪武四年五月乙卯）所谓“豪强割据”即是指陈友谅，陈友谅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为朱元璋所灭，至洪武四年正好九年。这个诏书明确说江西“归附之后，供亿更繁”，这正说明朱元璋在消灭陈友谅后，尽管江西“资财空匮”，还要加重江西的赋税负担，以至到洪武四年尚“其为困苦”。江西的这种情况，与江南一样，实际都是朱元璋对原先敌对势力占领区实行重赋政策的结果。
然朱元璋仅减免了一年秋粮，并未降低江西的赋税科则。洪武二十一年（1388），南昌府丰城县民反映赋税太重，朱元璋才降低江西的科则。《明太祖实录》卷190记载：
南昌府丰城县民言：农民佃管田一亩岁输五斗，诚为太重，愿减额以惠小民。户部定议一亩输四斗。上曰：“两浙及京畿土壤饶沃，输四斗；江西群（·郡）县地土颇硗瘠者，止令输三斗，著为令。”（洪武二十一年五月戊戌）但每亩3斗的赋税，对土地瘠薄的当地来说，仍然属于重赋。事实也正是如此，南昌府在明代始终存在重赋问题。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江西的瑞州（今高安、上高、宜丰三县地）、袁州（今萍乡、宜春、分宜、新余等市县地）二府。这与麻城移民大多来自这几个地方的记载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看黄州府的情况，弘治《黄州府志》（卷3）记载：
洪武二十四年，官民田地塘三万五千三百四十三顷七十九亩三分五厘，夏税小麦三千五百五十石二斗三升三合四勺，大麦八斤九两九钱六分……秋粮米二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四石三斗九升三合九勺。
按上述税额计算，黄州府平均每亩税赋仅6。2升，只相当于南昌府的五分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江西人口大量涌入麻城地区是势所必然的。
事实上，麻城已成为一个移民中转站，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最典型的如本文开篇所引泸州《王氏族谱》序言所说：“予思我父讳九，母雷氏，亦历风尘跋涉之苦，先由河南地随祖讳久禄于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内，至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居住，新旧未满三年，奉旨入蜀，填籍四川，有凭可据。由陕西至川北，洪武四年辛亥岁八月十四日至泸州安贤乡安十四图大佛坎下居住。共计老幼男妇二十二名。”这是一个家族式的移民，他们在麻城居留的时间才两年多。相信他们的后裔在谈到祖籍地时，“河南”既久远又抽象，相比之下，“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复阳村”倒是一个亲切而又具体的故乡。
遗憾的是，孝感乡的人口输入量最终没有赶得上输出量的增长。到成化八年，动态平衡终于难以维持，孝感乡结束了自己输出和中转人口的任务，在麻城的历史上永远消失了！
麻城至四川迁徙路线
麻城移民入川的路线分水、陆两途。据四川省图书馆藏《湖北麻城王友山冯氏巴县谱系拾略》：“明末，王应熊以英年洪识，佐命燕京，后值蜀乱，奉诏赴川镇抚，在荆襄摒挡就绪后，由麻城携祖公友山、祖婆冯氏，暨诸兄嫂子侄全家男女溯江而上，至渝城驻跸。”此为水路入川。又石柱县《秦氏繁衍史·传记》：“秦公讳安司逸其字，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也。……元季遭徐寿辉乱，安司公偕兄弟七人入蜀，自荆州石码头分袂，俱散处蜀中。”此为先由水路入川，到荆州后水陆并进者。《万县何氏家族史料汇编》：“子孙世居湖北麻城孝感高家堰、洗脚河、太平坝、千家村、凤凰山一带，皆其族也。传至二十余世，至元末明初洪武二年己酉岁，松、柏、梓三人品投来川。……因岳母隆（龙）氏年迈随后岳父杨仕虎。行至长溪河，丈婿二人骑马过河，以姓氏更名曰杨何溪。”此为陆路乘马入川。
根据明人黄汴《天下水陆路程》、程春生《士商类要》，清人陈诗的《湖北旧闻录》，明清两代官书及地方志书，我们可以大略勾勒出入川的道路里程。水路为：麻城至湖广武昌240里、武昌府夏口驿至荆州府荆南驿965里，荆南驿至四川夔州府永宁驿860里，永宁驿至重庆府巴县朝天驿1360里，朝天驿至成都府锦官驿2235里，全程5660里。陆路为：麻城至黄安90里，黄安至黄陂120里，黄陂至孝感县120里，孝感至云梦县40里，云梦至德安府60里，德安至随州130里，随州至枣阳130里，枣阳至襄阳140里，襄阳至巴东县930里，巴东至四川巫山县120里，巫山至成都府城1620里，全程3500里。
孝感乡迁川人口辨正
综上所述，元末明初，麻城孝感乡迁川人口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元末随明玉珍入川的军人及其家属，二是宋末至明初入川的麻城土著，三是江西移民在麻城居住数代或数年后入川的人口。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移民群体，但我们并不否认这个庞大的群体里面存在着误籍与冒籍的情况。下面试作粗略辨正：
第一，孝感县误籍为孝感乡。元至正十七年（1357），随明玉珍入川的部队和随军家属，据曹树基先生估计有40多万人。（《中国移民史》第153页）这40万人中有相当一部分麻城人，也有相当一部分孝感县人。这部分孝感县人的后代或口耳误传，或家谱中仅记祖籍为“湖北孝感”，就极可能误为麻城孝感乡人。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部分人数量十分有限。因为入明以后，孝感县是没有人口输出能力的。明初，孝感县与安陆、云梦、应城和随州同属德安府管辖。由于元末战争的破坏，这一地区的人口消耗极大。查《明史·地理志》，洪武初年，德安辖区仅有云梦县未被省废，其余各州县皆是洪武十三年复置的，而德安府也降为州，从属黄州或武昌府，至洪武十三年才复为府。康熙《安陆县志》作者说：“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得城东老户湾数户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空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舍，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编七里。”（道光《安陆县志》卷3“疆里”）明确指出迁入的移民为黄州府之麻城人。孝感县《夏氏族谱》在谈到自己的祖籍时说：“荣二祖，其先麻城太平乡古井巷人，明洪武初迁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孺子徙居孝感县。”又据广水市政府网站《历史述要·明初江西移民应山》介绍：“就保留下来的姓氏族谱看，应山现有十之八九的姓氏，均为明朝初年至明朝中叶从江西、安徽、麻城过来的移民，而以麻城移民为多，所谓‘麻城过籍’便由此而来。”麻城市第一中学教师郑重建先生说：“1984年元月，笔者在省参加《布谷鸟》编辑部举办的全省业余骨干作者培训班学习期间，邂逅原孝感县文化馆馆长宋虎先生（此人为楚剧《双教子》的编剧，湖北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理事）。先生年龄60开外。其时，宋先生见我来自麻城，甚为高兴，他亲切地称我为‘小老乡’。我觉得很新奇，便问：‘先生何以称晚辈为老乡呀？’答曰：‘我们孝感民间有一种民俗，把睡觉说作是回麻城去了，因为老辈有许多人自称原来的祖籍便是麻城’。”
第二，本县移民冒籍孝感乡。这又有两种情况：一是来自麻城其他乡的移民冒籍孝感乡，二是成化八年孝感乡撤消以后，来自原孝感乡辖区的移民仍自称祖籍孝感乡（甚至还有自称是明末清初迁自孝感乡的）。这两种情况历明清两代而不衰，但这种冒籍无关弘旨，因为他们冒的是“乡籍”而非“县籍”，他们毕竟是真正的麻城人。
第三，外地移民冒籍孝感乡。这种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四川移民中麻城孝感人在各地的势力都很大，为优化自己的生存环境而冒籍孝感乡人。这就是民国《南溪县志》所说的“（孝感乡）人众势强，土民或他兵冒籍以自求庇”。曹树基先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引民国《云阳县志》所举该县向、何、谭、孙、于、张、贾、李、王诸大姓，都说是“明洪武年间自麻城迁入”的例子，然后说：“向氏是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不可能迁自麻城的。”（《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155页）实际上就是肯定向氏属冒籍之列。但此论也略显武断，向氏为鄂西、湘西典型的蛮族大姓是事实，但他们可以先迁到麻城，取得麻城籍以后再迁四川。就如曹先生所说的“既有麻城孝感乡人迁入四川，也有外地移民在孝感乡稍作停留后向四川迁移。有些外地移民在孝感乡停留时间很短即入川，有的则定居数代成为土著后再迁移。”（《中国移民史》第5卷第157页）麻城向氏正是后一种情况。据四川长寿《向氏支谱》载，其族于“元人入侵时，为避战乱，文秀由湖南沅陵迁湖北麻城县，生子爵禄，安居乐业。不知相传数代，至本支始祖万恩公住麻城县孝感乡向家坪、中坝、陈家沟一带（现麻城市松鹤乡）”。
上述误籍和冒籍情况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对此，我们并不讳言。但如果因此而否定整个孝感乡和那些孝感乡先民的历史存在，则未免以偏概全。
杏花村里说清端—金木
——于成龙与歧亭杏花村
于成龙，字北溟，山西永宁（今山西离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终年67岁，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从康熙八年（1669）至康熙十七年（1678），于成龙基本上是在黄州度过的，差不多占他宦海生涯的一半。他还以黄州同知的身份分镇歧亭，与麻城歧亭结下了不解之缘。本文以可稽考的史料为主，以于成龙在黄冈麻城特别是歧亭的活动为主，介绍这位素以廉能著称的清代名臣。
黄州同知：永宁饱学一书生，宦历桂川至歧亭
一知罗城
于成龙于明崇祯年间考取副榜贡生，清顺治十八年（1661）清朝廷任命他为广西罗城知县，这时他45岁。罗城在万山丛中，被认为是边远地区烟瘴之地，很少有人愿意到这里来做官。有朋友曾劝于成龙不要去，但他说“古人义不辞难”，毫不推辞就赴任了。罗城的县城经过二十多年战乱之后，只剩下几户人家，既无城郭，也没有像样的官廨。而且民情复杂，有些老百姓因为无法生活，或逃亡，或干脆铤而走险，沦为盗贼。同时，瑶族人与汉族人之间由于历史的原因，互相仇杀，社会秩序十分混乱。
于成龙到达以后，在竹丛中找到了县衙，于是垒土为几案，开始办公。他曾与人说：“人当惜福，为子孙留余地，布衣蔬食，享受无穷，实不解膏粱文绣，有何可恋？”正是因为如此想，他到罗城，并不以为苦，而是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把群吏召来，了解实际情况，一面张榜告示，招抚流亡，一面奏请“宽徭役，疏鹾引”，设法复苏农村经济。同时，严保伍，勒乡兵，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每年春天，他都要亲自到田野中察看，“见力耕者，辄呼与语，相劳苦”。有时他与农民同坐在树下，相与谈笑，欢如家人。对于某些懒惰的荒芜田园的人，他也不轻饶，“群詈以辱之”。
经过奖勤罚惰，“民大劝”。几年以后，罗城“稻穗遍野，牛羊满山”。于成龙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艰苦，“罗人怜公，间敛金钱跪进”，云“知阿爷苦，聊供盐米资”，他都不接受。后来于成龙的儿子来罗城看望父亲，老百姓又送钱来，说“好带物安家去”，于成龙又婉词拒绝了。他在罗城苦干了七年，“招流亡，修学校，增陴浚隍，定昏丧之制”等等，使罗城的面貌大为改观，也受到老百姓的深深爱戴。后来，于成龙因举为卓异而迁四川合州知州，罗人“遮道呼号，追送数百里”。
二治合州
四川合州，清初辖三县：铜梁、大足、武胜，州治在合州。三县不设县令，由知州一人兼管，连合州在内，知州管辖四县地盘。合州位于四川盆地，有涪江、嘉陵江、渠江三条大河交汇于此，本是膏腴之州，但由于明末清初战乱频繁，百姓或死于战争，或逃避于他乡，因此十室九空，土地荒芜。
康熙六年（1667）九月六日，于成龙抵达合州就任知州。经过敏锐的观察、深入的调查、细致的思考，他准确地掌握了致使合州荒凉的根由：
（一）明末清初清军与明军血战，百姓避乱而流落他乡。
（二）流民逃至土司所管辖的偏僻地界，充当土司的奴隶，被土司扣留而不得还乡。
（三）流民逃到他乡，因租种了土地而不得还乡。
（四）流民原系官宦人家的仆役，又负人钱债，怕债主索财而畏缩不回乡。
（五）一家数口返乡而被原任州官强逼分门立户，登册收赋，致使已回者再逃，未返者裹足。
针对上述原因，于成龙采取了下列措施：
（一）既入大清版图州民，都是朝廷的赤子，回合州必受皇朝恩惠，官府保护。
（二）合州荒地，垦者所有，以插草标然后耕耘为标志，后至者不得争论。
（三）耕种合州土地者，免征三年徭役和田赋。
（四）无人居住之宅，限原主人速回登记；若过期不登记，谁先修葺住之，即为谁所有。
（五）凡回合州垦荒居住者，官府贷牛助耕。
（六）凡回合州者，官府不强逼分门立户。
由于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流民扶老携幼，拖儿带女，纷纷返回家园，“旬日之间，户以千计”。合州出现了“户户有炊烟，村村闻鸡鸣”的良好局面。随着流民的归附，人烟的辏集，问题也随之产生。地痞流氓如田中杂草，不扶自生。这帮人见别人耕地时不闻不问，等到庄稼成熟时便说是自己的祖田，或说自己早已插标，强行霸占；见别人修理空宅时袖手旁观，等到修理完毕，正待移居其中时，便说是自己的祖宅，要居住者交纳租赁费，否则，将修葺者扫地出门。
为了杜绝抢霸之风再起，于成龙将“开垦之田，属开垦者所有；插标修茸之宅，属修葺者所有”等有关条文刻在各乡村的大石上，让路人皆知晓。于成龙向上司请示后，将散在合州的无事之兵调集在府城，让其开垦种植，不许胡作非为，违者按军法民法交相处治。这样一来合州百姓不再受散兵侵害。
铜梁地方素有“人文礼仪之邦”的美称，但是战乱二十余载不断，人烟绝迹，虽经开复，礼教未兴。百姓中有不少人自幼就被拉入营伍从事军务，斗大的字只认识一个“杀”字，根本不知孝悌为何物。官远法疏，纵横得以自便。于成龙很快在合州建立了一整套统治体系。乡设乡约，里设里正，并责令乡约每遇朔日（农历每月初一）和望日（通常指农历每月十五日，有时指十六日或十七日）将《上谕十六条》讲解给乡民听。这样，既提高了百姓的文化修养，又弘扬了中华民族忠孝信义之美德。所谓《上谕十六条》宗旨就是“以礼让为先，勤俭为本，戒游逸赌饮，无以小过而不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