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名夷吾，仲是他的字。颍上（今安徽西北部）人。春秋初年的大政治家。现存《管子》八十六篇，有些为后人假托。
管仲和鲍叔牙幼年时代就是好朋友。后来，管仲去辅佐公子纠，鲍叔牙则去辅佐齐国公子小白，即齐桓公。小白继承君位后，鲍叔牙立即向他举荐管仲执掌国政。齐桓公不仅不计私仇，还对管仲格外尊重。相传当管仲从鲁国来到齐国时，桓公沐浴三次，并三洒香水，亲自去城外迎接。管仲感慨万分，他说：“开初我仕途不得志时，曾和鲍叔牙合伙经商。每次分利时，我都多取一些，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这是贪婪，因为他知道我家里贫困。我也曾为鲍叔牙出主意，但都失策了，可他并不认为我愚蠢，他知道那是时机不利。我也曾几次仕于君主，但都被主人摒弃了，可鲍叔牙不认为是我不贤，而是我没遇到明主。我几次上阵作战，都避死而逃，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胆怯，他知道我家有老母需要奉养。我的主人公子纠被杀，公子的大臣都自杀了，可是我宁肯受囚被辱不肯死节，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无耻辱之心，他知道我不耻于小节而耻于不能建功名于天下。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呀！”于是，真心诚意地担任了齐桓公授予的职务，尽心尽力，夙兴夜寐。
管仲认为：“仓廪（lǐn）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改革必须先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也相应地注意到政治和军事。管仲对农业税制的改革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分配形式。从而废除了集体无偿耕种“公田”的劳役税制，改为所有土地一律按土质好坏、面积大小，征收不同等级的实物税。“相地而衰征”首先是分“公田”为“份地”，改集体耕作为个体生产。通过“均地分力”，农民就可知道产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自己家庭生活的好坏，才能不怕劳苦，自觉地劳动。管仲还提倡“本末并重”，即将工商与农业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因地制宜地实行多种经营，使得鱼盐、山林、川泽之利大兴。他也很重视工农技术的发展，实行各类人员专业化。管仲认为物质条件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努力去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夫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远千里而不怨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威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如焉。”这些思想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政治方面，管仲令士、农、工、商四种人分区居住。把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三乡、商三乡、士农合占十五乡。工商专心于本业，不服兵役。士农乡平时“食田”、耕田；一有战事，士则充当甲士或小军官，农则为兵卒。士农乡中以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各级行政机构都有负责人。战时，各级行政负责人又成为军官。每户出一壮丁，每五丁为一伍，每五十丁为一小戎。每二百丁称为一卒，每二千丁称为一旅。全国十五乡即为十五旅，每五旅合为一军，全国共有三个军。齐王与两大贵族各率一军。从上述情景不难看出，齐国的行政组织实际上是兵民合一的组织。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军事防卫，国家都拥有坚固的内部结构。
在官员管理上，管仲命令各人恪守职责，不准懈怠。若有违军令不尽责者，可一可二，再三必定严惩。还令各级官吏随时举荐贤才，否则就是“蔽明”、“蔽贤”，也要治罪。经过改革，几年之后，齐国成为了当时最富强的国家。
管仲为齐桓公制定的政治方针是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征讨不服，平恤患难，以武力和德望称霸天下。一次，桓公因蔡姬之事欲出兵伐蔡。管仲见劝阻无效，便建议桓公先以楚已三年未向天子纳贡为由伐楚。获胜归来，再以蔡国不参加伐楚为由出兵。齐桓公听之，亲率诸侯联合伐楚，迫使楚与各诸侯签立盟约，诸侯皆服。
从公元前685年到公元前645年，在管仲执政的40年间，他一直秉承谦恭的态度，并屡次约束桓公要不骄不躁，出师有名，亲贤者远小人，为齐国称霸立下了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