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对干部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学校教育的普及性，能使广大干部从小就在知识的海洋中吸取营养，直至小学、中学、大学毕业，从而为自己的成才打下各种基础；学校教育的系统性，能使广大干部在德、智、体诸方面接受全面培养和严格训练，从而使干部避免了成才的盲目性和片面性，进而加速自己成才的速度；学校教育的多样性，使广大干部在坚持全面发展的同时，可以按照祖国的需要和个人的条件选择志愿，发展自己的个性，从而为个人发展多方面的才能开辟了广阔的天地。此外，学校教育还具有名师指点、资料丰富和学习气氛活跃的特点，这不仅有利于干部少走弯路，尽快掌握知识，还可以学会科学的学习方法，建立一个合理的智能结构。这种知识储备常常可以给人以终生受用的深刻影响。所以，一个人无论他取得怎样伟大的成就，或成了怎样伟大的人物，都始终不会忘记曾经使他得到启蒙和长进的母校和老师。我们知道，毛泽东主席一生对他学习过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无限怀念，对他的老师徐特立先生崇敬倍加，并号召全党向徐特立学习。朱镕基总理对培育他的清华大学一往情深，在清华大学创立80周年之际，他无限深情地写下了“水木清华，春风化雨，教我育我，终生难忘”的题词，足见其学校和老师对他们一生的影响力量。
学校教育对干部的成长起着奠基和熔炉作用。但在不同时期不同人身上表现也不一样。学校教育对干部成长影响较大的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早期的小学、中学教育对干部思想品德的形成影响较大。学校对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的综合教育，对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情操、心理品质的形成都有巨大影响。特别是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小学、中学时期，受到的教育对终生事业发展都起着关键性作用。许多干部在谈成长体会时都讲道，他们的中小学时期，社会和学校都很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通过忆苦思甜教育、革命斗争史教育、开展向英雄模范人物学习的活动等，使他们从小就养成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共产党、爱社会主义、爱学习、爱劳动等优良品德，使他们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这对他们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优秀班主任老师的影响和当学生干部的锻炼，对干部的成长有很大影响。许多干部从小就表现出天赋，从小学、中学、大学一直担任学生干部。这不仅反映出他们自身具有争强好胜，不甘人后的性格特点，更重要的是遇到了一个优秀的班主任老师对他们的培养。很多人谈到，他们的班主任是一位品德高尚、学识渊博、循循善诱、要求严格的好老师，是他们心目中的人生楷模。班主任老师的言传身教对他们的成长起到了榜样示范作用和直观教育作用。这些老师不仅以知识和品德教导他们如何做人，也很注重培养他们的能力，常常让他们担任班级和学校的学生干部，让他们组织班级和学校活动，给他们当后台，为他们撑腰打气，使他们独立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当取得一定成绩时，老师及时的表扬，对他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影响很大。这种在学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的经历，培养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集体荣誉感和工作能力，对他们走上社会后做好作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重点学校的重点教育对于部的成长起着环境熏陶作用和教育优化作用。从研究对象就读的学校来看，重点学校出人才的比例较高。这一方面说明其优良的师资水平、教学条件对成才起很大作用。同时，重点学校里经过严格淘汰而形成的较高起点的学习群体，对人才的成长起熏陶、鞭策和激励作用。这种现象在重点大学中表现尤其明显，如北大、清华等一批国家重点院校，建国以来不仅培养出大批的优秀科研人才，也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干部人才。这是学校教育的一条规律。我们说干部地位的取得，主要通过优势的积累。而教育是一种内化了的资源，一旦获得，它便可以进入优势积累过程，并将发生重要作用。研究表明，一个干部所受教育的环境比其后来工作的环境影响更大。也就是说，由一流大学培养出来的干部，不论目前在任何机构任职都比较“高产”。所以，一流大学教育在造就干部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党校和各类干部学校教育对干部的党性锻炼和能力提高起着重要作用。调查表明，有98％以上的干部都到过不同层次的党干校参加过培训学习。他们普遍感到，到党校干校系统地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以及业务知识和现代科技知识的学习，并且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进行党性分析和锻炼，对于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党性修养水平和工作水平，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这种熔炉的催化作用是任何一个学校都无法比拟的。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因素，到党校干校学习的大都是来自各条战线出类拔萃的干部，他们聚合在一起，相互交流思想感情、工作经验和成长体会，不可避免地从其他同志身上学到许多好品德、好作风、好方法，对他们各自今后的成长进步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党校干校教育要在防止和克服干部庸俗关系学的基础上，注意创造条件发挥他们相互学习的积极性。
（五）健康的社会舆论
干部的成长离不开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这里包括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树立先进典型人物、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崇尚优秀干部、关心优秀干部、爱护优秀干部的良好社会风尚。历史也证明，什么时候社会舆论环境好，干部成长的积极性就高，大批干部就会脱颖而出；什么时候社会舆论环境恶劣，干部反被轻视和中伤，就会严重挫伤干部成长的积极性，优秀干部就会出现断层和数量减少的现象。
爱才举贤的社会风尚是干部得以成长的重要社会环境。不难想像，如果没有一个拥戴贤才的社会风尚，没有全社会对人才的尊重和爱护，没有千千万万个安于做铺路石、做人梯的育才者，干部的成长道路就不知会增加多少坎坷与曲折。正像鲁迅说的那样：“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野地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生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民众造就人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亿万群众从思想上、道义上、舆论上、行为上所形成的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荐才举贤的社会风尚。这种风尚表面看来虽然没有千军万马的狂飙之势，然而，它却是一种无形的潜在力量，是陶冶人才、造就人才的强大社会动力。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党广开尊贤纳士之风，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涌现出李四光、钱学森、邓稼先、马恒昌、焦裕禄等大批优秀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否定知识、否定人才，使优秀干部的成长受到压制和扭曲，出现的优秀干部也寥寥无几，或昙花一现，就是焦裕禄这样的干部也曾遭到否定和批判；70年代末以来，我们党又高举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旗，在全社会造成了一个崇尚在现代化建设中建功立业的国风民气，培育出一种举贤光荣、爱才有功、人人争当英雄的观念和社会意识，使一大批孔繁森式的干部不断涌现。
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对干部成长具有重要作用。社会舆论是社会公众的议论，它反映着一种民意、一种趋向。在一般情况下，群众公认是好的干部，大都是优秀干部；群众常有非议的干部，大都是有问题的干部。社会舆论是反映人民群众对于部满意程度的晴雨表。所以，任何干部都愿意学习万民称颂的干部，而不愿意效仿千夫所指的干部，这就是社会舆论对于部成长的导向作用。在现代社会，社会舆论又往往是通过政府所控制的新闻媒体调控的，它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声音。新闻舆论宣传什么人，倡导什么精神，都将在干部思想上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果新闻舆论导向出现左右摇摆甚至失误，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干部产生迷惑，发挥下去就会出现逆动。如对干部典型宣传的范围较窄，数量较少，让一些所谓的“能人”、“大款”占据传播媒体，人们就会淡化对干部的崇敬和追求；如果对干部的宣传形式缺乏新意，甚至人为地拔高、失实，就会影响干部在人们心中的认同感、真实感，放弃做干部的愿望，而追求更为实际的东西。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先进模范典型的树立对干部的成长具有示范作用和激励作用。我国干部的成长，往往呈现出群聚共生现象。分析其原因之一，是我们党在某一个时期注重宣传和树立了某种先进模范典型，从而影响和带动某种类型的干部成批涌现。20世纪60年代我们党树立了焦裕禄这个典型，就在全国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热潮，从而涌现出一大批焦裕禄式的干部；90年代我们党树立了马恩华这样的先进典型，在全国涌现出大批马恩华式的优秀企业家；我们党树立了孔繁森这样的干部楷模，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孔繁森的热潮，从而涌现出一大批孔繁森式的干部。实践证明，这种先进典型导向作用和干部自身学习先进典型的自觉性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学习和赶超的愿望，成长起来更多的干部。因此，我们要在重视宣传干部先进典型的同时，重视宣传那些及时发现、及时培养或及时提拔重用干部的伯乐，使全社会普遍形成一种讲先进、学先进、当先进的大气候，这无疑对干部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
（六）安定的政治局面
干部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代表者，是最具有政治色彩的人物。他们在实现本阶级某种政治目标的道路上发挥作用，其作用又受着一定政治环境的限制，是一定政治环境的产物。因此，干部的成长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们成长的政治环境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安定的政治局面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制度基础上的。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是保证全体人民享有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及其不同实现形式的权力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有权挑选自己信得过的社会公仆，也有权监督和罢免自己不满意的官僚政客。人民享有管理国家的一切权力，任何者的权力都是人民给的，他们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谋取私利的特权。而且他们的权力都是有限度的，因此他们不能为所欲为，这样也会避免压制人才、迫害人才的现象发生。同时，在民主政治制度下，干部可以利用有法律保护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发展自己的才干，使自己有可能凭本事走上一定的岗位，成为显性的人才。所以，民主政治制度比起专制制度，更有利于干部的成长。
政治局面的稳定有利于干部的成长。在和平年代，干部的成长，需要国家的安定和政局的稳定。这一方面表现为党的的正确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不仅能够指导党和国家走向胜利，使国家得以昌盛和安定，同时也能够使大批干部人才得以大有作为，健康成长。如果党在政治上发生偏差，必然不利于干部成长。如整风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不仅使国家陷于动乱，而且也伤害了大批干部。另一方面表现为高层集体的团结。党的集体精诚团结，不仅能保证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而且能使国家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然会有利于干部成长。如果上层集体不团结，派性严重，不仅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而且会因政治斗争而导致政权不稳和国家混乱，必然也不利于干部的成长。所以，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就没有一切。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道理也正在于此。
政治局面的活跃有利于干部的成长。干部成长的标志是看他们是否能够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工作领域中大有作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发扬民主，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创造出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历史经验证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干部就敢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就高，创造能力就强，干部成长也就快；如果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动辄扣帽子、打棍子，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被压制，其成长也必然缓慢。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工作时曾说过一段很有哲理的话，他说：“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当‘白痴’。正如人们常说的‘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这样下去，优秀人才哪里还有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的确说到了问题的要害。历史也证明，十年动乱期间，是我们党内政治生活最不正常的时期，也是干部出现最少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我们新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干部涌现最多的时期。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过：“处于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机关和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没有这些，所谓积极性就是空的。而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大批能干人才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所以，毛泽东一生想要追求的目标，就是想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只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毛泽东这些好的思想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我们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也正是要实现毛泽东同志的遗愿，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民主政治制度，使大批干部脱颖而出，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社会环境条件是干部得以健康成长的沃土。每个干部只有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科学地认识社会环境，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善于捕捉和利用现有的一切社会环境条件，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才能找到成长的最佳途径。同时，国家和社会要形成人才辈出的新局面，就需要努力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度，为干部成长提供客观需求；要努力提高社会财富的丰裕度，为干部成长提供物质基础；要提高社会环境的开放度，为干部成长提供用武之地；要提高社会民众的教育度，为干部成长提供社会基础；要提高社会人才的尊重度，为干部成长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要提高社会制度的公正度，为干部成长提供法制保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迎来一个人才辈出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