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利用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即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已成为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形态，渐渐撑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半边天。与此同时，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融入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各个领域，开始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在我国，非公有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刚刚起步，它涉及的面广，触及的问题多，政策性很强，且极富敏感性。因此，必须对其直接和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加以解决。换言之，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真正有效地解决，直接关系到非公有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效力的发挥和地位作用的提高。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研究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情况，非公有制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规律、方法和载体，还要深入研究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邓小平，特别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利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有着十分丰富的思想，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认识，对于我们认识非公有制经济及其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卡夫丁峡谷”这一典故出自古罗马史。据《罗马史》记载：公元前321年，罗马人被萨谟尼安人打败，被迫在“轭门”下通过。萨谟尼安人把罗马人共五万青年包围在考狄昂山峡，罗马执政官被迫向萨谟尼安人首领蓬提阿斯宣誓以后不再跟萨谟尼安人作战，后蓬提阿斯把防寨打开一部分，把两支长矛插入其中，把另外一支长矛横在顶上，使罗马人出来时，一个个从下面走过。这种遣散战俘的方法意味着对战俘的极大侮辱。“卡夫丁峡谷”一词即由此而来，意即遭受最大的侮辱。从历史的记载和这段注释中可以看出，“卡夫丁峡谷”原来是指罗马军队遭到失败并蒙受最大侮辱的地方。马克思借用这一典故，显然是把资本主义阶段比做“卡夫丁峡谷”，认为资本主义阶段是充满痛苦和波折的阶段。马克思将资本主义阶段喻为人类的“卡夫丁峡谷”，并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可能“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从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1.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内涵
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针对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有两层涵义：一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可跨越或缩短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行程，免除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带来的灾难，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二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应当吸收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来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2.正确认识和理解马克思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发展
要用完整的眼光对待这一设想，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上，马克思早年与晚年的话有所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话也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能说明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思想有矛盾。晚年马克思才认为有些国家和民族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或者说马克思早年寄希望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晚年由于“西欧革命陷入僵局”，因而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上来，并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取得胜利，先于西欧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的设想所蕴含和引发的东方落后国家要不要、能不能和怎么样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做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只是提出了这个设想，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具体实践，特别是没有也不可能回答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回答了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东方落后国家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突破的新的科学论断。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先后发生并取得了胜利。虽然马克思与列宁之间，马克思、列宁与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在语言与有关结论上并不完全一样，但在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世界交往联系的普遍性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在东方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确实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设想中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统一的科学体系。所以，研究马克思这一设想时，就不能把它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中，理论和实践并不总是经常完全一致的，不一致是正常的。因为实践经常不断地在变，理论也必须跟着变，实践的变化带动了理论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是实践的科学，所以，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要用实践的观点去看待马克思主义。
3.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跨越”设想与当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有着直接的联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但适时地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道路，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迪。
首先，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误与挫折的教训来看，东方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挫折，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在“跨越”时，没有像“跨越”设想所规定的那样，要以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为前提，要以利用世界市场为中介；而在完成“跨越”任务之后，仍然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远离了浩浩荡荡的世界文明大潮。有学者认为，反思“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其把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一些具体设想当成永恒的、终极的绝对真理，把纯而又纯的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商品和货币、实行计划经济等，套到了当代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其失败的历史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其次，从“跨越”设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意义看，马克思“跨越”设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源头活水，与晚年笔记一起，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民族特色论、社会主义与利用市场机制的彼此兼容论、东方国家汲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世界市场中介论等方面，构成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生成点。有学者认为，“跨越”设想的重要意义在于设想的方法而不在于设想的内容本身。设想所包含的世界历史思想方法、具体分析历史环境的方法论原则、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等，对于科学考察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复杂性，以及正确探索改革开放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规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第三，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入，出现了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描述不一致的社会现象，这些因素促使人们去反思历史，审视现实，寻找答案。在反思和审视中，引发人们一系列的思索：如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历史的误会？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仅仅是偶然现象，还是必然现象？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还是在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如果说中国社会的跨越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那么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如何既克服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专制主义传统，又克服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出现的严重弊端等等问题。理论和现实的难题都集中在中国既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又要构建与国际市场接轨、融入并能有效地参与国际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在短期内实现现代化，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要同时消除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沉积下来的弊端和“痛楚”。这种理想设想与现实难题要求在科学、完整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关于跨越设想的基础上，根据我们的具体国情，探索出一条适合于中国特点的社会发展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适合中国持续发展的科学理论，使之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地丰富和完善。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这一时代发展需要的产物，“三个代表”就是对这一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推进，对改革和社会生活中遇到的新问题作了新的概括和阐述，从战略的高度为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前进指明了方向。
第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成果。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只有指出这个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才能明确在这个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就是要学习利用吸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肯定成果。而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明成果，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脱离世界而单独发展，闭关锁国只能人为地延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只会使我国拉大与世界的差距，甚至被隔绝在世界之外。正因为我国有过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在新时期，邓小平强调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阐明了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才能实现马克思设想中真正的“跨越”。这是邓小平在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之后所得出的合理结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坚持生产力标准，正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精神实质，它使我们认清了现实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论述的社会主义之问的差距，为我们发展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五，不断创新继承资本主义文明的方式。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一论断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新鲜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对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理论的坚持和继承、丰富和发展。
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形式，虽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但只有在非重农抑商的资本主义社会才可能得到发展和完善，因此也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肯定成果。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它们来促进生产力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允许其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本义的。
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十二总和=社会主义。”（《列宁文稿》第3卷，第94页）这个鲜明的公式，是在列宁亲自领导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建设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这个过程包括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转变两个阶段。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到1924年列宁逝世，短短7年时间，列宁领导前苏联人民，边探索边实践，边创新边总结，留下了丰富而有价值的理论建树，为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还不十分成熟，希望一开始就走“直接过渡”的道路，试图在落后的小农国家，用最简单、最迅速、最直接的办法来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原则。当时的苏维埃俄国正面临着抵御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联合进攻的问题，所以，列宁为“抵御进攻”并达到“直接过渡”，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把所有的工业包括中小工业收归国有，由国家管理生产与分配；第二，实行余粮征集制，以保证军队和城市工人的供给；第三，国家垄断贸易，禁止私人买卖，力图取消商品和货币；第四，实行消费品定额分配制；第五，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战争和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实行的一种政策。它的最大功劳是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它的问题是存在着主观上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在许多地方引起了工农群众强烈不满。
1.列宁新经济政策制定的背景
由于长期战争环境形成的特殊条件和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的影响，使坚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左”的思潮在争论中占了优势。然而，要恢复国民经济、振兴农业，就必须坚决摒弃已经过时了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适合新情况的新经济政策。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原则，与极“左”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了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提高全党的思想认识，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历史的、辨证的总结和分析，肯定了它的历史地位和功绩，也论证了它不再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在列宁耐心说服教育下，在严峻现实的逼迫下，全党终于赞同了列宁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