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伟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迈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为了治理国家和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怎样领导科学工作，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经过认真摸索，最早提出了加快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有效政策，这就是“百家争鸣”。
陆定一提出这一政策，有着历史和现实的依据。从历史上看，两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学术方面出现了独立思考、目由讨论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使我国出现了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从1956年三大改造后科学事业的发展情势来看，学术讨论受到极大限制，科学界普遍存在着“唯我独尊”、不能怀疑“权威”的现象，严重制约着科学事业的发展。这里试举三个例子加以说明：一是有一位老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学派的遗传学，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负责遗传选种实验馆的工作。他认为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它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不但如此，有关方面清他编中学的生物学教材时，他不写“细胞”一课（后来补写了）等等。二是有一位在战争中担任过军队的卫生部长，战争后做了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的老同志，当他知道了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后，决定要改革中国的医学。他认为，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魏尔啸的学说为主导）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医。三是对于郭沫若与范文澜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有些同志主张由中宣部来决定谁对谁错。
上述三种现象，仅仅反映了当时“门户之见”的一个侧面，实际情况还要严重得多。对此，陆定一感到非常忧虑。他认为，如果不扫除这种“门户之见”，不敢挑战“权威”，或者不允许学术之争，一切讨论由领导来做决定，那么，必然会导致“独尊儒术”局面的出现。因此，他指出：“这种认识很危险，会出大乱子”，“我们不要这样做”，应当放手让专家们自由讨论，让各种学派存在和发展，大家“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在竞争中证明究竟哪一派是正确的。”
为真正形成学术问题自由讨论的氛围，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陆定一明确指出：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鼓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除外），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这是陆定一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阐明学术问题应当容许自由讨论的主张。同年2月，在毛泽东居所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陆定一向中央报告了科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自己的意见。他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成。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决定对科学工作采取自由讲座的方针。4月27日，在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陆定一就此问题作了长篇发言。这个发言虽然还没有提出“百家争鸣”这个词语，但他所主张的，实际上就是要开展“百家争鸣”。第二天，即28日，毛泽东在作总结发言时说道：“‘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代表中共中央决定在科学工作中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
“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一度使我国的科学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陆定一的这一主张，和毛泽东先前提出的“百花齐放”，形成了党关于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双百方针。事实证明，实行双百方针，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欣欣向荣，反之就会受到摧残。
（载《江南论坛》200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