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中期，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当时一些欧洲国家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较高发展阶段，成熟的资本主义孕育了成熟的无产阶级，正是响应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了。同时由于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为这个新兴的世界观学说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而这样两个基本的社会历史前提，东方的中国却一无所有。从东西方的历史年表来看，这个明显的社会差距是一目了然的。17世纪40年代，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而此时的中国，一个腐朽的封建王朝（明朝）刚刚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经济、文化等均落后于中原的满族统治集团建立的新的封建王朝。这个王朝又延续了二百多年，还曾经创建了政治、经济、军事的“落日辉煌”。由此可见，中国与欧洲的社会发展程度或状况存在着质的巨大差距，从时间角度看，相差整整200年。因此，20世纪初的中国，既无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基础，又无科学思想传统，随着西学东渐浪潮蜂拥而入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实际上并无其滋生发展的土壤，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先天不足的不良前提。
满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必须全面完整正确地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精神，于是问题的另一个突出的方面就凸现出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迅即把它作为打碎旧世界的思想武器，而且这种需求是那么急迫，显然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20世纪前后的中国哲学，甚至如后来的所谓的“新心学”、“新理学”等，显然已融入了西方哲学的内容和方法，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囿于传统经学的形式。而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都具有直接和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历程，存在着理论准备和理论基础的巨大困难，换句话说，就是既有先天不足的缺陷，又有后天失调的事实。其实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甚有贡献的艾思奇就曾指出过：“二十二年欧美资本主义文化不断地介绍进来，但都只是达到介绍的程度便止，莫说发扬光大，连比较精细的咀嚼研究也是很少的。”《艾思奇文集》第一卷，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虽然他这里所说的是“欧美资本主义文化”，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接着他又引用了胡秋原的话：“一个很容易接受外来思想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是这种思想扩大深入的阻碍物。”这真是一个入木三分的深刻见解。时至今日是否可以这样说，真正构建完整科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进程并未完结，在新中国成立前较长一段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确有实在的成果，但在很大程度上仍沿袭苏联教科书的基本内容和方法，这从作为毛泽东哲学的代表作《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创作、修改过程中也可以清晰地显示其脉络。作为毛泽东“两论”前身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是当时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的一份讲稿，他所参考的资料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可以知道，主要就是国内李达、艾思奇等人的著作和苏联的几本教科书。新中国成立后编纂《毛泽东选集》时，“两论”就是依据这份讲稿的基本内容正式发表的。其中《实践论》于1951年12月底在《人民日报》发表，而《矛盾论》则迟至次年4月才发表。因为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毛泽东于1951年3月致信负责此项工作的田家英：“……此件（注：指《矛盾论》的清样）在重看之后，觉得以不加入此次选集注：指1951年出版的毛选第一卷。为宜，因为太像哲学教科书，放人选集将妨碍《实践论》这篇论文的效力，不知你们感觉如何？此点待将来再决定。”《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所以《矛盾论》一文，最初未收入毛选第一卷，而收入1952年出版的第二卷。等到毛选第二次印刷时，才又按写作时间顺序，将“两论”一并收入第一卷。由此可见，“教科书模式”在毛泽东哲学形成阶段就影响很深。建国后，几十年中国哲学，特别是教学，没有得到长足发展，“教科书”效应或框框的消极影响为时甚久。另外，由于当时处于严酷的战争时期，要边学边用，又要考虑接受对象的文化程度的限制，消化不良，囫囵吞枣，在力求简明通俗时，很难避免简单化、教条化，甚至庸俗化的消极后果，尾巴拖得也很长，时至今日，陈陈相因，千“书”一面，并无突破性的创新或成果。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在21世纪发展中须首先克服的一个历史路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复杂、曲折的漫长过程，在强调作为革命思想武器的实践性的同时，必须辅之科学性的保障，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用中国的民族语言表述，才能做出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造。而科学性的要求，在这一“中国化”过程中，又是一个薄弱的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毋庸讳言，始终缺乏科学传统或科学精神。所以，近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创立与成熟，就几乎与我们无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他的科学性，特别是18世纪中叶以后的巨大科学成果，是这个崭新的世界观形成的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这使我们联想到，五四运动的思想前驱们把“民主”和“科学”作为大旗，确实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中国近代以来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求亡图存，“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盛衰存亡的大事，因而中国近现代哲学具有一个显著的实践性特点，即从社会政治斗争中获得动力和革命精神，并有力地为政治斗争服务，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直至毛泽东，概莫能外。这是时代的要求，是其先进性、实践性、革命性的体现，因而是一个显著的优点。但是如前所述，在一个缺乏科学传统的国度，哲学家们又分外注重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势必出现忽略其科学性的某些倾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并中国化的过程中，应当承认也存在着这个问题。我国理论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已经取得了一个共识，即毛泽东哲学体系是在同党内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这是它的基本特点和发展途径。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政治斗争与哲学思想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就完全可能把政治性或实践性与科学无形中对立起来，从而不知不觉地偏离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主要在20世纪30至40年代，而在这起始时间，苏联理论界开展了一场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思想斗争，斯大林把这个学派称为“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后来又宣称这个学派的所有成员都是“反革命分子和叛徒”，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打击。现在看来，斯大林对德波林学派从政治上以至人身上的摧残，毒化了苏联理论界的学术氛围，在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一个极为不良的先例。而当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尚不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只能全盘接受，这个负面影响在中国持续的时间很久，从江西到延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追根溯源与此有关。从“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字面上就能看清楚，把实践性与科学性割裂或对立，把政治斗争、党内派别之争与理论观点混为一谈，片面、武断地曲解了哲学的党性原则，其结果就是把哲学当成党内斗争的工具，戴帽子、打棍子，对理论问题进行简单粗暴的政治干涉。新中国成立以来，诸如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胡风集团的“斗争”、反右派直至“文革”，其劣根性是一以贯之的。这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性（政治性或实践性）与科学性的割裂与对立，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深入发展的一个拦路虎，丢掉的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革命批判精神，从一定意义上讲从“个人崇拜”到“信仰危机”同出一辙，没有一种科学批判精神，哲学一旦成为政治的附庸，自然就会没有创新，没有发展，就会暮气沉沉，死水一潭，对此我们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从中吸取应有的理论教训。否则，前车之鉴，老路再走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还有另一个方面也不应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是举世公认的，但其后它的踯躅不前，也是有目共睹的。其原因是复杂的，见仁见智，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一点不容回避，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与自然科学研究的结合。19世纪科学的三大发现为马克思的世界观的形成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20世纪的科学更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理所应当为哲学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然而如前面已提到的，近代的中国没有自然科学的领地，因而不能摆脱传统经学的束缚，实现哲学的变革。而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阶层，他们的“知识”中缺乏起码的科学素养或精神，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对于他们全面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缺乏思想前提或基础。“老瓶装新酒”，方法还是旧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教条主义”始终如影随形，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老是围着这个错误的轴心打转，消极影响久而不去，似乎很难除根，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