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既把唯物史观贯彻到认识论，又把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达到了认识论和历史观的统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了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揭露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认识论上的错误，对认识运动的秩序作了分析，并对认识运动的规律作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未曾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批判总结了中国哲学史上，特别是中国近代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争论，阐明了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中，把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运用于认识论，提出了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认识论和群众路线统一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
总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中国化，批判总结了中国传统哲学关于认识论的争论，其中特别是关于知和行、主观和客观的关系的争论，把朴素唯物论的认识论、进化论的认识论，发展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使中国哲学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革命。
以上三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的最主要的成就。这些成就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并起了巨大的作用。
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指引下，中国人民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指引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成了独立自主的初步富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指引下，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教育、科学、卫生、体育等事业才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是铁的历史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我们都知道，西方近代以来的产业革命和自然科学成就是推动哲学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它继承了以往人类哲学思维的宝贵遗产，吸取当时科学的优秀成果，把人类的哲学思维大大推向前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无可争议的体现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种时代背景和思想土壤中产生，它诞生于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得到相当发展和科学取得长足进步的欧洲，是思维领域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而在地球的其他地区，包括尚处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中国，其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程度，都是不可能孕育、诞生这种哲学的。因而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当时先进的知识阶层在接受、领悟和消化它时，便必须适应和超越这一时空的界限和文化的巨大差异，事实上，却远远没有满足二者的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起初并不是整体“照搬”进来的。当时的学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大多是一些支离的片断的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初到1949年建国时，全国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有五百三十余种，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著作也大都出版了比较完整的译本，并且译文质量也较好。然而这些译本却发行得数量少、范围窄，只有极少数的译著进入了把它作为理论基础的革命根据地。在“国统区”中，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尚处在各自为营的“书斋式”研究阶段，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国统区”的学者们与革命阵营不通声气，他们之间基本上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而且在研究上没有取得实质性地进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并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和作用。而在革命根据地，十分迫切将革命理论付诸实践的人们，却很少见到马列原著的译本，甚至是二手资料也弥足珍贵。由于条件十分困难，根据地内马列原著的译介进展较慢，直到1938年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先后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共十种）、《马恩通信集》和《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等著作，凡此种种仅占马恩思想体系中极少的一部分。为什么亟待将革命理论化为革命行动，迫切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转换为中国形式的革命阵营会处于如此的状况呢？其实理由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从事革命理论的哲学工作者译介能力不足，实事求是地讲，是力不从心的。翻译外国名著是一项各方面条件都要求较高的工作，尤其是像马恩这种著作甚巨，思想极为广博深刻，特别是对各种自然科学知识造诣很深的经典哲学著作，没有相当深厚的哲学素养、广博的知识积累和扎实的外语功底以及对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是不能胜任马恩原著的译介工作的。
其次，这更是显而易见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立即投入到改造旧世界的斗争中。革命根据地本身都是经济、交通、文化落后的地区，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各方面的条件都十分恶劣，每一个革命者同时又是一个士兵，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很难有条件有时间专心从事译介工作。马恩的原著看不到，国内出版的译本也很难传进来，资料来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
第三，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对中国后来影响重大的话：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在他看来，俄国革命的目标与途径就是中国革命的榜样，可能基于这个理由，他更重视接受、研究列宁的思想。《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这样写道：“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毛泽东尤其喜欢列宁的著作，读得最多，下得功夫最大。”毛泽东的研究重心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可以找到佐证，在整个战争时期，他读过的列宁原著最多。他的这种思想倾向势必对整个根据地的研究工作产生影响，其中包括对艾思奇、邓拓等人的影响，或许因而对马恩原著的译介有所忽视或置于其次的地位。
这个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其实当时中国共产党人所了解或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是源自苏联教科书式的著作。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芬盖尔特和希尔文特合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简明读本》，都在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特别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其作者特殊地位的缘故，更是影响甚巨，并且可以说直接对毛泽东哲学的形成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军长征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志发愤读书，并在1937年写就了《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一文，其中的基本内容是建国后经整理修改后正式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而这两本书正是毛泽东哲学的代表作。毛泽东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据目前披露的一些资料看，他读的马列经典著作较少，而关于阐释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二手作品较多，尤其是些结论性的“语录”、“章节”较多，其中就包括了一些当时苏联学者编纂的教科书。这种学习方法，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传播传统方式之一。比如孔子的《论语》、朱熹的《朱子语类》都是其后学整理编写的对话语录体著作，甚至“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也是通过所谓“警句”把握其精义。不可否认这种方法是有用的，特别是在当时的中国更是必要的，但其消极之处就是难免曲解原意，可能产生南桔北枳之果，事实上这股思想暗流是长期存在着的。
应当肯定的是，苏联教科书对中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曾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中国哲学界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如由苏联学者西洛可夫，爱森堡等编著、李达翻译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书，就是一个典型。毛泽东在延安1936年底至1937年的前半年曾两次仔细阅读过它，并在书上写过一万多字的批语，现在可以肯定这是他在1937年中期写作的《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的基本参考书之一，这条思想脉络是清晰的，这本书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的影响是直接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影响较大的中国学者如艾思奇和李达，他们的著作如《大众哲学》、《社会学大纲》等，也都明显地同苏联教科书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这样实际上又间接地影响了毛泽东的哲学观点。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些传入我国的苏联教科书大都是上世纪30年代初苏联批判德波林学派之后的作品，这次“批判”可视为苏联哲学逐渐萌生的机械、教条化的倾向开端，而有关哲学党性的论述，则把哲学的政治化倾向逐步强化。这些教科书深深地打上了这次“批判”的烙印，对正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与结果影响颇为直接，后文还要涉及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