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期到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官方哲学——蒋介石集团的唯生论与力行哲学一度泛滥起来。其中的唯生论哲学，适应国民党新右派集团急于巩固在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军阀统治的需要，将中国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和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生命哲学结合起来，为蒋氏王朝的“合理性”搜寻理论根据。而力行哲学，则更进一步把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和现代法西斯主义结合在一起，为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反共反人民提供理论证明。唯生论和力行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封建复古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为强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提供思想工具，因此，这些哲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在这一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中，还有一些以“新儒学”面貌出现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冯友兰的新理学和贺麟的新心学。这些哲学，试图通过融合中西哲学来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指出现实出路，但它们所融汇的西学，大多是当时于欧美流行的现代西方唯心主义哲学，它们的思想意向与国民党官方哲学不同，但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向也不尽相合。因此，这些哲学同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
马克思主义者对国民党官方哲学的批判
20世纪20年代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公开叛变革命，并在血腥镇压中国共产党、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为了巩固这一统治，国民党新右派也开始奢谈哲学，试图从理论上为其统治作出论证。30年代初陈立夫“唯生论”哲学的出现，就是这种企图的重要表现。
陈立夫，1900年生，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美国，就读于匹兹堡大学，获采矿硕士学位。1925年回国后，积极追随蒋介石从事反共活动，曾历任蒋氏集团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职务，并为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的头目。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权覆灭后，陈立夫逃往台湾，后移居美国，1968年又回到台湾，专门从事反共的文化工作。
陈立夫的“唯生论”与戴季陶的“民生”哲学一样，都是对孙中山哲学进行歪曲的产物。所不同的是，戴季陶对孙中山的哲学的歪曲，主要限于历史哲学方面，目的在于为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制造舆论，而陈立夫则是从更主要的基础方面，即本体论方面，将进化论唯物主义自然观演变为神秘主义的唯生论宇宙观，以期为蒋介石的新军阀统治提供理论根据。
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了给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理论指导，曾在吸收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进化论和细胞学说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具有进化论特征的唯物主义自然体系。这一自然观，尽管在理论上不免存在着某些缺陷，如在谈到物种进化时主张“生元有知”，认为构成生物的基本单位细胞（生元）具有与人类同样的意识活动；在谈到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时过分地强调二者的同一，并不适当地夸大了于一般的机械唯物主义。然而，国民党右派集团的首领人物陈立夫，在“发挥”孙中山学说的时候，却根据其巩固蒋氏王朝统治的需要，将孙中山自然观中的唯物主义完全剔除，仅仅留下其中的唯心主义杂质，并把它与生命哲学结合起来，建构了一个旨在为国民党法西斯专制统治进行论证的神秘主义唯生论体系，这表现在：
第一，在世界本原问题上，把孙中山的“生元有知”论曲解为“万物有知”论，主张生元为世界统一的基础。孙中山虽然主张“生元有知”，但他认为生元是由原始无机物逐渐进化而来的，它本身也是“物”，知觉意识只是生元的一种属性。然而，陈立夫却对此进行有意的、唯心主义的曲解。首先，他取消了孙中山哲学中的“以太”概念，否认作为原始物质的以太是世界的本原，而用“元子”概念取代之，认为“宇宙的构成，自另有其实质的‘本体’，这个本体是什么呢？我们取万物原始之意，如且假定一个东西，叫做‘元子’”，“元子是宇宙最微小基本的东西”，“一切物质皆由元子构成”。《唯生论的宇宙观》，《新人周刊》第二卷，第39～45期。其次，他把这一所谓的元子强加于孙中山，把它与孙中山的“生元”观念相等同，认为元子即是有意识有生命的生元。陈立夫说：“我们关于元子性能的说明与总理（指孙中山——引者注）所解释之生元的功能完全一致，”“元子就是万物的生元”，“是有生命常活动且具有神妙的智慧与伟大的能力的东西。”《唯生论的宇宙观》，《新人周刊》第二卷，第39～45期。最后，陈立夫逻辑地导出结论；既然宇宙由元子构成，而元子又是有生命有意识的，那么，宇宙的一切，都必然有意识、有生命；有生命的元子，乃是宇宙万象统一的基础。他说：“宇宙的一切皆由有生命的元子构成，所以宇宙一切皆有生命。”“总之，宇宙整个是一个生命的结构，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唯生论的宇宙观。”
第二，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上，把孙中山的物质一元论“发挥”为精神一元论，宣扬“诚”为一切事物的来源。孙中山在谈到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时，曾反复强调两点：一、两者是对立的，物质是体，精神是用；二、两者又是统一的，精神与物质“相辅相用”，其统一的基础是人。陈立夫在发挥这一观点时，完全抛弃了前者，同时对后者作了进一步的歪曲和夸张。在他看来，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具有精神作用，精神乃为一切存在物的属性，“宇宙一切都有生命，一切生的存在，都兼含有物质和精神”，“宇宙间没有一个不附属于物质的精神，也没有一个绝对无精神的物质”。《唯生论的宇宙观》，《新人周刊》第二卷，第39期。那么，精神与物质是否是并立的呢？陈立夫认为，两者并非两个独立的实体，精神与物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他说：“不但是宇宙中无绝对的精神或绝对的物质之存在，而且根本上物质与精神就不是绝对的东西，不是绝对的名词，没有绝对的区别。因为精神与物质二者，不过由构成物体之单位——即为万物元始之元子，有均衡的静态与自由的动态之不同，从而相对地比称而成的两个东西。”《生命的动力一诚》，《京沪抗日甬铁路月刊》，第1143～1145期。这就是说，精神与物质实质上是同一之物元子的两种状态，而非两个独立的实体。不仅如此，陈立夫进而认为，只有精神的表现及其作用，也就是“诚”，才有最终的决定意义，它不仅决定一切元子构成物的存在，而且也决定元子本身的存在，如他声称：“诚是一切精神的原动力。”“诚是宇宙的主宰。”《生命的动力一诚》，《京沪抗日甬铁路月刊》，第1143～1145期。可见，陈立夫哲学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精神——“诚”一元论。
陈立夫于30年代初如此奢谈哲学，歪曲孙中山哲学思想，并非出于什么理论爱好，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与明确的政治意图。1927年以后，继“一战”时期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唯物辩证法运动又席卷全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成熟。这一切，都向人们清楚地展示：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并不能维持长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将取得最终胜利。对此，国民党新右派集团不能没有预感，不能不建立一种“新”的理论来抵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这正如陈立夫自己所招认的：“这几年来唯物的论调，日见其嚣张，唯心的论调，又失之空寞……对在这唯物与唯心两种偏见戕贼之下的中国人，尤其是一般思想未熟的青年学生，我们不可不有一种新的正确论理，把他们从断流绝巷中召回。”《唯生论的宇宙观》，《新人周刊》第二卷，第39～45期。在这里，陈立夫表面上既反对唯物论又反对唯心论，但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实际上是把唯物论，特别是当时“日见嚣张”的辩证唯物论视为最大的威胁，作为首要的攻击目标。其次，唯生论的建立，清楚地反映了国民党新右派急于巩固刚刚建立不久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需要。这一点，从下述的唯生论的结论中便可明显看到：
“（一）宇宙间一切大小不同的组织（均衡状态）各有其唯一重心之存在，没有重心或有两个以上之重心（就人类社会现象而言即领袖）的任何组织，都不能维持其均衡（即生存）。
（二）宇宙间一切大小不同的组织，其内部没有不是靠有一种向心的爱力（就人类社会现象而言即精诚团结之道德与维持统一之法制）而结合而维系之。
（三）宇宙间一切组织，其行动莫不遵守一定的轨迹（就人类社会现象言即纪律与道德），不遵守轨迹而行动的一切组织，必不能维持其均衡之存在。《唯生论的宇宙观》，《新人周刊》第二卷，第39～45期。”
这里所说的“唯一重心”，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所说的“精诚团结之道德”，即封建主义的伦理原则；所说的“法制”、“纪律”或“一定轨迹”，即法西斯主义的专制制度。陈立夫认为，所有这些俱来自于宇宙的“生之原理”，都可以在唯生哲学中得到证明，所有这些俱来自于宇宙的“生之原理”，都可以在唯生哲学中得到证明，这就不难看出唯生论的真实意图了。
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家与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国民党新右派集团继续坚持其封建法西斯专制制度，并通过其特务政治和“党化”政策不断力谋强化。为了给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新的反革命行径提供理论根据，中国大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蒋介石，继陈立夫建立唯生论之后，也开始炮制“理论”，抛出了愚民主义的力行哲学。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浙江奉化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大革命时期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1927年叛变大革命。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多次领导反革命武装力量对红色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1945年发动全面内战，1949年被赶出大陆，率残部逃至台湾，1975年在台北病逝。
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与陈立夫的唯生哲学一样，都是唯心主义的，也都是对孙中山哲学的歪曲与篡改。不同的是，力行哲学主要在知行问题上“修正”孙中山哲学，这正如艾思奇所指出的：“力行时却给予某些改变，‘补充’。唯生论是把‘生元’夸大为宇宙的本体，‘力行哲学’则是着重在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上做文章。”《艾思奇文集》，5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曾首次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对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提出了他的“知难行易”的认识哲学。孙中山关于知难行易的辩论并不科学，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唯心主义因素，如主张“先觉觉后觉”等等。但从整个体系上看，仍不失为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如孙中山把“知”规定为科学知识和革命理论，把“行”解释为革命党人改造社会、科学家探索自然行动，及认为“行先知后”、“行为知因”等等。但蒋介石却抓住孙中山知行学说中的某些不确切之处和个别的唯心主义观点，加以片面夸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愚民主义的认识哲学。
首先，蒋介石把行规定为一切存在物都具有的一种无意识的冥行，把知规定为一种人人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识或本能。他在解释什么是行时说：“我们要认识‘行’的真谛，最好从易经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句话上去考察……宇宙间最显著的现象，亦即是宇宙万象所由构成的，就无过于天体之运行。”《行的道理》，《团长训辞选读》（二）。至于人的行，蒋介石认为，就是效法天体运行而来的，它本身无意识，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所谓行，只是天地间自然之理，是人生本然的天性”，“人生在孩提时，一出世就能啼哭饮食，稍为长大了，就知道视听言行……这种种都是行的表现”，“行的本能是与生俱来的。”《行的道理》，《团长训辞选读》（二）。可见蒋介石所说的行，既非人的日常有理性的行为，更非人们改造自然的客观物质活动，而是人与其他一切物体共有的无意识的“冥行”。蒋介石认为，正是这种本能的无意识的行，才是宇宙的本原、万物的基础，“古今来宇宙之间，只有一个行字，才能创造一切”，《行的道理》，《团长训辞》（二）。“宇宙人类所以能永远生存，能不断进步，全赖有此”。《行的道理》，《团长训辞》（二）。关于知，蒋介石的解释是，知即人先天的良心直觉，而不是任何一种理性之知，“这个知道的知，就是良知”。《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团长训辞选读》（二）。“良知不是客观的事物的科学性的知，而是知人有生俱来的主觉的知”。蒋春圃：《领袖哲学体系》，《团长训辞选读》（二）。以人的本能行为释行，用人的先验良知诠知，这就是力行哲学的出发点。
其次，蒋介石把行规定为人的先验良知的外化，把知解释为行的源泉。在蒋介石看来，人的行是不受任何客观历史条件制约的，它完全发自于人的先验良知——“诚”。他说：“力行的起点在于‘诚’，诚是由于不忍人之心，发乎不能自己之势，”“诚是行的原动力。”《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团长训辞选读》（二）。这样，蒋介石便不仅把行看成是人的无意识的本能行为，而且看成是某种先天的道德意识即所谓“知”的派生物，从根本上颠倒了知与行的关系。从这种观点出发，蒋介石把人的先验良知的作用夸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声称“这一个诚字就是力行之精髓，可以克服一切，战胜一切。”蒋介石的这些观点，表面上是在发挥孙中山的知行学说，实质上是鼓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对此，蒋介石也并不掩饰，知在谈到力行哲学的渊源时就曾公开申明：“就本团长个人思想起来讲，我最初就很得益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哲学心传”，“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做事的根本。”《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团长训示》。
再次，蒋介石把知规定为少数英雄豪杰的专有物，把行规定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职责，要求人们盲目地追随国民党去“力行”。蒋介石在发挥其力行哲学时，对孙中山的“先觉觉后觉”的观点极感兴趣，特别予以强调，认为力行不易，求知更难，从而主张广大的“后知后觉”者，不必求知，只需力行。他声言：“若说要求学问知识的完全，就要用许多时间，更是不易……后知后觉，以及不知不觉的人们，只是跟着先知先觉的人们去行，就可以节省时间，完成革命。因为跟着去行是很容易的。”《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团长训辞选读》（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