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逐渐展开，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如何从整体上进一步全面、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及如何做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性阐释工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广大人民群众，便提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日程上来。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李达和艾思奇等专业哲学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分别写出了《社会学大纲》、《大众哲学》等一批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哲学著作，从而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更深一步开展。
李达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索
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及其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是最重大的事件。在李达去世已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李达的名字是分不开的——李达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侯外庐）李达（1890—1966），号鹤鸣，湖南零陵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13年赴日本留学，1920年回国，与陈独秀共同发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宣传部主任。1922年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1923年因为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而离开党组织。大革命失败后，在白区长期担任教授，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几年中，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毛泽东思想宣传工作。1966年8月在武汉病逝。
一、李达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
李达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与许多同时代的哲学家一样，都是围绕着唯物史观展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李达“是我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吕振羽语），为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引领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走向更深层。
1920，李达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唯物史观的继续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期间，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这是我国系统介绍唯物观的最早的译著之一。
《唯物史观解说》一书，在内容上十分严整，思想观点方面颇有特色。
第一，《唯物史观解说》明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鲜明的阶级性，指出它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战争”的理论武器。在李达看来，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单纯是要实行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战争和经济战争，同时还要实行“对于绅士阀即富力阶级哲学上的思想”。劳动者要推翻“绅士阀”，要想由自己阶级掌握权力，单单加入工会加入政党是无济于事的，还必须同时“脱离绅士阀精神的隶属关系，而能够为无产阶级提供新的思想观念的，正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唯物的历史观，历史的唯物论）说明社会生活决定人的精神，把人的思想纳入一定的轨道，决定个人或阶级的意志和行为”，因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世界观。
第二，《唯物史观解说》突出强调了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劳动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指出它是社会一切变动的根本原因。李达指出，人们对于社会生活中所结成的各种关系，无论是思想关系、政治关系还是经济关系，最终均被生产力所决定。“劳动技术、劳动工具、生产力，均是社会的根底，这是如此大而且杂的社会组织赖以存立的根本基础”，“不单是我们的物质关系，被技术所左右；被劳动与生产力所支持。实在是我们要在自己的物质关系之中，或在这物质关系之下，去考察事物，所以我们的思想，又间接地被生产左右”，同时，劳动技术的发展是无休止的，劳动技术的进步，必然引起生产力的变革，而生产力的变革迟早要引起生产关系，进而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因此，劳动技术，生产力的进步是一切社会变革的最终根源所在。
第三，《唯物史观解说》正确地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乃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的实现，是生产力的发展所必然要求的。李达指出，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动以及其他一切社会变动，最终表现为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打破旧的生产关系的社会革命。革命的结果，便是作为新的生产力代表的阶级取得胜利，建立起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李达进而指出，这一整个过程，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的历史进程，是不以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其中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例，“劳动者要做世界的支配者，若得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所许可，就可以成功。什么神的操纵力，什么人的超越的精神力量都不能妨碍他”。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所进行推翻“绅士阀”的革命，“决不是为盲目的命运所驱使的，实在是依活的社会所发生的社会主义所决定的”。劳动人民不得不团结，不得不与统治阶级战斗，“战斗不得不掌握政权，诸君非成胜利者不可，生产力是这样要求的，劳动力是这样要求的”。
《唯物史观解说》一书，出版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际，重版过12次，对于唯物史观的广泛深入传播，对于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理论准备，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到湖南长沙，担任自修大学校长，并主编自修大学的机关刊物《新时代》。自1923年4月至7月间，李达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刊登在第2月号上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论证了党的“二大”宣言的正确方面。
李达在文章中首先强调：我们不仅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还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应用于指导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就目前而言，“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是由介绍的时期而到进行的时期了”。《李达文集》，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因此，必须提出马克思学说与中国的问题来讨论一番。在他看来，这一问题可以概括为三项：“一、目前的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吗？二、假使目前中国可以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怎样准备？怎样实行？三、假使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掌握政权，应该采取何种政策？”
这里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理论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李达指出，要解决或回答目前是否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可知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就是使社会的组织完全解体的理论，“可知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就是使社会的组织完全解体的意思。”而这样一场革命的实现，一方面必须有社会经济基础方面变动的客观根据，一方面也必须有革命阶级的主观努力。就现今的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革命而言，一方面必须有现代化的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出现，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激化，一方面也要有无产阶级的自觉斗争，有无产阶级实行的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总之，“无产阶级欲促社会革命的实现，第一步便是组织起来实行政治革命”。《李达文集》，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及其条件问题。在这方面，李达明确地指出，“根据唯物史观的社会基本矛盾与阶级斗争相统一的原理”，《李达文集》，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政治组织虽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变革，而政治组织的变革却较经济基础的变动早日完成，这政治组织变革的原动力实是无产阶级。”也就是说，社会革命的发生必须有经济基础方面的变动，而经济基础的最终变革又有待于社会的政治革命，有待于革命领导阶级的出现。“社会革命乃是由无产阶级实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来实现的。”《李达文集》，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那么，中国的具体情况如何呢？李达通过分析指出，在目前中国，作为革命领导阶级的中国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了。而且他们身受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三重迫害，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因此，中国革命的条件已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中国的无产阶级处在这样的经济的政治的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乘机起来组织中国无产阶级，企图社会革命，在理论上事实上并不是没有确实的根据的”。《李达文集》，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在这里，李达不仅用唯物史观的原理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现实，论证了中国革命的必然与可能，而且指出了革命的对象和动力。
李达提出的第三个问题，实际是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斗争中的策略原则问题。李达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一个阶级、一个政党，必须根据国家的具体国情来制定斗争策略。中国共产党也须如此。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国民党推翻军阀政治的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学说方面是有基础的，但中国共产党在实行国共合作时必须注意：“一、中国国民党似乎是一个社会民主的党派，有资本家、知识分子及劳动者的三种党员，共产党至好是影响他们的“左倾”。将来民主革命成熟时，共产党至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去。不然，共产党应该单独的严整无产阶级的阵。”“二、共产党应该注重‘组织无产阶级成为一阶级’的工作，时时要保持独立的存在，免受他党所影响。”《李达文集》，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在此，李达正确地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也同时正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问题和实行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问题。这些看法，在当时的条件下，确属远见卓识。
李达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集中体现了一种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便努力以唯物史观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理论基础的代表作。
李达进一步传播唯物史观，并把这一理论初步应用于中国革命具体问题分析的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1926年6月，他将自己前一时期于湖南自修大学、湖南大学等学校讲授唯物史观的讲稿，整理编成《现代社会学》一书出版。这是用文言文写成的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和中国革命有关问题的著作，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独立系统的理论专著。
《现代社会学》全面总结了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研究的成果，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基本原理。同时，也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包括论述有关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一些理论问题。
书以“现代社会学”命名，但它并非我们现在通常意义所理解的社会学，更不是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它主要论述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社会学的这种理解，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受前苏联的影响，20年代前苏联的大多数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布哈林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副标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李达力图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改造当时流行的社会学的一种尝试。李达认为，唯物史观学说“其在社会学上之价值，真可谓空前绝后。”《李达文集》，2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因此，运用唯物史观改造社会学，不仅具有学术上的价值，而且对改造中国社会来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书的序言中，李达说：“细察现代社会学之趋势，实已由唯物论而进至唯心论，盖采取所谓社会心理学之方向者也。反因为果，倒果为因，推其极致，殆将愈使社会学趋于空化灵化而愈无补于国计民生也。予为此惧，特采唯物史观学说为根据，编著此书。虽取材不宏，择焉不精弊殆所不免，然对于斯学之体系，自信已略见规模，学者苟寻此以求之，必了然于国计民生之根本，洞悉其症结之所在，更进而改造之不难也。”《李达文集》，1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这段话说明李达改造社会学，著《现代社会学》的目的，在于为中国人民提供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方面，李达准确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这一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原理，之后对家庭、民族、国家、阶级、社会意识和社会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方面，李达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内容，可分为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三大部分。历史观与经济论属于理论方面，政治论属于实际政策方面，历史观之根柢为唯物史观说，经济论之根柢为剩余价值说，政治论之根柢为劳动专政说，而贯穿唯物史观剩余价值与工农专政三大原理，使成有机的联络关系者，则为阶级斗争说”。以此，李达把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学说区别开来，在此基础上，李达进一步阐述了由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和任务，过渡步骤和无产阶级的政策的原则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并且探讨了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问题。
《现代社会学》在阐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李达对唯物史观的阐述，严格的依据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既坚持唯物论，反对了唯意志论，又坚持辩证法，反对了机械论。
在书中，李达力避“契约社会说”、“物质社会说”、“心理社会说”等三种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提出了“历史的唯物论社会说”。依据历史的唯物论社会说，“社会非由契约而成，非由心性相感作用而起，亦非如有机体之受自然法则所支配，乃由加入生产关系中之个人结合而成。”这样，就在社会本质问题上，从根本上划清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界限。
以唯物史观正确地认识社会的本质，这是正确理解社会历史问题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李达阐述了社会构造，社会发展动力，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诸问题。在阐述这些问题时，李达反复说明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决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