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栋日本的出租房里住着许多的中国留学生，来自祖国各地，大家白天上学晚上打工彼此很难得见一面。没有特别的事，相互不打扰。住在宿舍对面的福建女留学生林霞，有时候，打工回来敲周军的门，一般都是问一问日语学校的作业怎么做，主要是问日语语法。虽然周军也不是日语专业的，但他在国内上过大学，而林霞是从福建农村来，只上过小学，中学都没有毕业，出钱由蛇头办的签证，来日本表面是为了留学，目的是来日本打工赚钱，赚几年辛苦钱后回去盖房子、开店、开厂。她们村大多数是华侨，家家都盖有大房子。林霞心思只在打工赚钱，所以没有心思学习，而在日本拿留学签证的，学习成绩不好，学校不开证明，就拿不到签证。所以她每次打完工就担心第二天的功课。只好敲周军的门问问。周军很有耐心，总是满足林霞的要求。
由于林霞打工时间比较长，在日本社会上认识一些打工的朋友。周军虽是大学毕业，但找工作没有林霞精通。有几次周军失业后都是林霞帮着找的工作。
周军比林霞大二十一岁，在中国结过婚，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而林霞才是一个十九岁的姑娘。一般城里姑娘十九岁就比较懂事了。可林霞来自农村，对男女方面的事不是那么精明，再则他把周军当老师当大哥尊敬，所以不管多晚，不管方便不方便她都要敲门问问作业或询问填各种表格以及问一些日语的生涩词汇。
久而久之，周军与林霞的来往就更频繁更不设防了。有几次林霞本来回来就晚，再做作业搞得深更半夜在周军屋里打个吨，天亮后回到自己的房间，洗漱一下就去上课了。林霞晚上的工作是在酒吧陪酒，这工作工资高，小费也多，就是每晚回得很晚。周军是在餐馆涮碗，晚上十点就回宿舍了。没事干，渐渐地，他把晚上等林霞作为他晚上企盼的事了。
只要工资高，能每月多寄些钱回家，让父母开心，林霞不在乎陪酒时日本人对她的动手动脚、搂搂抱抱。每次给家里寄钱时，林霞总是也寄几张由周军在日本给她拍的，她穿着日本时装，背景是日本高档场所的生活照片回家，让爸妈看了放心。这让街坊邻里看了都羡慕不已。
日本的住房租金很贵，留学生的房间都很小，都是在榻榻米上睡地铺。有一次她在周军的房间里睡着了。当她醒来时，发现就睡在了周军的身旁，而且他的一只手还放在她的身上。周军轻轻的打着呼噜，睡得那么沉。忽然间，林霞涌现出渴求温暖的冲动，依偎到了周军的怀里。打那以后，两人如胶如漆地来往，周军常带林霞外出拍一些照片，从此林霞房间里照片越来越多，有风景照，有大美人头，有出浴的人体等等。
林霞对生活的常识几乎是一张白纸，几个月没来“好事”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当她的衣裤都嫌小没法穿，肚子渐渐大起来时候，才被老板娘发现。
曰本做人工流产有个规定，要亲属签字；亲属不在身边的，由本人指定责任人签字。
年轻的姑娘，出了这么大的事，并没有怪罪周军。从她内心来讲，这事是不是周军自己也很难说。她也曾跟几个日本人发生过性关系。这事总不能因周军人好而去怪罪于他，林霞不做那种事。做人工流产的那天，她询问了手术费用之后十分的心疼，怎么日本堕个胎要这么多钱，她心情低落。填完病历表后，给周军打电话，要他帮忙签个字。周军死活都不来，没有办法，这事拖了几天，她只好又花钱请了个日本人代理签字才算做了人流手术。
这事本该完了，可医生又拿来账单，说是胎儿巳成型，不能随便丢弃。在日本，这种情况要单独请人埋葬，日本人工费又贵，所以要追加费用。
对于林霞来说，日本人的坏，周军的绝情，手术的痛苦，她都能忍，唯一让她心痛的是要花费她的日元。在日本，每一个打工的人都知道，日元对于留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某些目的就是来日本挣钱的人来说，日元就是她们的青春，就是她们的生命。
在国内用钱，谁也没有在意纸币脏不脏，用得很随意坦然。可是在日本，留学生对日元有一种特殊的情结，虽然日元纸币是干干净净都像新钱，但日元的背后总是与过分的劳累、惊恐、心酸、尊严连在一起的。
林霞的工作没了，周军也搬走了，由于近期学校的考勤和成绩都出了点问题，签证不能延续，只剩两个月的日本滞留期了。
真是祸不单行啊！林霞身体手术后本来都没恢复，再加上这几重的打击，她只能成天躺在床上。无聊了就翻翻周军给她拍的各种照片。
由于每个月都把钱寄回家了，手术后她的手头比较拮据，再加上一直没有打工，日常生活都有点问题。家里来信追问，怎么最近没有寄钱回家，只寄了些照片。
林霞哭了。一个人在国外，一旦没有了钱，就更显得孤独、无助。
房间里几天都没有东西吃了，她穿好衣服，想去找老乡同学帮忙。但同学都不在家，上学的上学，打工的打工，她一个人漫无目的的来到了街上。就那么点长的商业街，她走过去，走过来好几趟，没碰见一个熟人。她下意识地像往常一样走进了她熟悉的超市。她感觉一阵晕眩，一阵虚脱。她靠在了超市的货架旁，半天才清醒过来。她看货架旁放着冰激凌，随手拿了一个，剥了就吃，一股凉凉的、甜甜的味觉让她清醒、舒畅……超市报警，警察几分钟就到了。在日本的法律认为，没有钱付账就算偷。偷东西不在于便宜和贵，不在于东西的大与小，他们追究的是偷窃者的动机。林霞的事从警视厅到区役所，再从区役所到人国管理局。最后处理结果是，遣送回国。送她的交通工具不是飞机，而是船，是从横滨到上海的海船。
四天后船在上海港口靠岸，林霞没有下船。中国接应的工作人员在船上找了个遍，没有见到林霞。只是在她的船舱里找到她的一个行李箱。
通过与福建公安联系，几天后，这个行李箱送到了林霞所在福建的老家。父母接过行李箱嚎啕大哭，想找公安问个究竟，公安回答十分简单，我们无法奉告，最终的结论是：畏罪跳海自杀。
林霞的父母不服这样的事，十分冤屈，问福建的公安，而回答是应该找上海的公安，而上海的公安回答是应该找日本的人国管理局，千里迢迢，语言又不通。再说一介普通的福建农民知道找谁呢？
他们伤心地打开了女儿的皮箱，里面除了一些日常的衣物以外，都是她在日本的一些生活照片。每一张照片都绽放着她青春活力的笑容。一张张天真无邪的照片，传出的一串串的笑声却使她的父母有一种撕心裂肺的感觉。
候鸟
阿根从南方来北京工作近十个年头了，从各方面在渐渐适应北方的生活。北京确有她迷人的地方。有明清两朝帝王的文化遗址，有近现代的政治文化中心的时尚。生活在北京，他总是在这两端文明的杠杆上左右滑动。一会儿闻到古城历史的积淀幽香，一会儿又感到时代的节拍随着心跳而颤动。
然而，北方的冬天就是冬天。清晨冰柱挂在窗前的时候，使得阿根这南来的候鸟常常晨宿在温床上对南方的怀想。此时南方也该是柳叶在春风中摇曳的时节了吧！可北方还是这彻骨的寒风呵！
前日，阿根的同乡、南方某出版社的刘女士来北京约一批书稿，并约好阿根在北京一见。
两个南方来的老乡谈完工作后，免不了谈论北方文化和南方习俗之类的话题。每每两人谈论，有同感也有分歧。各自的立场，价值观和感受不同。正是这种有一搭无一搭的谈论，总使阿根思考着人乡随俗的生存空间和生活处境。
刘女士知性，清秀，大学和研究生时代是学考古的，毕业后当了出版社的编辑，负责编辑出版社科书籍。几年来编撰了一些畅销的文化普及书，领略到了一些文化市场的奥秘。
一个冬日的下午，天阴得很，街道，树上都感觉没什么颜色，灰濛濛，冷瑟瑟的。刘女士穿着一件中式的花色棉袄，围着一个长长地红色围巾，在灰色的冬季里显得分外艳丽。她要阿根带她去北京的后海酒吧一条街去看看。她也是听朋友说那是很有北京特色。阿根答应了，并在天黑之前带刘女士游览了北京的胡同。
北京的胡同就是一个个的文化长廊。那里积淀着一个个的平民故事，一个个的名人佳话，还有四世同堂的儿女情长，也有朝廷官宦的座卧起住。正是这些独特的风水民俗构成了独有的北京风味。在这个古老的京城的显性的和隐性的文脉中，丰富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内涵。
阿根和刘女士要了一辆三轮车夫兼胡同导游的。这样可以一边游看，一遍听听北京胡同的历史。
他俩挤座在三轮车的后座上，傍晚的冷风吹拂着刘女士的鬓发，弥漫着淡淡的清香。看着一排排古老斑驳的四合院，听着三轮车夫讲着陌生的胡同往事，在他俩的眼前似乎浮现了胳驼祥子的身影，闻到了茶馆里的沉香，望到未名湖畔的柳絮……把被尘封了那些京城往事又重新拉回到了现实，将这冬日的景象拉得更久远了。
刘女士下车在胡同旁的小摊上买了一串冰糖葫芦，沿着胡同的墙根，一边走一边吃着。暮色苍茫之中，她的身影也显得隐约起来。渐渐模糊，也看不到她的表情。她也不言语，像剪影似的做着咬冰糖葫芦的动作。
冰糖葫芦的味觉是脆，软，酸，甜的，不仅小孩子爱吃，端庄的白领也爱吃。听北京人讲，一串串的冰糖葫芦就好像北京一串串老北京的城南旧事。这些怀旧的往事一年复一年地萦绕在北京人的心头。
阿根是在北京上的大学，那时一直适应不了北京的气候，特别是冬天，常常怀念南国故乡。阿根曾在创作的一幅画上写下几句：“思绪南去／人北望／人北望／树新绿／春沧凉。”
看着暮霭中的刘女士，阿根有种久违的乡思和亲近，往日对北京的偏执情绪变得迅然宽容，眼前的这位南方姑娘在胡同里的背影，那么专注的观看胡同，那么不在意旁边人地吃着冰糖葫芦，以及对晚上要去后海酒吧一条街流露出的兴奋，使阿根有一种莫名的触动。阿根在北京呆久了，有了自己的“鸟巢”，对北京的真正价值却模糊起来，而南方来的刘女士，就像一只飞越于天空的，暂停在北京胡同的候鸟，对所栖息地是那么痴情地张望，那么的专注。
慢慢地，刘女士身上的颜色被暮色吞并，就像南北文化可以任意互融或者随时相互转换一样。豢养在樊笼里的小鸟儿，由于长期笼内的生活，即使打开笼门，它再也不能振翅高飞，不能像候鸟那样，有着迁移栖息地的愉悦和对季节的敏感。
阿根曾问过她，当从南方到北方所见所闻有何感想时，她给我念了一段诗：“当小鸟从天空划过，虽没留下什么痕迹，但它确实飞过。”
一次偶然，阿根在潘家园翻阅旧书的时候，不经意地看到刘女士念的那首诗的作者名：印度诗人泰戈尔。
法师
随一个旅游团来到江西婺源旅游。这是一个有着1200多年的历史的古老的村落，先辈营造的建筑风貌，大部分被完整地保留着。古街、老宅、田地和沟渠。从那些陈迹中仍然透出徽州文化的细腻和精美、浓郁的生活气息。生态的自然风光和民俗的人文民居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但导游安排的其中二个旅游项目使得我觉得与旅游的目的和心情不是那么的相符。
一是途中导游恳求大家去参观一下一个刀具厂的销售部，可以不买，但一定要听完他们的讲解，说是他也没办法，这也是他的任务。游客都挺配合，一车人都去了销售部。讲解刀具如何上乘质量的师傅拿着一把闪亮的菜刀，砍砍木头，砍砍铁管，叮叮当当，刀光闪闪。最后，总有几个人禁不住诱惑，手里拧着各式刀具上了旅游车。剩下的旅程总看见那几个游客手中锋利的刀具在眼前晃来晃去。
再是安排进一个寺庙参观。导游把所有的游客都“赶”到一个挂着门帘的“观音堂”。掀开门帘一进去，本应是慈善的观音堂顿起萧杀之感，门口有和尚把守，不让随便出来，严肃的法师坐在前方，手腕上的劳力士表锃亮晃眼。堂内都是跪垫，每人都得跪下，法师要求大家都闭上眼睛，不得说话。听法师念经。法师一边嗯嗯呀呀一边观察着每一个人，并向某些人的脸上弹着杯中的水，经念完了，就开始给某些人发放平安卡，发了几张给年轻人和学生，然后说拿了卡的就可以平安地出去了，其他的暂时留下。法师留下的几乎都是中年人。难道认为这些人都有潜在灾难？还是这些人看似有些经济实力？法师开始从架上取下价格不一的婚烛或蜡制莲花台，吩咐给一个又一个“有难”的游客，三百五百的香台买完了，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问我是干什么工作的。我没有吱声。问我年龄，我说属马。他开始给我算命，先把我的年龄猜错了一轮，然后是把我的职业猜得南辕北辙，最后问我是要请九百元的香台还是一千二百元的。我知道，如果不买，余下的一定是不吉利的麻烦之类的预言，让你心里不舒服，可一旦买了，这不明摆的窝囊吗？
法师年龄不大，念经很老道。听其声音感觉他的普通话和我的南方腔调差不多。我随口问了一句法师来自哪里。只见他正襟危坐，念道：阿弥陀佛，施主，本僧萌荫于有名的昌明法师，自湖北归元禅寺受戒而来。
我虽不信佛教，但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佛教艺术。那时学习敦煌壁画，整天钻研佛经故事，临摹飞天、佛像。对寺庙里的诵经音乐如痴如醉，北京上学放假回家，就去归元寺找昌明法师索要书法。说起昌明法师誉满江城的书法，这和我有一段奇缘。
文革结束后，我上了第一批学习工艺美术的技校，该校就在归元寺的后面。归元寺创建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归元寺之名取佛经“归元性不二，方便有多门”之语意。归元寺由北院、中院和南院三个各具特色的庭院组成，拥有藏经阁、大雄宝殿、罗汉堂三组主要建筑，占地面积17500多平方米。北院的主要建筑是藏经楼，是一座两侧五开间的楼阁式建筑，高约25米，顶为大脊，鱼角搬爪，飞拱飞檐，古朴玲珑；当面为四柱通天，双凤朝阳，五龙戏珠。整个建筑精巧壮观，金碧辉煌。这里藏有许多佛教文物，除藏经外，还有佛像、法物、石雕、书画碑帖及外文典籍，是国内收藏佛像较多的一个佛寺。1922年建的新阁是归元寺的一大宝藏，文革刚刚结束，人们都在忙于生计，那时的归元寺无人问津，门可罗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