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模式培养出的是传统手艺工匠和艺术家结合的人才，是现代意义的设计师，而我们培养的人才既要有设计师的能力，又要有技工的手艺，同时还要具备市场经营的能力。当下艺术文化的平面化已经成为一种态势，我们要适应潮流，并且成为这个潮流的引领者。
教学中，要明确和强调设计教学与技术教程的结合，设计教学与市场运作的结合。这种结合实际是把七、八十年代形成的设计教学模式进一步市场化、技能化，但是艺术设计教学仍然是教学中心部分，否则我们就游离于艺术设计之外。
而潘院长的对人生价值的教育思想，在另一次中央美术学院的大会上得以体现。他指出，追求人生价值的人分成几类：
一类是追究终极价值……是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尤其是在“上帝死了”之后，重新探究人生的目的与意义，企图重建人文理想的人（尼采、萨特）。
一类是对世俗世界的理性审视……包括对自己的世俗生活的审视。所谓“批判的眼”、“社会的良心”即是指此。与其对比的另一类人“小市民”、常在小说中被描述为“知识分子”人格的反衬（巴尔扎克、鲁迅）。
一类是“使命大于使者”……知识分子自我牺牲精神的思想根源。知识分子的使命……探究和重建世界和人生的意义（善）。与重大的意义和使命相比，个人利益直至生命都显得不重要。所以很多近代知识分子都放弃富裕生活去拯救民众。代表理性、公正与良知……现代知识分子典型特征。
他语重心长的说到：在世俗主义为主潮的当代文化中，是否还能重提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这是一个显然背时的话题，却也是一个正在悄悄地兴起的话题。
记得在我住美院22号楼时，有段时间，楼下连续数日在装裱着一批画。我好奇于画面的气势，进室内临近观赏，酣畅淋漓的水墨表现，高古新奇的构图布局，我急忙査看画者的落款署名“播公凯”。基于我对他的了解，越发使我困惑起来：他到底是画家，还是美术教育家，或者是艺术设计家？
美院的历史，美院的历任院长，都在同一领域的不同方面得以成就；而他们的成就充分体现了他们的人生价值和推动了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
庆典大会结束，人们纷纷离场去参加其它的纪念活动。
廖静文老师静静地、缓慢的向北门走去，身后跟着一个男学生志愿者，腼腆的尾随在她的身后，廖老师目不斜视独自走着。
张仃院长的轮椅车也由学生推了过来，老院长望了我一眼，我回敬了他，也许院长不能记住每一个学生，而学生将永远记住院长。
潘院长和几个嘉宾说说笑笑走了过去，只听旁边有人小声议论，可那句我不太喜欢听的话还是被我听到了——“你知道吗？潘院长是大画家潘天寿的儿子”。
天空开始下起了小雨，云层和水雾，混混沌沌，把整个校园晕染得像一幅水墨，不，或者说像一幅油画，当然也可以说像一幅现代的设计……没有发言的发言
——写在吴冠中先生的追思会上
在吴冠中先生庄严肃穆的追思会的感人发言中，有国家的文化官员，有画家学者，有各地美术馆馆长，还有吴冠中先生的弟子代表，也有长子吴可雨等。
而在这些发言中使我最能回忆得起大体内容而又有特色发言，我想大概有以下几个：
一是刘巨德的发言；二是许江的发言；三是杨晓阳的发言；四是张小平的发言；最后是吴可雨的发言。
刘巨德的发言首先冲破了悲痛悼念和赞扬生前的惯用词汇，是从艺术出发，以更高的视野和角度来概括吴冠中先生的追求：“先生高举中西绘画融合的大旗承前启后，不图功利，超越自我，超越中西古今之界域，超越现实社会各种社会价值观和清规戒律，为我们如何创新如何继承传统如何走向未知增加了新的答案。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示范。”“先生走了，他为我们留下一个艺术春天的背影，也为我们留下一道艺术雷电的火光，更为我们留下一滴艺术太阳的血。其间包含着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光明和痛苦，也映射出一个艺术家追求真理的信念、胆量和智慧。吴冠中先生有强烈的爱国赤子之心，更有艺术无国界的视野和情怀，他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更有敢于做艺术奴仆，为艺术而亡的殉道精神，他有现代艺术抽象新思维的眼光，更有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神的底蕴和诗意美的境界，他的丹情魂魄贯中外，艺道风骨越古今，他的艺术思想和生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和研究的课题。”刘巨德先生是以思想溶着血液，修辞揉着感情的智者追思，给压抑的会场送来一股清风。
许江也是智者，他和吴冠中一样有着江浙人特有的敏锐和机智，更有着江南的深邃情怀。他认为，“吴先生的思想会通艺理，展现了一代大师的广阔视野。他是一个杰出的艺术的思想者。他将这些艺术思想一方面化作出色的文字，广为推广；另一方面不断以诗性的意象为中介，在艺术上表达和验证这些思想。这使得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罕见的思想隼锐、艺术迭新的一代旗手。”当许江在和吴冠中先生探讨艺术之余，涉及人的生死宿命时，他用了一句吴先生西归前的哲学，“都是同道人，无所谓归去和离别”结束了他的发言。
杨晓阳更是以另一种形式和语境洒在了追思会上，他把吴先生和张仃先生争鸣笔墨等于零的论战，理解成了艺术界最大的学术双簧，最后升华到了两个人的悲婉的千古绝唱。无论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一个是提出问题的勇士，一个是解决问题的大师，是这一个世纪以来，这个时代表现角度、方式语言不同，而实质完全一致的最佳合作的双簧对手戏，表现出他们共同的忧患和无奈，敲响了警钟，留下了一首哀婉的绝唱（他们共同忧虑的问题其实不是艺术和艺术家本身造成的，是由于二百年来中国经济、政治的弱势而造成的民族文化自信的缺失造成的），杨晓阳突发奇想，谁能证明他们的争论不是一种合作，或有意或无意，但这个时代不能没有这个历史的双簧！吴冠中在文革后期敏锐地提出的“形式美，形式即内容”，“风筝不断线”，“笔墨等于零”，“拆掉中国画的围墙”以及艺术应有独立的价值，不能受其他因素限制太多、艺术人才的培养并非人人都有结果，美协、画院应解散等尖锐的批评我们犹在耳旁。美协如不作为，就需解散，这些都是这个时代惊世的警钟，体现出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大师的高贵人品和不怕牺牲的殉道精神，他的逝去是历史的损失，吴冠中和张仃先生最后的对立，本质上是最后的合作，随着时间推移，我想他们的世纪绝唱会更加显示出时代的光辉，因为他们是我们时代光辉的代表，让历史去证明吧！他们的绝唱哀婉甚至悲壮，但天降大任于斯人也，他们的任务完成了，张仃走了，吴冠中感到了孤独，因此吴冠中也走了，但他们的精神永存！
可雨讲的细腻深情，有许多事例也是我在吴先生身边听教时似曾听过，更使我依稀中回到了那难忘的学生时代。
我也想发言，特别是在楼上会议室自由发言的阶段，会议主持人规定每人发言不得超过五分钟，但还是有人滔滔不绝，由于悲痛顾不了会议规定的发言时间，然而多数讲的内容平淡而重复，俗套而牵强，我最终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其实主要是没有发言的勇气。
因为我要讲的是和大家所讲的不在一个语境上，也许也不在追思会的氛围之中。
对于吴冠中先生的远行，我心灵深处有着三个莫名的忧患情结。
吴先生在他的传记“我负丹青”中认为他先是钟情文学的，后来误入丹青，吴先生平时讲课，总会抛出许多智慧的语句，在他的散文里也有许多让我过目不忘的妙语。例如，他在写凡高时，其中有一段：“儿时，飞蛾扑火自焚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然而凡高却扑向了太阳，被太阳融化了。”等等，吴先生文学中的大彻大悟，似乎也启发了他的绘画激情。他常给我们讲他对一些物体的感受，例如看到了肥壮的女人体，他说他又看到了巴黎圣母院，看到了木窗外的枣林，他说他看到了放风的囚犯。
他的文笔朴实而感性，从而显示出他文学中的生命力：“率真”，也正像他的画，不管是具象还是抽象，都是专家点头，群众鼓掌，正像他的名言“风筝不断线”。
我忧患之一，再也难见绘画与文学并蒂的忧患。使我能时时感到亲切和慰藉的文字与绘画的真情，还会这样奢侈地出现在我们的墙壁和书桌吗？我忧患那些看不明白的视觉组合和听不明白的无厘头解说的评论，像病毒一样无时不在侵袭我们虚弱的身体、创伤我们盈泪的双眼。
忧患之二，文坛将会一潭死水，没有连漪。吴先生有着艺术家特有的感性，更有那中国文人的风骨，在他的心底，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使命。
他敢于向文化圈内不合理的现象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
众所周知的是他提出要解散美协，解散画院，评委是刽子手等。
没有了吴老的尖锐剖析，绘画的衙门仍旧是一潭死水，各种大展大奖的暗箱操作盛行，在大量的画作中是否会失去自然的阳光。
忧患之三，吴先生作品的仿品将会大量出现。
我在日本留学时，吴冠中先生来日本西武百货店办展览，他当时对我说的一段话至今还记忆犹新，他说：“我现在要藏画于民，有谁喜欢我的画我就卖，不然我在民间的假画比真画多。”
我忧患赝品会大量出现是有道理的。
吴先生的画，是他拎着画箱走江湖，东寻西找所探索出来的形式构成，他的点，线，面而特殊的构成风格，形成了他特有的吴家样，但这些奇妙的画面视觉张力犹如一个谜面附着谜底，老先生在一个劲地到处解谜，谈体会，谈感想，文配画。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好，这也正是吴先生文学与绘画并蒂的特征。问题使我忧患处是在于吴老没有给他的画设一道“防火墙”，一道书法笔墨难度的密码。
他给仿冒者以可乘之机，尽管仿冒者与作品的真正内在价值气韵全异。我忧患这有灵魂的作品和无灵魂的作品由谁来裁定，标尺在哪里？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痣
人到中年，忙忙碌碌，顾不上正常的生活作息时间，也顾不上生活中的卫生健康细节，甚至出门时也顾不上修饰打扮，更谈不上在镜子里静静地仔细端详一下自己被岁月磨砺得日益苍老的脸。非正常的生活正在悄悄改变着玉宝的性格。
有段时间，玉宝的生活走入一段低谷，似乎一切都不顺，碰见人也不想打招呼，朋友都在议论他的的脸色越来越不好，有的虽没有说什么，但总感觉投给他的目光有些异样。有一天他回到家里，不习惯地立在了镜子前，长时间认真地注视了一阵子自己的脸。
怪事终于发生了，在玉宝的左颧骨稍下的部位，生出一个以前没有的绿豆大小的痣来，这颗痣，不是青色，也不是棕色，仔细看好像不应该像痣的颜色，这突然生出的痣预示着什么呢？这无疑给不惑之年的玉宝蒙上了一层不祥的阴影，连日来的诸多不顺，是否与这颗不速之客的“痣”有一点因果关系呢？
还是因为痣，勾起了玉宝对往事的回忆。
幼年丧父的玉宝现与母亲相依为命，在与母亲共同生活期间，他只是在回馈母亲给他的爱，尽量做一个儿子应该做的一些小事。而这在街坊邻居里获得个“孝子”的美名。
母亲早年患有白内障，晚年双眼近乎失明，玉宝决意要给母亲做白内障的切除手术。当时白内障的手术也算是一个较大的手术，不仅需要一定的费用，还得托熟人找一个技术比较好的大夫。通过一段时间的忙乎，一切有了着落，一日玉宝牵着母亲去医院做手术，在去医院的途中，路过一个繁华的小街，路边被一老者挡住，他看着玉宝的脸，说是要给玉宝看相。玉宝自幼不信这些，很快的谢绝了老者。玉宝只是想牵着母亲离开这里早点去医院，不料老者跟上来几步说，老弟不见怪的话，你脚心有一胎痣。常言说，只有人托痣，没有痣托人，老弟面相中有玄机。
母亲虽患有老年白内障的眼疾，看不清算命先生的脸，但他的耳朵特别好使，听了这句话后母亲似乎惊了一下，扯住玉宝，一定要老者说下去，因为母亲知道，在玉宝出生时他的左足下确有一痣。母子停下了脚步，老者又说道：常言说，痣是一个鬼，生不生都后悔，睾丸生痣娶娇妻，阴茎生痣生儿子。在你的后颈部也有一颗大痣，老弟早年丧父，身背黑痣，生活艰辛，一直疲于奔命吧！玉宝知道自己颈背是有一颗痣，但没把它放在心上。此时围在旁边看热闹的人起哄，让玉宝扒开衣服看看，想证实一下老者说的是否正确。玉宝当时被这个其貌不扬的老者搞得有些发“懵”，老者接着说，老弟是本土，也为异客，常年奔波在外，但整日心系老母，冬天思母亲冷暖，夏天思母亲饮食，常被夜梦惊醒，长期以往，积郁成疾呀……玉宝给钱要他打住。但此时母亲死活不愿意再去医院做手术了，怎么劝也没有用。非要玉宝用做白内障手术的钱，先去医院把背后的痣给“挑”了，她才愿意以后再做白内障手术。
那天夜里，玉宝想起了一个童年故事，一个儿子病在家中，母亲每天给他煎药，吃完药后，按当地的习俗应该把药渣倒在了门前的路上。儿子问为什么要倒在路上，母亲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做法和地方的习俗，药淹让千人踩，万人踏，把病人的病带走，儿子天真地问：妈，您这不是让很多人都有病吗？母亲无言，后来向儿子保证再也不倒在门前的路上了。不久康复后的儿子在家的后门看见妈妈常上山砍柴的路上，倒满了药渣，看着这条被母亲把药渣踩得结结实实的路。这时，儿子一切都明白了。
玉宝到医院做了激光挑痣的手术，手术只用了几分钟就做完了。玉宝有时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摸除掉痣的地方，也没感觉有什么异样，但从心理上讲，应该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心想从此可以轻装上阵，追求心中的理想了。
那一年岁末，当天空刚刚开始飘着雪花的时候，玉宝去了异国他乡。半年后，玉宝在国外接到一份加急电报：母亲在买菜过马路时被大卡车撞击身亡，速归！
这份加急电报，使玉宝如背遭芒刺一般悔恨不已，千不该万不该让母亲几乎等于零的视力而独自生活在那纷繁混杂的空间里。不该占用母亲做白内障手术的费用……从那以后玉宝挑痣疤痕的地方时常隐隐作痛，后来只要是下雨，那种痛感就更加强烈。
出生入死
在北京某大学中式红门旁，停着一辆时髦的宝马五系轿车，车上坐着一位青年女子，聚精会神地朝着进出大门的师生张望。一连几天，她也不下车，好像是在找人。
一向对轿车没有什么兴趣的哲学系教授孔凯在进出北大校门时，无目的地朝轿车瞟了一下，也没在意什么，照常进校上课，出校回家。孔教授已过不惑之年，和妻子结婚十多年来，生活安逸，夫妻恩爱，就是一直没有小孩。孔教授越是喜欢小孩，而妻子就是怀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