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云烟往事”中所描述的可能是近几百年来祖国苦难最为深重的几十年。当我写的过程中有几次泪水模糊了视线，有几次泪水滴到稿纸上。
多少往事似在眼前，又有多少往事有隔世之感。
本文由日本侵华占领我国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开始写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人民已看到民族复兴的曙光。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祖国已是旭日东升。但我们不应当忘记过去。
在文革初期一位老难友曾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小潘，你善于表达，将来如果你能坚持到祖国复兴之日，记住把这一切一切都写下来”，最后他又坚定地说：“这一切都会过去，祖国会复兴的。”我承诺了。我不会辜负那位老地下党员的期盼，也不会失信于自己的承诺。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碰到几个年青人，当谈到“文革”时，他们几乎一无所知，有的还说：“可惜没赶上那时候，听说那时学生全国跑不要车票，还管饭！”
我听了很痛心。
我决定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来写这篇“回忆”。我不仅不能辜负老人的委托，听这些年青人谈话以后也感到这是我们这一代过来人的历史责任。
今天虽然祖国蒸蒸日上，但离理想的境界还很远。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彻底清除其不良影响转向政治上更民主，经济上更富裕的境界谈何容易啊！
仅以本文敬献给在抗日战争做出牺牲的中华儿女，敬献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无辜受难的同胞们和他（她）们的亲属。
但愿我奉献给你的这篇文字能把你飘零的心片片相连，多少带给你一些安慰。
但愿我奉献给你的这篇文字像一盆炭火把你潮湿的日子烘干，让你多少感到些许温暖！
云烟往事
他的父亲潘承孝早年留学美国，曾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维斯康辛州立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东北大学任教授，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内燃机专家。
他生于1930年农历三月初二。他上面是三个姐姐，得了儿子，全家都高兴。听母亲说他满月时学校的老师们还为他们庆贺了一番。
可惜好景不长，他刚过了周岁，日本鬼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败了张学良的部队，以致师生还没来得及转移，鬼子兵就进了沈阳，进驻了学校。
不幸的他由一周岁就开始了在国耻笼罩下的生活。
生活告诉他祖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祖国重于一切。
他由两三岁开始就会唱“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和“没齿难忘仇和恨，一心要回故乡……”和“打回老家去”的歌。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前，他每次唱都含着泪水。
1931年9月18日，日本鬼子入侵东北三省。当时他父亲在东北大学任教。他们全家与东北大学师生一道扶老携幼逃出了东北。当时他才一岁，是在母亲的怀抱中，几次死里逃生，有幸活着出来的。在他两、三岁时，母亲含着泪给他讲述当时惊险的场面。还告诉他，鬼子杀人如麻，血流成河。
他们全家，与东北大学许多师生一道逃亡至北平后，他父亲在北平大学任教，并担任机械系系主任，住在北京西城中廊下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在他印象当中，那条胡同是一条很安静的深深的小巷。四合院有正房和东、西厢房，他与父母住在正房，姐姐住在西厢房，东厢房是父亲的书房。那时教授的待遇很高，据知许多国外的知名教授也来中国任教。他在那里由一岁半到七岁半度过了六年幸福而安宁的童年。
他记得他常常躺在庭院的藤椅上看着蓝蓝的天空，天上有时飘着白云、雁群一会儿飞成人字，一会儿飞成一字。他在唱着由幼儿园学的歌“青天高、远树稀、西风起、雁群飞，飞成一字一行齐，飞来飞去不分离，好像我们兄弟姐妹相亲相爱心相携”，可能他唱得不错。母亲常常让他在客人面前表演。
他记得常常在晚上数星星，姐姐告诉他，哪是北斗七星，哪是太白金星，哪是金星。他最爱明亮的月亮。月亮里的黑影据说是小白兔，他问姐姐，如果飞机上再带一只飞机，再带一只飞机，能不能飞到月亮上去。
庭院里有两窝小燕子。他真爱那些小燕子。每当阴天的时候，燕子飞得很低，他站在院子中央和燕子玩耍，燕子对着他飞来，他拿小手去抓他们时，燕子一侧身就飞走了。有时燕子冲着他的头冲过来，他忙闭上眼睛，燕子一阵风似地擦着他的头顶飞过去了。秋天到了，有一天，突然燕子都走了。他好伤心，燕子为什么没有说一声再见就这样走了。他叫保姆王妈拿个梯子，他爬上去看，燕子在窝里只留下几根羽毛给他。他把羽毛拿下来，吻了又吻，夹在“儿童画报”里。第二年春天，他突然听到熟悉的啾啾声，他连忙跑出去了，他高兴地跳起来，伸开两只小手欢迎他的小朋友。他跟王妈说“燕子没忘我”。
六岁时（1936年），母亲送他去报考位于北京的师范大学第二附小，这是一所在全国名列榜首的小学。他还记得考场在一个大厅里，十几位老师各自前面一张书桌，对面是一个小板凳，是报考的学生坐的。只记得走到一个老师面前，老师叫他随便画一个什么东西，他随手画了一个猫咪，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还画了几根胡子，老师说你画得很好，他说我还会画燕子呢，随手又画了几只飞着的小燕子，老师拍拍他的头，笑了笑。还记得最后一张桌子老师说了个谜语叫他猜，他很快猜出来了。老师说你很聪明。他说：“我给老师说一个你猜猜。”他说：“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一个白胖子。”老师说是花生。他说你也很聪明。老师走出来，抱起他亲了一下，把他送到门口等他的母亲处，说你儿子真可爱，他考上了。母亲高兴极了，拉着他的手回家了，还买了好多他爱吃的东西。
好日子没有过多久。
有几个晚上，他看到父亲和同事们非常悲愤、激动地议论着什么事。
日本鬼子步步向华北紧逼，“七七事变”发生了。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日本鬼子动手了。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老师给我们讲中国二十九军的大刀队杀鬼子兵的故事：一个大刀队士兵连杀了几个日本鬼子兵，但已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成重伤，他用最后的力气，举起大刀，从头部斜劈下去，把日本鬼子由中间劈成两半，自己也倒下了，还紧紧握住刀柄。一个中学生被日本鬼子刺穿，他用最后的力气抓住鬼子的喉部，把鬼子兵的气管拔了出来。埋葬时手中还抓着日本鬼子的气管。老师还给我们看报上的照片，同学们都激动得哭了。
有一天晚上，吃饭时听到外面放鞭炮的声音，他问父亲，这是过什么节？他父亲说这不是过节，但比什么节都重要，全国人民联合起来抗日了，不打内战了。他后来才知道那是“西安事变”。
中国政府发表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老师号召学生给抗日战士写慰问信，送慰问袋。那天他回家以后和姐姐一样，把平时省下来放零用钱的泥罐打碎，姐姐帮助缝了慰问袋，他歪歪扭扭地含着泪写了一封短信，把省下来的铜板放到袋里。他怕铜板掉出来，他叫王妈把口缝上，慰问的慰字他总写不好，最后他只写了“我爱中华”几个字。
平时，每到九时妈妈准时叫他上床睡觉，可是那天，很晚很晚他们才睡，做好慰问袋已到深夜了。父母亲还在讨论什么事，也没有顾上孩子，后来他才知道，学校的师生准备全部迁到后方，因为他家孩子小，决定父亲单身前往后方，母亲带着孩子留下。母亲对父亲说，再苦我能顶住，你就放心的去吧！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别就是八年。
日本鬼子兵于7月26日攻占廊坊，割断了京津之间的联系，然后分别进攻津、京。日本鬼子兵先采取炮轰，然后坦克开道，最后全副武装的步兵前进。当时中国军队只有步枪和大刀，以血肉之躯与日军奋战。7月30日日军先后占领了天津和北京。
在鬼子兵进京之前，学校提前放暑假了。在最后一堂法语课时，北京市民已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最后一堂课老师讲的是一个法国作家写的“最后一课”的故事。这个作品他以后在一本英文著作上看到过，文章名称是“Thelastlesson”，讲的是法国被迫把阿尔萨斯－罗兰割给德国，老师给学生们上最后的一堂课的故事。故事写得很动人，是一篇名著。同学们都静静的听着，最后老师含着泪说：“同学们，等到开学也许你们见不到我了，也许永远不会开学了。日本鬼子估计很快就要进北京了。”又说：“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但同学们请记住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屈的民族，我们一定会把日本鬼子赶出去的”。临下课的时候，老师一个个亲了我们的小脸。孩子们的脸上都是泪，就连平日最调皮的孩子也泣不成声了。
鬼子兵进京不到一个月左右，他们全家迁至天津。住在天津市保定道树德里七号。树德里位于天津的英租界，在珍珠港事变以前，鬼子兵是不进租界区的。当时英租界由英军驻守。
租界区在上海、天津等地均有。是在许多不平等条约中划给列强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租界在日本侵华的一个时期内竟成了许多爱国的中国人的避难所，也是许多爱国志士的秘密活动点。父亲选择了位于英租界的树德里也是为了暂避日军的骚扰和欺凌。
父亲带着母亲走访了天津的诸多亲友，请他们多加关照。在一个深秋的凌晨，父亲离开了妻子儿女，一个人随着学校的师生走了。
父亲走后的那几天，母亲眼睛总是红肿的。父亲以自己的行动教育了他，在任何情况下，祖国永远是第一位。
他的父亲潘承孝抗日战争期间任西北工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任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教务长及河北工学院院长。父亲给他的印象是一个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外柔而内刚的人。
在他成长期间其父在抗日后方，父亲回来以后，他不久又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分配到外地，谈心的时候很少，只是过年过节回家看看，一般小住一两日就又走了，但有几件事却给他印象很深。
1957年他被划成右派。划成右派后第一次回家，他感到很难启口，又怕父母伤心，可谓忧心忡忡。回家后父亲主动问他：“你都鸣放了些什么？”他把经过简要地叙述了一遍，并说了自己的观点。父亲听了，向他伸过手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逆境也能锻炼人”，就没有再说任何话，就像往常一样过了个春节。
1958年夏日，父亲带着母亲在北京参加会议，请他务必去见面。见面后，父亲告诉他，他所在学院的一位党委知情人专程来找父亲，说他“认错态度”不好可能要“升级”，如送煤矿劳改之类，请他父亲赶快做工作，不然要吃亏。来的人肯定是他的一位同情者。父亲对他说：“大丈夫要能屈能伸”还说：“这种现状是暂时的，中国会变的，你还要留得青山在，将来还得报效祖国”，还说：“好钢材不仅要有强度，还要有韧性，你是学力学的，你应该明白。”父亲走后，他找了位知心朋友，帮他写了一份“认罪悔过的思想汇报”，把自己臭骂一顿，送了上去，总算蒙混过了关，免去一场劫难。遗憾的是至今不知那位冒着“通风报信”的风险的同志是谁。他未能报恩，至今于心不安。
文革开始以后他父亲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坐牛棚、被批斗。1972年春天，他母亲经受了70年的艰辛，尝尽了人世间的苦难之后，带着太多的迷茫、太多的遗憾走了。父亲失去了生死相依的伴侣万分悲痛，几天时间躺在床上默默地看着天花板。他那时还在农场劳动，假期已经超了，看了父亲那个样子，不忍心走。有一天凌晨，发现父亲房间的灯亮着，他推门进去了，看见父亲披着衣服在看书，父亲看他进来，拉着他的手说了很多很多。他从“九一八事变”谈到抗战胜利，从解放初期谈到“文革”，从他与母亲的夫妻之情谈到多少朋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遇害身亡，他静静地听着，他想老人家将心中的郁闷说出来心里会痛快些。具体说些什么他记不清了，那天在他笔记本上写了下面几段话：
在父亲心灵的天平上祖国的一寸土远比头颅更重在父亲心灵的天平上患难中的友谊远比黄金更贵没听到过父亲慷慨的演讲但他却善于默默地为祖国做出慷慨的奉献父亲的身体已经很孱弱了，但相信当祖国发出呼唤时他还会挺身而出，这是由于他内在的气质。
父亲百岁华诞时，由几个高校主编，由天津出版社出版了名为“一代师表”的书，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以及天津、河北电视台及各大报纸都做了报道。他的学生由国内外来了数百人。
父亲百岁不久，有一次他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遇到一位老人。互相自我介绍了姓名后，老人说：“你长得像我的一位老师，你认得潘承孝教授么？”他说：“正是家父”那位老人立即站起来与他握手。老人看上去约七十岁左右，是抗日战争期间西北工学院的学生。一路上老人讲了很多很多，当时学校的情况以及经过敌占区流亡到后方求学的情况，其中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事情。他再次见到父亲后说，写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将士的故事很多，但还没有看到一本写抗日知识分子的故事，并建议父亲动笔写。父亲听了眼睛一亮，但又叹了一口气说，我已经没有力气写了，他建议采取口述历史的方式，并说一定有许多作家愿意写，还说也可以请当时的师生各写一个片段。第二天他走的时候，父亲给他看了一下当晚写的一张纸上面有许多名字，其中有的在台湾、有的在美国，多数在大陆，并写了建议谁写那个片段。
可惜没有几天，父亲摔了一跤，造成脑出血，逝世前一直卧病在床。他很怨自己，没有早点想到，以致中国少了这一段历史的描述。
他母亲恽宝彩，又名恽琼，是江苏省常州市（武进）人。常州恽家也是一个大家族。中共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就是这个家族的，还是她的近亲。母亲自幼父母双亡，寄养在伯父家中。有一首老歌：“人皆有父翳我独无，人皆有母翳我独无，……”，他记得母亲每唱这首歌时总是含着眼泪。听说他母亲年轻时是一个美人，可惜红颜薄命。她出嫁后一、两个月父亲就去国外读书了，回来时女儿已经六、七岁了，她与婆母（寡妇）带着女儿相依为命苦度岁月。他常听母亲说婆母如何慈爱。可怜这位寡母在儿子归国前心脏病突发病逝了。丈夫回国后，好日子没过多久就赶上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在抗战八年当中，父亲去了后方，母亲带着七个孩子在饥寒交迫中度日，得了一身病，有些病在生命的尽头也没有治好。母亲是在文革中去世的。在还没有病倒之前，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她给丈夫做了好几套棉衣、单衣。母亲用她瘦弱的手拉着他的手说：“我嫁给你父亲没过上几年安宁日子，吃过不少苦，但我不后悔。你父亲是个好人，他老了，我走后，你们多来看看，常写信，不要让他太寂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