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和民本的指导思想是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灵魂，没有以科学和民本的指导思想为指引的政治制度，就不可能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也是不可能建设一个政治制度文明的国家。只有当指导思想变得更加实用更为科学与民本时，指导思想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凝聚剂，就能够把各种运动、党派、革命团体都聚合起来。政治意识形态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总是在维护着某种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我们要进行政治指导思想的建设，无论是对党员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知识的教育，还是进行思想政治工作，都要建立和健全相应的制度。思想建设只有按制度办事，才能保证其经常、持久，并取得预期效果。如果没有制度作保证，指导思想建设就会忽冷忽热紧一阵松一阵，甚至根本无法进行。因为“许多伟大的政治思想不仅可以照亮现实的存在，而且可以照亮前进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些思想，人类生活就处于一片黑暗之中”。[美]格伦·蒂德：《政治思维：永恒的困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页。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制度
文明思想的理论指导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和探索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思想，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表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中，在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方面存在很大的分歧，主要是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讲过的一些话，当时一些人提出“两个凡是”的观点，虽然说的是毛泽东，但对待马克思主义也基本上是“两个凡是”。邓小平从“文化大革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提出“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新话”，从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制定各项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中的指导地位。
（一）老祖宗不能丢
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能丢，就是在于它是科学的理论，是我们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现实的根本要求，也是邓小平在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中所坚持的基本指导思想的前提条件。因此，邓小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作为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并以党的基本路线政治制度的形式确定了下来。马克思主义是真理但不是由“终极真理”和构成的僵化体系，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要求在理论上不断完善。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产生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也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新话”。“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300页。
也正如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所做的工作是毛泽东未竟之业的继续，特别是在政治制度不完善和政治体制不健全等方面。苏联解体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重大挫折，怀疑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一时多了起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严厉驳斥了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二）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邓小平认为，不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过时了的马克思主义，不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是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不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代的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是当代中国真正需要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要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邓小平以他“三落三起”的非凡经历警示我们：坚持同来自“左”、右两方面错误言行作坚决斗争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巩固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中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断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传统不动摇。1978年他在东南亚进行国事访问时有人问他，中国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还会是共产主义的国家吗？对这个问题他指出：“我不知道公元2000年的时候是什么情况，无论如何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还将是马列主义者。”齐欣等编译：《世界着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1984年6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的基本思想。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就有针对性地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是始终不渝的这种政治上的坚定性：“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这个理论说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过去没有说的新话，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遭受挫折的历史经验，借鉴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问题，为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建设奠定了指导思想，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思想理论内容。
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的，并在此基础上紧密联系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相对落后和薄弱的现实国情，在政治实践中形成了建设政治制度文明的基本原则。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规律性的现象：凡是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上上下下、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整个社会就充满活力，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社会主义事业就会大步向前发展；反之，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形而上学猖獗的时候，就会出现政策失误，大大挫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整个社会出现死气沉沉的局面，事业停滞不前，在有些时候甚至人民群众还要遭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经验教训是很多的。综观邓小平的政治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全部理论原则就是“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这是科学指导思想的必然要求。
（一）解放思想的原则
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的。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邓小平的政治制度文明大厦是建立在解放思想基石之上的。作为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77年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也是最大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对中国发展前途生死攸关的事情，就是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的路线和方针，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基本政治制度和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正是由于党的解放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不断地创造了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新局面。从邓小平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关于什么叫“解放思想”，邓小平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冲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可见我们在制度的制定中，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就是要反对思想懒汉，把人们的思想从某种主观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各种制度的制定和内容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合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这就是解放思想的本来意义，而不应当在其他的意义上去理解解放思想这个范畴。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邓小平认为，要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中解放出来，要从“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从长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历史惯性的政治体制的遗产中解脱出来，要排除在制定各种制度时存在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的原则。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旧制度一模一样地搞，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所以他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而是确定政治制度的基础。正确的政治制度和体制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解放思想的主要任务是去清除“本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僵化观念和旧的习惯势力与旧体制模式的思想政治。对此在政治实践中，他多次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有些人就怕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轨迹，说到底就是怕超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本本，他们是自己束缚自己，在政治思想上没有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需要既反“左”又反右，反“左”不能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迹，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能滋长所谓“纠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放弃改革开放，不能回到封闭和墨守成规的老路。邓小平认为，用本本主义的僵化的观念来看问题，就可能把那些无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而加以反对，把本来是社会主义的看作是资本主义的而加以排斥，如果是这样怎么会进一步进行新的政治实践，怎么会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呢？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和制度。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他还极为深刻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但是非做不可，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所以邓小平在长期的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把解放思想作为他从事政治制度建设的根本原则。
（二）实事求是的原则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了“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的意义，并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毛泽东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对实事求是作出了科学的解释：“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为把实事求是作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我们思想的出发点，这是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灵魂，这是一个被实践再三证明了的真理，也是邓小平反复讲得最多的理论观点之一。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之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