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社会以发展为首要取向，而社会发展以社会稳定为基础和前提，它们都是依靠健全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来保障和维护。稳定与发展是政治实践的基本前提和条件，是现代政治制度文明的价值取向，也是政治制度建设的目标和归宿。所谓稳定也就是社会生活的安定、协调、和谐和有序，是通过对人们的社会活动进行自觉的干预、控制和调节而达到的社会生活的动态平衡。社会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政治制度中人们的社会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也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走向兴盛的根本前提。稳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前提，它代表了中国的最高利益，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如果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经济建设，什么改革开放都会一风吹，就会什么事也干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如果动乱不止，无论对中国自身，还是对国际社会，都将是一场极大的灾难。在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因此，全党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坚定不移地维护安定团结。所谓发展则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和核心内容的社会生活的全面进步。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长远的稳定，也只有在一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实现发展，而发展过程中又往往会出现各种形式的不稳定。
稳定与发展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甚至表面上显得相互矛盾的关系，是当代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作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两个重要命题：“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才是硬道理”。它们既反映了当代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更是对近百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发展必须以稳定为前提，特别是由于社会失稳曾使中国多次痛失现代化发展的良机，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邓小平的认识比谁都清楚，他经常讲：“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落后状态，中国要发展起来，要实现四化，政治局面不稳定，没有纪律，没有秩序，什么事情都搞不成功。”《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这表明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社会稳定的出发点是从中国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来看待稳定，将稳定看作是发展生产与实现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在国际上中国处于落后的状态要获得发展的机会不容易，因此要抓住机会；在中国发展是大事是难事，而要实现稳定也非易事，因此要认真抓好。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曾说：“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动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全党的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9页。
此后不久他又指出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国内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是十分重要的，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也搞不成，不仅无法进行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已经取得的政治体制成果也会破坏和丧失。“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全国人民记忆犹新，绝不允许类似的混乱局面重演。然而“强调稳定，绝不是放弃改革开放，不是不发展民主：相反，正是为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程度，为改革开放制造有利的条件”。《光明日报》，1989年3月12日。
因为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各种不稳定，而这些不稳定归根到底是由国家的不发达或发展水平不高造成的，只有加速发展自己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各种不稳定因素、使社会走向更加稳定。邓小平又多次指出：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了停滞不前就坏了；所以“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稳定中求发展，在发展中促稳定，已成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基本方针和重要价值取向。因此，能否保持政治稳定成为改革领导人选择改革方案、步骤和时机的重要考虑因素，保持政治稳定一直是中国领导人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现实考虑的基础。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无论是为了有效地保持稳定还是为了有效地推进发展，我们都必须同时既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而片面地强调其中的哪一个命题而忽视另一个命题，其结果都必然会使稳定这一本应“压倒一切”的东西变成什么也压不倒，而发展这个“硬道理”也会变得怎么也“硬”不起来。改革开放正处在政治体制转型关键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临界期，使得各种社会矛盾特别集中、复杂、深刻和尖锐，这种特殊的背景和环境决定了保持政治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成为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建设成败的根本。
三、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伦理维度
政治制度伦理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思想的重要维度，是邓小平政治制度文明的伦理内核、伦理基准和重要方面，它对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具有导向、规范和终极政治伦理关怀的意义。政治制度伦理是指政治制度本身的合乎伦理道德与否，是从既定政治制度的本质规定和运作构架中引出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对特定政治制度进行衡量和评价。政治制度伦理依靠一整套政治制度、政治设施来运作，政治制度伦理关涉特定社会成员的利益，影响广泛而深远。邓小平在政治制度建设上具有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制度的合理性、政治制度的善性和政治制度的道德教育性。
（一）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邓小平认为在进行政治制度设计与安排的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政治制度的合理性问题。人们设立各种政治制度时所依据的往往是特定的伦理原则和一定的道德要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既能为道德建设提供适宜的环境又具有独特的规范功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公道、最合理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存在的伦理基础正在于它的为人民性。谋取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邓小平政治制度伦理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点，这既是无产阶级道德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终极道德价值目标，同时也是合乎伦理的价值目标取向。只有具有道德合理性的政治制度才能为政治道德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也才能被人民群众所认可和遵守。所以邓小平要求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与安排的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制度的道德合理性问题。随着改革的发展，政治制度越来越成为邓小平政治视野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问题。邓小平主张对社会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政治制度问题提出来，并作进一步的研究。在复杂的社会政治伦理问题面前，他总是考虑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因为他认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一个人要变坏固然与他个人的思想作风、道德品质有关，而制度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从某种角度讲比个人因素更重要。在中国某些具体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弊端，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在国家权力运行上，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所以还应该高度重视制度建设。邓小平由此深刻地说道：“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邓小平之所以强调制度在政治伦理建设中的作用，因为他看到了政治伦理在政治生活中的有限性和意识到制度的强制性能够更好地规范政治主体的行为。
（二）政治制度的善性
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真正享有国家宪法和法律等政治制度规定的各种权利和自由。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善”，不仅在政治制度上应该优于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这种政治制度能使生产力高于资本主义国家，能使人民在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上应该富于资本主义国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政治制度伦理的根本的价值判断就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多大的程度上得到实现和得以保障。但并不是所有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都具有正价值，制度的好与坏对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它既可以引导人们向善，又可以限制人们向善甚至趋恶。比如“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这种道德理念的核心是先为社会和他人，再为自己求利，正是基于这个道德理念，邓小平将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政治制度的优先维护地位，认为制度就在于承认个人利益的同时，将个人利益引到社会总体利益上去。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的程度越高、利益占有量越大，以及其所得利益的保障性越强，其伦理价值就越善，反之就趋恶，就不善。“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172页。
政治制度如果使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那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因此，如果我们的政治制度对此不加以正视、防范、引导而任其自流，就会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震荡，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三）政治制度的道德教育性
邓小平认为在政治生活中制度发挥道德教育和道德示范的推动作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会发挥巨大的功能和力量，但道德教育及其示范作用是对道德主体及其道德素质培养的一种“软手段”，联系到政治伦理建设，如果只停留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期待政治行为主体遵守道德规范是远远不够的。在政治领域中，政治伦理在实际运作中的“软弱无力”和较大面积地发生腐败，其原因是制度短缺和体制有漏洞。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邓小平确信，真正从制度上杜绝腐败，不使腐败现象得到任何制度上的庇护，才是反腐败的关键。这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维度，是政治制度上道德教育性的表现。邓小平反复强调反腐败总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对干部和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还是要靠制度，搞制度靠得住些。邓小平还把制度看作是实现社会政治价值的根本保证。他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坚持党和国家正确的政策不动摇根本的就是依靠政治制度，而不是依靠个人威望。如果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也是很危险的，而且没有政治制度保证的反腐败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因为真正由政治制度保证的反腐败重要的是来自民众对制度程序层面的信任和制度程序背后的道德共识和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