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分明是包公墓。非但是包公墓，还是包公夫妇的合葬墓。当这一点确信无疑之时，奇怪的事情再度发生：当从事古人类学研究的方笃生把他在这座合葬墓收集到的人骨进行认真研究之后，却发现全部的人骨仅是一个人的骨骸。就是说，包公夫妇的合葬墓里，实际上只有一个人的遗骸！一个墓穴里放着两个人的墓志铭，这在中国考古发掘的历史上极为罕见；而合葬墓的墓室中居然又只放着一个人的遗骸，这就更是旷古绝今的事。
包公墓志出土以后，自愿请缨加入这支挖掘队伍的程如峰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必须设法马上阅读到有关包公的史书和家谱，否则无法破译隐藏在包公墓中的那许多秘密。
他想到了世代看守包公祠堂的“恩生”。包义旭老人曾告诉他，当年包公突然离世，宋仁宗赵祯很是悲痛。仁宗皇帝为追念包公的功勋，不仅照顾他的儿孙在朝为官，还特别敕赐一位“奉祀生”。“奉祀生”，通常就叫“恩生”，在包氏家族中，历来是被看作族长的，负责管理包公祠堂、包公墓园以及有关包公的文物和文史资料，包括代表包氏后裔接待来访客人。因为“恩生”是世袭的，一般只能由长房长子接任。过去“恩生”就住在香花墩上的包公祠旁边，包家人不叫香花墩，叫它“包墩”。“包墩”可以说是包家的一块“圣地”，天下包氏后裔没有不知道“包墩”
的。包家的最后一代“恩生”，是包公的三十五代孙包先海。包公的画像、《包氏宗谱》都保存在包先海的手里。包先海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叫包训芝。包先海原打算在肥东县大包村的亲房中间抱一个侄儿做继子，好让“恩生”后继有人，谁知解放以后包公祠由人民政府接管，“恩生”的事便从此作罢，包先海抱的儿子也就一直没有到城里来。一九五四年农历八月初八，包先海去世，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就都传到了包训芝手里。这天，包义旭将程如峰带到了包训芝家。提起画像和家谱，包训芝话没出口，眼睛就红了。她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包公祠里用檀香木雕的包公像就被合肥工业大学的红卫兵用刀劈得粉身碎骨，两旁原有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雕像，全被打翻在地，连石刻的包公像也被砸毁。合肥教院的红卫兵知道她就是世代守候包公祠的“恩生”之后，大字报一直贴进了她的家。她怕极了，就主动把包公画像和《包氏宗谱》
交给了街道上的居委会。
程如峰问包训芝：“肥东县的包村，是包公的出生地，那儿还会藏有家谱吗？”
包训芝摇着头，说：“不会有了，不可能有了，收藏的谱早全进造纸厂了。”
想了一会，包训芝又说：“六安县东南九十里的双河公社，有个叫包训才的炊事员。他在合肥做临时工时，举目无亲，就把‘恩生’当至亲，常往我们家跑，我曾问过他，双河包家还有没有家谱，他说有。但说这话已经不少年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就没有来往过，那家谱也不知在不在了。”
包义旭接过话，说道：“这人我也见过，可以写封信过去问一问。”
果然，没有几天，包义旭就悄悄告诉程如峰，六安方面来信了，双河包家的谱还在。
这消息让程如峰喜出望外，他没想到消息来得这么快，这么令人兴奋。
程、包二人乘长途客车到六安。
原来，这谱是放在专用的漆木盒里，那漆木盒很有些年头了，谁也说不清它经历了多少代，又经过了多少人的手。原本黑漆漆的木盒子已变得白亮亮地照人。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到双河时，谱的主人唯恐这谱儿毁在自己手里，急得几天不敢出门。这天半夜他睡不着，索性爬起来，跪在地上向谱儿磕了三个响头，说声：“老祖宗，对不起你老人家，就暂时委屈委屈吧。”然后，砸碎了祖祖辈辈好不容易传下来的漆木盒子，将谱塞进一个装化肥的塑料袋子里，藏入床底下。因为他平日就守口如瓶，除包家少数人知道谱儿藏在他家，村里人大都不知情；再加上他家往上数三辈儿都是贫农，“扫四旧”的进门转了一下，见他家徒四壁，料定不会有啥值钱的东西，没再翻箱倒柜，谱就这样保护下来了。
这是线装竖排用繁体汉字印制出来的家谱。由于年代久远，纸早已发黄变软，也正因为它的“古色”，这谱才越发显得金贵。
程如峰极力掩饰自己内心的激动，迅速地翻看着。他把十几本谱书快速地查找了一遍，不觉皱起了眉头。他发现这其中居然没有他最想看的内容。
“不全嘛，”他问主人，“好像还应该有几本吧？”村妇想了想，不好意思地解释道，她男人非常爱惜这谱，每逢梅雨季节，他都会把谱找出来，悄悄地在自家院子干燥的地方一本不落地吹一吹风。有一年冬天，他随队外出兴修水利，一去就是一两个月，这期间，孩子们不知怎么把谱从床底下翻出来，用谱纸卷了香烟，撕掉了好几本。程如峰一听，心疼得差点嘁出声。他还注意到，有许多本谱书的正中间，都有碗口大一块褐黄色的霉斑，就又指着问村妇：“这是怎么回事？”村妇笑着说：“那是我拿它盖腌菜罐口搞的。”
程如峰叹了一口气，再没说什么，但他的内心却很难平静：愚昧啊愚昧！愚昧不除，这种珍贵的包氏家谱可以躲过“扫四旧”一关，却依然难逃脱其他形式的灾难。
显然，这又是白跑了一趟。
回到合肥，程如峰把六安双河的情况一说，包训芝却仍有信心地说：“不要紧。
谱印得多，不是一部两部；姓包的也多，东方不亮西方亮。”
她告诉程如峰：“舒城县的包家洼，岳西县的包家河，都有不少姓包的，大家都有谱，都可以去看看，不见得就会被搞光。”
后来果然在包家洼找到一部被完完整整地保存了下来十四本的《包氏宗谱》。
程如峰看到这部《包氏宗谱》时，兴奋得心里直发颤。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完整的谱书。
在这部《包氏宗谱》上，程如峰发现了有关包公墓的一些非常宝贵的资料。
谱里有一篇《庆元重修孝肃包公墓记》的文章，记述了南宋庆元五年，包公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淮西路官员见包公墓被严重破坏，已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遂拨公款进行了一次重修。这篇《庆元重修孝肃包公墓记》，使得程如峰的思维顿时变得活跃。他想：既然包公墓早在南宋庆元五年之前，就曾经遭到过严重的破坏，破坏到了“惨不忍睹”的程度，那么，今天清理出的包公墓志石会碎成五块，且中有凿孔；包公夫人董氏墓志石也裂成七块，就都不奇怪了。他又想：既然包公墓遭到如此破坏，那么，是否在南宋庆元五年重修之时，就已经把真正的包公墓给搞错了，否则，今天怎么可能在位置卑下、埋葬草率的一座小墓中清理出了包公和董氏二人的墓志铭呢？总之读到这篇文章后，有一点程如峰已经坚信，这就是，被编为“一号墓”的那座小墓显然不会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原葬墓，而只应该是遭到了一场变故之后的迁葬墓。他甚至认定，被包氏后裔世世代代年年岁岁祭扫的主墓，极有可能就是包公夫妇二人的原葬墓。
他的思绪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漂流。
程如峰注意到了，包公墓遭到严重破坏的，有过两次，两次都与金兵、元兵有关。因为他们对大宋天下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也绝不会放过跻身“二府”执国命的宋朝命官包拯的。其墓志被砸、墓地上的一对望柱被毁，便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
当程如峰兜了一圈，重新回到大兴集的黄泥坎之后，吴兴汉正在设法清理包公墓志铭，他就协助吴兴汉把气力完全花在对包公墓志铭的研究上。
程如峰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一段话一段话地分析，常常为搞清一个字花上一两个小时，为弄懂一句话，更是绞尽了脑汁，想方设法去查阅史书。经过反复辨认、分析、判断、研究、核对，三千六百多字的包公墓志铭，终于被整理出来。由于包公离世之后才有了印刷术，所以刻在碑石上的文字便越发显得珍贵。
包公的墓志铭写得十分具体，不仅有对包公一生整体的评价，还有大量生动的故事，甚至把许多故事的细节都做了绘声绘色的交代：天长巧断牛舌案、端州掘井为民解渴、庐州板打恶霸阿舅、开封府正门放告、六弹国舅张尧佐……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长长的墓志铭上，大大出乎人们意料地披露了包公生前一个最大的隐私：包公有过三个女人，既有原配夫人“张氏”，续妻“董氏”，还有“媵孙氏”！
“媵”，就是“陪送出嫁之人”，当然也可以泛指“身边的女佣”。墓志铭说得明明白白，包家“香火”借以延续的“独根独苗”包綖，原来是包公与一位“陪送出嫁之人”或曰“身边的女佣”生下的孩子！
墓志就此写得十分清楚。包公一生有过四个孩子，长子“繶，太常寺太祝，先公卒”，过早地夭折了；两个女儿，一个远嫁“陕州硖石县主簿王向”，一个许配给了“国子监主簿文效”，除此而外，包氏家族繁衍至今靠的全是包公次子包铤。
这么说，包公不仅有两个妻子，唯一之子，还是包公年近花甲时与媵媾合而生。这事，发生在铁面无私“自是阎罗气象”的包公身上，似乎让人难以接受——它显然有损“凛凛然如不可夺之节”的清官直臣包公的形象，也会导致包氏后裔对自身血统产生怀疑，甚而认为有辱门风，其实，在那个年代将陪嫁人纳为妾室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
清理工作继续进行。
“七号墓”是位于整个墓区中轴线东南侧下方左起的第一座。这是一座用石条砌成的分为南北二室的夫妻合葬墓。清理时，发现男方墓室的盖板已经不全，从塌陷到墓底的四块残断盖板的面积推算，还应该有八块盖板不翼而飞。再从北墙大部崩塌，条石破碎，位置十分凌乱的这些现象分析，此墓也曾被人盗掘过。但是，搜索还是出现了奇迹！
看上去好像“一贫如洗”的女方墓室，却发现了一盒墓志。这盒方形墓志居然与包拯墓志同等大小，墓盖上的篆字也和包拯的一样，都是当时着名书画家文勋的手笔。撰写墓志的是翰林大学士钱勰，墓志上的文字竟是当朝宰相文彦博之子文及甫手书。
男方墓室之大，表明着他的高贵身份，却空有一方石椁；女椁虽较男椁要小，但一盒非凡的墓志让人刮目相看，显示着她生前的显赫。这种强烈的反差，又把大家搞糊涂了。
他是谁？她又是谁？男椁没留下一丁点儿文字，女椁的墓志盖上却标明了墓主的身份：宋节妇永嘉郡君崔氏。
从墓志上得知，原来这是包公长子包繶和崔氏夫人的合葬墓。墓志铭记述了一个十分感人的美丽故事。
崔氏家住荆州（今湖北江陵），母亲姓吕，外公是当过三朝宰相的吕蒙正。因此，崔家与包家算得上门当户对。她十九岁与包公长子包德结为伉俪。包德因包公官居高位，受到特殊的“荫补”，获得“太常寺太祝”的官衔，但还未上任便于婚后的第二年病故，崔氏悲恸欲绝。谁知祸不单行，好不容易已经哺养到五岁的孩子包文辅又夭折。
包公和董氏失去唯一的儿子，心如刀绞，但他们毕竟是开明的，不希望崔氏在家守节，念及她太年轻，劝她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崔氏却执意不去，认为公婆失去宠儿已够悲伤，她再离开岂不叫老人更添一层痛苦，便说：“公公是天下知名之人，我能够代替丈夫奉养公婆，就心满意足了。”
其实，崔氏是个有心人。她发现包公已年届花甲，常为膝下无子暗自嗟叹，同时又察觉到包公身边的侍女孙氏被包公打发回了娘家，而孙氏已怀有身孕。饱受丧子之苦的崔氏，于是背着公婆，暗下里不断派人去向孙氏问寒问暖，送去钱财、衣物和食品。天遂人愿，后来孙氏生下的竟是一个男孩，崔氏就偷偷把男孩抱养在自己的房里。一年之后，正逢包公六十大寿，崔氏则把孩子献于包公面前，说：“这就是公公的小儿子啊！”包公大吃一惊，待问清了情况，从无笑脸的包公不禁开怀大笑，董氏也乐得合不拢嘴。包公为孩子取名包綖。
包公去世之后，崔氏陪着婆婆，抱着五岁的包綖，护送包公的灵柩从开封来到合肥，刚把包公安葬完毕，崔氏母亲吕氏也从荆州赶到合肥，母女多年未见，自然格外亲热，但小住数日之后，吕母便向崔氏道出这次来的意图。原来她已为女儿找了个有才有貌的郎君，要崔氏跟她一道回去。可是崔氏决心已定，她说：“我已守节十年，如果我想改嫁，就不会等到今天了。”吕母又好言开导她：“‘在家从父，出门从夫，夫死从子。’如今你丈夫去世多年，儿子又死了，还有什么可守的呢？”崔氏说：“从前我没有离开包家，主要是为了公婆，现在公公虽去，婆婆年事已高，还有一个小弟弟，如同我自己的儿子，包家的门户全靠我来撑持，我怎能在他们最困难时丢开他们不管呢？”吕氏生气了，冲着女儿道：“我也老了，为了你，我千里迢迢，不辞劳苦，你不跟我回去，我就待在这里不走了。”崔氏仍耐心地回答：“我陪伴母亲回去，顺便看看舅舅、舅母，这我心中乐意；但母亲千万别勉强我去做不愿意做的事。”
几天之后，崔氏打点行装，只带了几件随身换洗的衣服，金银首饰一件不拿，连箱柜的钥匙也一起交给婆婆保管，并说：“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临走时，包府举家相送，庐州城的街道上也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包綖从屋里冲出来，紧紧抱着崔氏的腿不放。董氏抱起了包綖，泪流满面地对崔氏母女二人说：
“孩子，你就放心走吧，亲家母多保重。”
大家都觉得，崔氏跟母亲这一去，将很难再见面了，崔氏却平静地说：“我会回来的。”
一路上，崔氏好生伺候母亲，平平安安回到荆州。舅舅、舅母自然热情接待，并为她孝顺婆婆、抚爱幼弟、舍己为人、矢志不移的古道热肠所感动。
过了一阵子之后，吕氏终于理解了女儿的心愿。这一天，崔氏拜别母亲，又踏上回合肥的路。当崔氏重新出现在合肥街头的时候，人们又惊又喜，这事一传十，十传百，霎时轰动了一座庐州城。
庐州知州张田知道后，深受感动，他亲自写了一篇《节妇传》报告朝廷。朝廷也大为惊异，传旨特封崔氏为寿安县君。
此后，包綖渐渐长大，崔氏请来启蒙老师，教包綖读书识字，并把包綖的乳名改成学名包绶。
包绶九岁时，董氏一病不起，崔氏亲自为董氏调理汤药，整天不离床头。董氏去世后，崔氏又一手张罗后事，修建墓室，刻写墓志，把董氏妥善地安葬在包公墓地。从此，包家的门户便全由崔氏一手掌管。崔氏将包绶抚育成人后，又做主给他娶了庐州知州张田的女儿张氏为妻。当朝宰相文彦博念及“包拯之后，惟绶一身”，就给朝廷呈上《举包绶》的奏折。这时宋仁宗赵祯早已驾崩，继位的宋哲宗赵煦也深知包拯举世推崇，即敕包绶做了濠州（今安徽风阳）团练判官。张氏不幸早逝，崔氏再次主婚，让包绶与文彦博的小女儿文氏结为秦晋之好。
崔氏待这一切都办妥当，就派人到开封一带去寻找包绶生身母亲孙氏的下落。
最后把孙氏接到合肥，让包绶母子骨肉团聚。
崔氏在包氏家族和社会上都享有极高声誉，“长嫂当母”这句民谚便由此得来。
崔氏于绍圣元年，即一〇九四年去世，享年六十二岁。生前，包绶像对母亲一样的孝顺她，当她去世的时候，包绶正在开封最高学府里担任国子监丞，闻讯之后，连夜赶回合肥奔丧，披麻戴孝，用对生身母亲一样的礼节为崔氏办了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