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党的前途是什么，该如何定位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最低纲领、最高纲领又该如何划分，这次大会是陈独秀主持召开的吗？
二大的召开日月飞逝，在党的一大召开后的一年，上海又是一片炎夏气氛。在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弄堂625号（今成都北路7弄30号）李达的寓所，中国共产党各地党组织代表又欢聚一堂，秘密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指出，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在“明年7月”召开。至于会议地点，中央考虑：“如在上海，显然要预防租界当局的干扰；如改在广州举行，自然是很安全，不过当时广州的政情很复杂，孙（中山）陈（炯明）摩擦之说已甚嚣尘上，如果国民党内部真发生冲突，我们在广州举行大会就会有些不便。”于是，****中央委托陈独秀、张国焘借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大会之际，考察广州的政治情况，以决定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是否便于在广州举行。到1922年5月中旬，“我们鉴于广州局势的严重，觉得****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是不适宜的，因而决定仍在上海举行。”
自从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家和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遭到法国警察搜查后，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家就成了****在上海尚未暴露的联络站。那里一排排的石库门房子全是统一格式，侧身一闪而入，不易辨出哪家哪户，比较安全，所以中央决定在此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上届中央局成员，有各省区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还有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后回到上海的部分同志，如高君宇、张太雷、王烬美、邓恩铭，这些同志不仅带回了国际指示和精神，还带来了新的气象。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刚从法国回来，作为****留法支部的代表参加会议。
从国外回来的同志，对****中央所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虽然一致赞成，但觉得有些不满意的地方。蔡和森指出，这个文件并未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完全表达出来。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会有法国革命中法国资产阶级所能起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中国工人应联络广大民和小资产阶级，形成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联盟。陈独秀很重视这些从国外回来的同志们的意见，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会草拟另一个宣言，来补充前一个文件的不足。
二大开会的日期已届，但预定到会的李大钊因事未能如期参加；湖南代表******当时正在上海，“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但因忘记了开会地点，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有能出席”；广东代表谭平山则“因陈炯明事变所造成的战争状态，联络发生了困难，所以也没有赶来”。
大会推迟了几天后，7月16日，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到会代表有：
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张太雷、施存统、王烬美、邓恩铭、向警予、项英共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在党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主持下，代表们听取****中央的工作报告。陈独秀首先代表中央局向大会报告了一年来党的工作概况，介绍党组织的发展和京、汉、湘、粤等地工人运动的情况。他在报告中着重阐述了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策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劳农****的国家，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但是根据中国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经济现状，当前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双重压迫下的中国，现在只能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要先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然后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接着，张国焘向大会介绍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及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他说：中国革命属于殖民地革命范畴，革命的对象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以及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封建势力；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应当援助民主主义革命，使之早日得到胜利。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可以得到自由和权利，很快发展起来。这时无产阶级能够进一步团结大多数贫苦农民对抗资产阶级，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张国焘还简要报告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这次大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一次全国性盛会，有力推动了当时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
陈独秀再次就工人运动、中国现阶段革命问题作了发言。他说：目前中国在大型工厂、矿山、铁路等现代工业里的产业工人，人数很少，力量薄弱，还不能单独完成艰巨的革命任务。现时的中国革命，必须联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才能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工人和农民才能得到选举的权利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工人阶级有了这些权利和自由，就能更有力地组织斗争，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准备社会主义革命。
最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报告了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团的一大于1922年5月5～10日在广州举行，俞秀松、施存统、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刘少奇等25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选出了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党的亲密助手和后备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诞生。
吃一堑，长一智。党的二大鉴于当时上海政治环境极其复杂，吸取了一大遭受侵袭的教训，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大会决定以小型的分组会为主，全体会议的次数尽量减少。小组的讨论分别安排在党员家里，部分上海的党员也可以参加小组讨论。召开全体会议时，每次都要变换会址，以免引起租界巡捕房和反动当局的注意，保证会议的安全。这次会议的保密工作比一大时期好得多。
根据上述决定，16～23日期间，代表们进行了多次分组讨论，并在租界另一个地方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首先讨论了一年来党的工作，肯定了党在组织建设、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宣传和青年运动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批准了中央局的工作报告。
接着讨论了党在现阶段革命方针政策问题。有的代表提出：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对象，现在却要帮助资产阶级进行民主主义革命，使自己的敌人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反过来压迫无产阶级，这不是一个矛盾吗？多数代表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党的民主革命方针与党的根本目标是不矛盾的，因为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是放弃社会主义，联合资产阶级也不是投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固然使资产阶级获得利益，工人和农民同样可以得到一些自由与权利，进一步加强自己的阶级力量。所以，这种暂时的联合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需要，是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通过讨论，代表们统一了认识，认识到中国现阶段不可能实行打倒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联合资产阶级和广大小资产阶级，进行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民主主义革命。
会议还就国内外形势、加入第三国际、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工会运动、少年运动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代表们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组成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大会宣言和其它文件。蔡、张又推举陈独秀为执笔人。陈独秀用了两天时间起草好了初稿，提交起草委员会讨论。起草委员会又接连开了几次会议，蔡和森、张国焘提出了许多补充、修正意见，完成了供大会讨论的宣言草案。
7月23日，大会在英租界另一个地方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九个决议案，即《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的议决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关于妇女运动的诀议》、《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大会决定出版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以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宣传党的政策。
最后，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预定议事日程，胜利闭幕。
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对6月15日****中央发表的第一次对时局的主张作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该文件科学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设计了民主共和国的蓝图。二大宣言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国际形势，指出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特点。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世界政治发生两个正相反的趋势：（一）是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列强企图协同宰割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二）是推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即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先锋——国际共产党和苏维埃俄罗斯——领导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两种革命运动正蓬勃兴起并趋于联合。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必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联合起来，才能迅速打倒共同的压迫者——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中国劳苦群众要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有走这条唯一的道路”。
宣言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国国内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指出了民主革命的方向。宣言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半封建性质，作了比以往文献更为确切的论述。它指出：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这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另一方面，“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这又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的军阀统治，在外代表帝国主义的利益，在内代表封建地主的利益。所以，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真正的统一民族主义国家和国内的和平，非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永远建设不成功的”。
宣言在提出民主革命的对象之后，为寻求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军，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作了初步分析。它指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诞生的资产阶级，受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与排斥，“不能自由发展和自由达到独立的地位”，必然要起来与国际帝国主义作斗争；农民是中国最广大的阶层，以小农、佃农和雇农占绝大多数，极端贫困的经济地位使中国农民具有很大的革命性，“非起来革命不可”，“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手工业者、小店主、小雇主等小资产阶级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在外国商品充斥中国市场，民族资本又有所发展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很不稳定，时刻受到破产、失业的威胁，也必然加入到革命的队伍里来；中国工人阶级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本国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具有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和坚定性，“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宣言还提出了工农联合的初步设想，指出“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