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更关心的是国内高校的人文学科建设，更关心的是学生的学业以及他们的学术成就。他是“文革”后中国大陆最早大力倡导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老一辈学者之一，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李赋宁先生等南北呼应，有力地推动了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的重新崛起。孙景尧、卢康华两人相互本不认识，是在先生的热心牵线撮合下，才分别从哈尔滨和南宁来到上海先生的书房，携手合作，推出了中国大陆第一部比较文学专着《比较文学导论》。同样，也是在先生的积极联系、推荐下，加上先生的老友、时任浙江文艺出版社总编的夏钦翰先生的支持，中国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中国比较文学》于一九八四年在浙江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先生对这本杂志非常重视，多次对我说，看一门学科是否确立，有三个标志：第一是是否有本学科的理论专着，第二是有没有走进大学的课堂，第三是有没有一本自己的专门杂志，关照我一定要认真把这本杂志办好。他不仅自己为杂志撰稿，还写信约胡风这样的着名作家为我们这本新创刊的杂志写稿。与此同时，他还经常为杂志荐稿。
其实，在先生家里吃饭并不是单纯的吃饭聚会，更多时候它更像一场小型的学术聚会。一起吃饭的也不限于我们几个常客，经常还有报社、杂志的记者，出版社的编辑，以及外地来上海出差专门来看望先生的专家学者，等等。因此，饭前，饭后，甚至在吃饭过程中，谈话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学术研究。我们或是听先生讲文坛往事以及先生自己的传奇经历（我曾把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提篮桥监狱里邂逅邵洵美的故事转述给乐黛云、饶芃子教授听，她们听了也非常感慨，唏嘘不已），或是彼此交换学术信息，畅谈各自的研究计划。我和思和给台北业强出版社主编的几套丛书，如“外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和“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等，就都是在先生的书房和饭桌上酝酿成熟的，这些丛书给我们的青年教师、博士生们提供了练笔的机会，也给他们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先生尽管年事已高，但他的思维却仍然非常活跃，学术视野开阔，经常会给我们出一些好的点子。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翻译出版了《普希金散文选》，任一鸣翻译出版了《勃留索夫日记钞》、宋炳辉翻译出版了《伍尔芙日记选》，等等。朱静教授也是接受了先生的建议，把纪德的《访苏归来》重新翻译出版，赢得了读书界的注目。我本人关于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的思考，更是得益于先生的许多教诲，包括具体指点我去阅读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从而使我对中国的翻译文学史概念的形成、发展过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先生晚年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他的学生们、晚辈们有新的科研成果出版、发表。每次当我把新出的某本书给他送去时，他的兴奋之情简直比他自己出了一本新书还高兴。他对学生、对晚辈的这种关爱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为此他在晚年不遗余力地为他的学生、为晚辈们的科研成果写序，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们、让晚辈们能早日在学术界脱颖而出。而让我感动的是，先生在为我们这些晚辈和学生的着作写序时，从不居高临下，而是持一种非常谦和的心态。正如他在为拙着《译介学》写序时所言：“写序虽然花掉了我不少时间，我却是乐此不疲，因为我觉得为中青年朋友的着作写序，实际上也是一个与中青年学者交流思想的很好的机会。
在写序的过程中，我也从他们的着作中掌握了不少当代学术界的新信息，看到了不少新思想，也学到了不少新知识。”不难发现，平等待人的思想实际上体现在先生行为的所有方面。
先生走了，不过我觉得先生没有走远，他仍然在我们身边。他的音容笑貌，他的崇高品格，他对我们的无私关爱，将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写于2009年1月27日农历正月初二第9章文坛掠影
我是一个“愤怒的作家”，我写的是“苦难文学”——杨显惠和他的“命运三部曲”
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曾被《出版人》杂志、《中华读书报》、《新京报》评为“年度图书”。又因杨显惠“直指人心痛处与历史伤疤，显示了讲真话的勇气和魅力”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魅力人物”之一。最近他的《夹边沟记事》被修订重版。
继《定西孤儿院纪事》（2007年3月）之后，花城出版社又修订重版了《夹边沟记事》（2008年9月）①，使杨显惠的“命运三部曲”有了一个整齐的阵容，待到酝酿中的第三部最终完工，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功”就将告成。
在当今文坛上，杨显惠并不是一位很着名的作家，但在未来的文学史上，却很可能是一位令同时期人感到骄傲或羞愧的作家。他一九四六年出生于兰州，一九六五年上山下乡赴甘肃省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农工、售货员、会计、教员、盐场秘书，有着大量的底层生活经验。一九八○年开始发表作品，短篇小说《这一片大海滩》
曾于一九八八年获第八届全国短篇小说奖，成为“新时期”涌现出的颇有潜力的作家之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界“新潮迭起”，兴起“形式变革”，并继而向“纯文学”方向转型以后，杨显惠开始远离主流文坛，继续沿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脉络，直面现实，挖掘历史，孤独地走着自己的道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杨显惠致力于“命运三部曲”的采访和写作。十余年来，他多次孤身深入边地采访，取得大量一手材料。“命运三部曲”以纪实性小说的方式揭开了许多人不敢触摸的“特殊领域”：“夹边沟”是一批“右派分子”的流放地，三千多名被押右派仅数百人生还；“定西专区”是一九六○年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五千多名孤儿是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的见证者；酝酿中的第三部则涉及“文革”题材。杨显惠的写作不仅打开了历史的“禁区”，更以个人叙述、细节描写的方式，将一幕幕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这些以血肉铭刻的历史，使群体的灾难不再是数字的累加，逼迫已“自然遗忘”或闻所未闻的当代人感同身受地体味，心怀怵惕地反思。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以纪实的态度、文学的形式直面书写这些苦难历史的，这是第一次。《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
先后于二○○○年和二○○四年在《上海文学》连载，引起强烈震动。集结出版后，更引起巨大反响。《夹边沟记事》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定西孤儿院纪事》被《出版人》杂志、《中华读书报》、《新京报》评为二○○七年“年度图书”。同年十二月杨显惠因“直指人心痛处与历史伤疤，显示了讲真话的勇气和魅力”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年度魅力人物”之一。
读过杨显惠作品的人大都会被其中所描写的惨烈情景所震撼，也会被作家秉笔直书的勇气和人道主义情怀所感动，但未必察觉到作家的艺术匠心。事实上，这些作品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巨大的冲击力，不仅由于题材的震撼性，也得力于作家高超的艺术功力。作家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原创性的作品。每个故事都经过精心的剪裁和艺术处理，一些篇目白描的功夫已达炉火纯青。在大量“一地鸡毛式”的写作中，这样既直捣人心又讲究技巧的现实主义力作直如凤毛麟角。
杨显惠写作的艺术功力首先表现在选材的精准上。《夹边沟记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都是由系列故事组成的，每个故事相对独立，叙述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在老老实实地讲故事。以极端的题材书写极端的体验以达到极端的震撼效果，这样的作品创作一个或许还不是太难，完成一个系列则是对读者阅读心理的挑战，更是对作家写作能力的极高挑战。一个专业的阅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时甚至会和作家“较劲”：看你这次还能如何打动我？
而读完整个系列，你会发现，这些作品的震撼力居然有着如此惊人的可重复性和可持续性——这一特点在《定西孤儿院纪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定西孤儿院》集中写饥饿，所有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情节模式：从忍饥挨饿到家破人亡。读者反复体验的也是同一种阅读感受：从震惊刺痛到痛定思痛。小说的叙述语气沉抑而低缓，气氛一开始也并不浓烈，但实际上是一种情节和情绪上的铺垫，它像一条路径引导读者从当下阅读的现实空间走向故事空间，也就是从人间走向地狱。通常是在故事进入到三分之一以后，绳索才慢慢地抽紧，惨烈的情景一幕幕地出现，读者的心在惊愕中一点点地下沉，直到受到那重重的一击——那就是这个故事的“核儿”——杨显惠的作品之所以每篇都能震动人心，不管你已经有了多高的心理预期，就是因为每个故事都有自己的“核儿”，它们不但质地坚硬，而且绝不雷同。比如，第一个故事《黑石头》
的“核儿”，是两个母亲的骇人之举，一个为了孩子有资格进孤儿院，在政府己经开始发放少量救济粮有望活命的时候，活活勒死自己；一个为了自己活命，将亲生孩子的尸体煮了吃，最后活到九十多岁。《老大难》的“核儿”是一个中国的母亲面临“苏菲式的抉择”：在饿死人的日子，母亲“狠心”地撇下儿子，带着女儿改嫁，最后母子见面时那种羞辱交加爱恨相缠的情景，令人肝肠寸断。《姐姐》的“核儿”也是一场可怕的抉择，一对冻饿交加的姐弟，在趁人之危的牧羊人家借宿，姐姐为了保住弟弟这棵“家里独苗苗”的命，被迫献出了自己的贞操。……这些故事的“核儿”构成了一个个作品的高潮，一次次冲破读者的心理疆界，它们的作用不仅在于揭露“历史的真相”，也从不同角度开掘出“人性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