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丑要出丑
简体汉字推行至今已有几代人的时间了，忽然许多人有了要写繁体字（或者说正体字）的冲动，觉得繁体字有档次，很“国学”。这本没什么不对，都是老祖宗传下的遗产。尽管目前的教学方针是写简认繁，你爱写繁体字尽可以多花你的工夫来细细地写。可麻烦的是那些喜欢繁体字的人忘了，繁体字不只是写来要多费些时，你还是需要花点工夫学一学的。文化身份的上档次不是靠着点一下word软件上的一个按钮，将简体字转由繁体字就做得到的。常常在街头巷尾看见“理发”的招牌，在蹩脚武侠小说中也读到“王後”的称号，想想也不无道理。商家“发”财心切，而王后么，大概总是走在国王的“後”
面的。这样的乱写尽可付之一笑。可也有不那么好笑的例子，闻名海上的玉佛古寺印行了一本华丽的月历，赫然把二○○九年的纪年标为“己丑”，好个“己丑”年，大和尚们倒不怕自己出丑。还有更让人笑不出来的例子，友人向我出示过一封精美信函，是主政一所名牌学府的首脑签署的公函，开首便是“余受全体××人之托……”呜呼，这所大学素以其拥有的鸿儒宿学而傲视海内，百年内也曾以文史研究的累累硕果而驰名海内外，不想现在其最高领导连“余”和“余”也分不清了。友人是位热心教育的海外人士，拿到这样一封煌煌抬头下如此的繁体字信，也只有和我相对苦笑，真不知今夕为何年，无怪乎年份要名曰“丑”了。
鲁迅“骂”章士钊是“误会”吗我记得曾在一篇文章中读到这样的文字：这几年，有一股风，专门捧鲁迅“骂”
过的人，并以他们的文化成就来否认鲁迅曾经对他们进行过的批评。近些年我在阅读中，还发现这样的现象：曾被鲁迅“骂”过的人的后人，也站出来为其父辈当年受鲁迅的“骂”大呼冤枉，并指责鲁迅。
当我读了章含之先生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书时，对此种现象有了更深的认识。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一共收有七篇文章。其中的《青桐、秋桐与孤桐》一文，是章含之专门回忆她父亲章士钊的，并为他父亲曾遭鲁迅的“骂”叫屈。至于在其他文章中，也或多或少有对她父亲的记述；同时，也时有涉及到鲁迅先生。比如说，在《那随风飘去的岁月》一文中，讲到“文革”初期她家遭受到红卫兵的冲击，说红卫兵指责章士钊是“当年鲁迅痛打的落水狗”，随即笔锋一转，就向鲁迅发难。更巧妙的是，她不是直接为自己的父亲辩护，而是抬出了“好几位文艺战线上的前辈栋梁”，说是他们“也因为受到过鲁迅当年的批评，遭到了残酷的斗争，甚至被迫害致死！”她不是把这些“前辈文学栋梁”
在“文革”中的遭遇归罪于“四人帮”，而是说这完全是由于鲁迅在三十多年前，对这些“前辈文学栋梁”进行了“非完全确切的批评或感情色彩很浓的抨击”所造成的。
这就明确地在告诉我们，章含之要鲁迅来承担这些“前辈文学栋梁”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罪责。她这种不惜为“四人帮”
开脱罪责的做法，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正是她准备在写回忆她父亲的文章时，为其因当年受到鲁迅的抨击鸣不平进行辩解而埋下的伏笔。其良苦用心可想而知了。
按照章含之的地位和学识，我想她不会不了解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事实：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是如何遭受这些“前辈文学栋梁”的不公对待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又是怎样遭受作为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的训斥和免职的。这又该由谁来为鲁迅承担责任？我认为，“文革”
期间这些“前辈文学栋梁”受到冲击，以及章士钊在“文革”初期也受到一点波及，这是与“文革”执行的是一条极左路线有关，而决不是因为鲁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骂”过他们所造成的。我们知道历史事实是这样的：毛泽东发动“‘文革’初期，就已经指责中央宣传部是‘阎王殿’，提出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后又被“四人帮”
指责为他们是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因此，这些“前辈文学栋梁”在“文革”期间遭受迫害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说他们作为“四条汉子”挨整，那是“四人帮”假鲁迅之名来清除他们的一种手段，是采用“打鬼借钟馗”的手法而已。
“文革”是一场浩劫。但章含之不会不知道在这之前，曾有过“反胡风”、“反右派”这样的政治运动。她所称道的那些“前辈文学栋梁”们，当时正是官位显赫，大权在握，直接参与了把鲁迅先生生前的学生和战友胡风、冯雪峰以及不知还有多少鲁迅的崇拜者、追随者打成“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这些人到了“文革”时期，更是受尽了比鲁迅“骂”过的人还要悲惨的折磨。这又有谁能够预见到鲁迅逝世二十来年后还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章士钊。他虽遭鲁迅“骂”过，可他的命运与“前辈文学栋梁”们、与鲁迅的学生和战友们相比，则不知要幸运多少。他在解放后，不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有受到过冲击，就是在“文革”初期刚受到一点波及，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从此可以在家安心撰写大作《柳文指要》。大家知道，“文革”期间全国掀起过大破“四旧”热潮，很多私藏，甚至公藏的历史典籍都被红卫兵查抄并付之一炬，而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反经“钦批”出版。章士钊在“文革”期间还能获此殊荣，实在令人嘱目。至于章含之，众所周知，那更是个幸运儿。她不仅可以随时给毛泽东写信，还可以直接面见毛泽东。我在她的有关文章中读到过，她曾指责别人到毛泽东那儿去邀宠，其实她又何尝不是毛泽东的宠儿。她在《风雨情》一文中曾自我表白：
“……我生活中一系列重大转折都离不开毛主席的决断。”
实事求是地说，章士钊曾支助过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的朋友；到了晚年还曾为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作出过努力，这都是应该肯定的。在“文革”期间实施对他保护，免受冲击也是完全应该的。而且，我们从章含之的《青桐、秋桐与孤桐》
一文中所披露的一个史实得知，章士钊还为刘少奇求情写给毛泽东一封信，毛的复信读了叫人寒心。复信内容如下：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同心。
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
敬问安吉！
毛泽东三月十日
从上述情况来看，章士钊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要远远超过曾与他并肩战斗数十年的亲密战友刘少奇。以此推测，要是鲁迅先生活到“文革”时期，其命运恐怕远不如章士钊。也许早在“反胡风”、“反右派”时就已被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去了。
章含之为什么对鲁迅如此怀恨？我以为，这是与毛泽东给他父亲戴上的光环是分不开的。她在“忆父亲”的文章中，从要与之划清界限，“执着地认为父亲代表的是剥削阶级”，通过“文革”一下子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她突然发现了她父亲竟是“一位中国老知识分子那些含蕴心底的不灭光华和催人振奋的铮铮傲骨。”在她眼里，鲁迅与他父亲相比该是大大地逊色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鲁、章之间纠葛的那段历史，对她来说，早已没有是非之分，而完全为亲情所左右。不过，这也难怪，从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她对这段历史不说是无知，也可能知之甚少。
据她自己说，除了在中学课本中读过《纪念刘和珍君》和《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外，几乎没有读过鲁迅的其他着作，只相信他父亲对她所说的一切，并以此来判断是非。章士钊对她说：“我和鲁迅之间，有些事情是误会。”在哪些“事情”上是误会呢？章士钊解释说：“拿你们现在的眼光看（着重点是本文作者所加），对于学生运动的事，鲁迅支持学生当然是对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说，要是拿当时的眼光看，鲁迅支持学生运动就错了。这大概是鲁对章的一大“误会”。章含之又转说，她父亲是“想用‘读书救国’来办教育，因此企图整顿学风，严格考核”，“反对学生参与政治，主张闭门读经书，因此禁令学生不得上街游行。”大概章的这一“好意”，又被鲁迅“误解”了。其实，章士钊当时所做的这一切，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他无非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反动统治，岂有它哉！鲁迅当时针对这种倒行逆施而“骂”，又“误会”在那里？既然是“误会”，章士钊为什么还要大动干戈撤了鲁迅在教育部的佥事之职呢？
章含之在“忆父亲”文中谈及章士钊在反对新文化运动上，肯定了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但又指责他对待她父亲不像胡适那样“通情达理”。我想章含之不会读鲁迅针对章士钊所办的《甲寅》
杂志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论调而写的批驳文章的，因而发出这样的“感叹”也就不奇怪了。至于她肯定胡适对他父亲的“通情达理”，只是知道胡章二人相约拍照的趣事，而对胡适写的《“老章又反叛了！”》一文，要么不知道，要么回避了。该文写道：“行严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而却又虽落伍而不甘落魄，总想在落伍之后谋一个首领做做。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反动派，立志要做落伍者的首领了。”胡适这篇文章就是在斥责章士钊。因为，从根本上讲，这时期鲁迅、胡适与章士钊之间的激烈斗争，实在是两种政治力量、两种思想的较量，具有深层的文化意义，决不是私怨所致，不存在“通情达理”不“通情达理”的问题。
章含之在文章中还记述了她父亲教导她的为人之道：“我只希望你一生要与人为善，切莫加害他人。这是我一生信守的为人之道啊！”这种教导是很感人的。
不过，说句不恭的话，我以为章士钊的为人也不完全如他说的那样。别的方面不了解，不好妄加评论。但至少在处理北京女师大事件中，在免去鲁迅任教育部佥事一职中，很难说他一生真正做到了“与人为善，切莫加害他人”所“信守的为人之道”。至于章含之对鲁迅时至今日还如此加以指责，我想这也是与她父亲对她的教导相违背的。
到底该如何评价章士钊？我看还是按照毛泽东对章含之所说的：“他一生走过弯路，但大部分是好的。”我想他曾作为段祺瑞的宠臣，对镇压学生运动多少有些瓜葛，反对新文化运动，后来又与蒋介石、杜月笙进行过合作等，类似这样“走过弯路”的历史，作为他的后人是不应忘记的，也更不应该时至今日还来为他辩解。
何满子先生在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时，写过一篇题为《打鲁迅牌和从鲁迅观照今天》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我认为今天仍很有警示作用。他说：“凡是曾与鲁迅有瓜葛的人的回忆文章都得留神，要想想其人的来历和用心，要和鲁迅当年的议论参比着读，免得被愚弄，受蛊惑。”我想不知是否还应该再加上一句，即“包括某些与鲁迅有瓜葛的人的后人的回忆文章也都得留神！”
如今，章含之先生虽已作古，本不该多加指责，但她所写的文章依然存世，她生前留给读者的一些不明不白的历史事实，似乎仍有分清是非、加以廓清的必要，不应继续误导读者。
诽谤的帽子
虞非子先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帕斯捷尔纳克“卡”住了》（见《悦读》2008年5月第七卷），在文后的《题外话》中，讲到斯大林于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给当时的苏联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写了一封信，其信有下面一段：“你的错误的本质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于：对苏联生活缺点的批评，这个必不可少的和需要的批评，开头被你运用得颇为准确和巧妙的，可是你过分地醉心于它了，而且你一旦醉心之后，它就在你的作品中开始转变为对苏联的诽谤，对苏联过去的诽谤，对苏联现在的诽谤了。”斯大林这段剖析别德内依对苏联社会生活批评的指责，不能不让人叹服斯大林这种富于联想式的逻辑关系，所以我把这段话抄在文章的开头。
对于杰米扬·别德内依这个人物，恕我是第一次听说，关于这位诗人的具体生平和情况我是一无所知。当然对于斯大林这位大人物，我是从小就知道。我对斯大林的这段话很感兴趣，是因为我从这段话联想到我们的鲁迅先生，如按斯大林的这段话的剖析逻辑，就是鲁迅对中国生活缺点的批评，进而转变为对中国的批评，对中国传统的批评，对中国现实的批评，而且是醉心于这种批评，这不仅是对中国的诽谤，对中国过去的诽谤，也是对中国现实的诽谤。这种逻辑的分析帮助我们认识了鲁迅的面目。原来批评是一种习惯，一旦醉心于批评，就会把古往今来的民族和国家批个透，骂个痛痛快快。这也说明了一种现象，就是你要是骂人习惯了就总爱骂人，跟整人习惯了总爱整人一样，终身难改。斯大林给人的这种特性定了个调，起码在他的眼里是这样的，然后他就用“诽谤”这个词，扣在习惯于批评者的头上。其实习惯于批评者与习惯于歌颂者的本性一样，如按斯大林这种扣帽子法，是不是也应给习惯于歌颂者扣上诽谤的帽子，按照逻辑关系应该是这样。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看到习惯于歌颂者的头上被扣上诽谤的帽子，想必是如斯大林者还没有认识到一味习惯于歌颂者的本质，认识到批评者和歌颂者其实是一个事物的两面，他们都是一以贯之的左和右，他们的功劳和罪过都是等量的。
当然再依此逻辑反推，你就会得出要想不被扣上诽谤的帽子，就要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让人不知道你是真左还是真右，起码是要让如斯大林者不知道。生活中其实这样的人也很多，他们也都围在如斯大林这样人物的身边。
诽谤这个词，实指是无中生有。斯大林在运用这个词时忽略了一点，就是看人家所批评的事情历史上有还是没有，现实生活中有还是没有。如果有这又怎么能说人家是诽谤呢？我对别德内依的作品是一篇都没有看过，不知他写的过去的苏联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不是实事求是，如不是实事求是，斯大林说他诽谤一点都不为过，如果是实事求是，他反过来说斯大林是诽谤也不为过，甚至于他还可以说，你作为苏联的领袖使用这种语言，不仅是诽谤，还是恐吓、是造谣，也在合情合理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