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诸西方吧，古罗马不就有凯撒大帝吗？只是我有点儿怀疑，大帝这个仿佛至高无上的称谓是外语的汉译，这个译法就一定“信、达、雅”吗？我信手翻阅前述《中外历史年表》一书，古罗马似未有“大帝”
一词。比如说，公元前四十四年，罗马的执政官凯撒被元老院任命为终身狄克推多。狄克推多(dictator)，意译为“独裁官”，权力不受任何限制，也许因此而译作大帝吧？公元前二十七年，罗马又一位执政官，凯撒之甥孙及养子屋大维，被议会尊为奥古斯都。奥古斯都(augustus)，拉丁文意为“神圣的”、“至尊的”，与中国的“帝”字最初的意思略相似，公元前十七年，屋大维被称为“蒲林斯”，意为第一公民，“元首制”即由此来，大帝一词似也含有元首之意。是耶？非耶？有待方家了。
记得国产电视剧有过所谓汉武大帝的说法，观众提出质疑，剧组的什么人坚持大帝一说之正确，好像还摆了几条什么理由，无非强调“我们认为”如何如何。这使我想起迪伦马特的话剧《罗慕路斯大帝》。关于“大帝”，作者曾经做过说明：
“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十六岁接位，十七岁下台，迁进坎帕尼亚的卢古鲁斯别墅，年俸六千金币，他把他最心爱的母鸡叫做罗马。这是史实。历代称他为奥古斯都，我则把他变成一个成人，把他的在朝时间延长二十年，并称他为‘大帝’。”看来历史剧作家握有褒称“大帝”的“虚构权”之自由；自然，他同时也要受到约束。迪伦马特由是加了一个副标题——“非历史的历史剧”，这位大剧作家不敢断然咬定历史可以“我们认为”。
某讲星所讲的“大帝”大概不是上述艺术创作，某讲星坚称自己在讲史，于是问题摆在我们眼面前：在历史上，无论生前的封号，还是死后的庙号，都没有“大帝”一词，即或外域有过，恐怕也不好硬套的，谈历史，靠的恐怕不是声宏气粗的“我认为”吧？
我至今仍不明白，高喊康熙大帝所为哪般？
张之洞感叹“国运尽矣”
自张之洞任湖广总督的那一天起，湖北就走向了近代化发展的历程。
二十年的“湖北新政”最终促成了辛亥革命在全国的成功。毛泽东在讲到中国的重工业时，曾特别提到，“不能忘记张之洞”。
一九〇七年，张之洞患肝病，写了一首诗，既是对自己一生的评价，也是他的绝笔：“诚感人心心乃归，君民末世自乖离。须知人感天方感，泪洒香山讽谕诗。”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晚，张之洞肝痛加剧，向老友陈宝琛叹日：
“国运尽矣！”转而对子孙说：“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勿争家产，勿入下流。”并说：“我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也。”语毕命去。
议论风生说中国筷子
林冠夫
筷子是人们日常进餐的用具，每个人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平常之至。可以说这是人们熟悉不过的物件。
然而，此物的旧名不叫筷子，而是叫作箸一。今天，惟有偏僻的乡村，或者城里的老派人士，还在用这个传统的名称，而城市里人，或乡镇的新派人物，则未必都能叫得出这个旧名，更不知道“箸”为什么叫“筷子”了。
箸叫做筷子，最初出现于讳语。旧时，讳语用得极其普遍，一些凶险、不吉利词语，日常生活里几乎讳而不用，如果万不得已，于交谈或叙述中实在避不开，则必须以一个含义相反或相关的词语来代替。
人死了，文献中或按功令，这个讳语还有级别的规定，如皇帝死叫崩，诸侯死叫薨，大夫死叫卒。民间百姓，则叫走了，故去了，老掉了，等等许多说法。鲁迅的《朝花夕拾》中有《长妈妈与（山海经）》一篇，说到童年时，老保姆长妈妈曾告诫他说话的规矩，如：“人死了，不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
这里，鲁迅是仅举一例，未举到的其他不祥词语，当然还有许多。全国各地的此类词语，我未作过方言调查，详情不知，唯我家乡浙江的，据我所知，还可列出一大片来，如：病了，日“作累了”，或日“有点不畅快”“身体不清门”“身体不合适”等。请中医看病，叫“看先生”，吃药叫“吃茶汤”，拿着单方上中药铺，不叫买药，而日“撮点茶叶吃”……等一套含糊但又明确的话。
商业场上，无论大生意小贩卖，也有一些词语须讳，有的字面虽异，但属于谐音，亦须照讳。如果上肉铺，或于饭馆点菜，要的是猪鸭舌头，而舌字与亏折(she)的折同音。于商家来说，折字太不吉利，当然不能用，猪舌雅称为“门枪”。因古代大官出行时，仪仗中有列门枪者，二枪尖相抵，其形似舌头，故以此称之。由于此词过于文雅，民间则迳称舌为相反而又吉利的字：“赚”，猪口舌日“猪口赚”，鸭舌则日“鸭赚”。
旧时人们，追求的是家道兴旺发达，事业成功红火。有些词与此相背舛者，例须避讳。还有身体的缺陷，亦有诸多讳语。这篇小文已写得过于沉闷，故不再一一细举实例了。还有一项特殊讳语，大家都熟悉，大多读过《水浒传》，这就是武松于景阳岗打的，不叫老虎，而叫作“大虫”。这大约是当时山东人的讳称。浙江也有讳称，则日大猫（猫为阴平字，此读为阳平）。老虎，如今因日见稀少而列为被保护动物，人们唯于动物园见到，不那么可怕了。古时，人遇上老虎是凶险不过的事，故叙述中用讳语。书面语称之为“山君”。民间则以常见的虫子和温驯的猫讳称那吃人的猛兽老虎。
这些民间习用的讳语，说法或含糊其词，或以相反含义的词代替，但其真正含义，大家都能懂得，而且绝不混淆。这是一种十分奇怪而有趣的现象。大概是自然的约定俗成。唯其如此，讳语才能通行，并得以延续。
现在我们回到本题：箸为什么叫筷子。说了半天讳语，就是为了说明，箸叫做筷子，是因为讳语而来。最初，这是船上船工们的讳语。古时船上，这类忌讳语很多，如：翻、覆、漏，等等。如翻字，鱼吃过一边而翻过来吃另一边，不能叫翻过来，只说游过来，或顺过来。凡洗罢餐具盘碗，绝对不许可将盘碗口向下扣着，只能是碗口朝天平放，因为行船者忌讳的是翻覆。
行船者最忌讳的是住。船行驶不动而住，则就什么问题都出来了。故住就成了讳语，不可说。吃饭的餐具箸，与住同音，成了讳语，与住相反，则为快，船行驶得快，自是顺利吉祥了，于是，遂用以“快子”代称箸。
制作箸这种餐具的材料，平民百姓之家，最常见的，都是用竹或木。而豪门富室，尤其是宫廷或高官世爵家的餐具，用料日见考究，有用象牙、银质，或其他各种名贵木料，如沉香、檀香、红木、乌木之属，以及景泰蓝，等等。绝少听说用黄金的，以其过重不中使用。银质较为特殊，如果菜汤中有毒，银箸可以有发黑的反应，银质也略重，因而大多用别的材料为主，另镶套一段银质，既防毒保险，以放心用餐，又可称手也。
富贵之家，往往备有名种不同质料的餐具，以供不同人物或特殊场合使用。《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刘姥姥进荣国府，用餐时，席上备了两种不同筷子。其一是鸟木三镶银箸，那大约是贾母及主子们日常用箸。为刘姥姥专备一双老年四楞镶金筷子，那原是请客摆大筵席用，今王熙凤为捉弄这村老妪逗一笑乐，才动用这双家常不用的金箸。
凡此种种，自都是后期才有的事。初期的，多是用竹子，今箸之字从竹，可以为证。讳语“快子”，也因而将快字上加个竹字头，成为“筷子”。
此，正是中国筷子这个名称的由来也。
可怕的忽悠
吴亿
赵本山几年前在春节晚会上献演的“卖拐”，把一个好端端的身强力壮的范伟忽悠成了一个瘸腿，从而把“拐”卖了出去。这个节目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尽管已过去了几年，我也一直在回味。在一个没有诚信，没有道德底线的市场环境里，这种忽悠可以说无处不在。就拿现在的广告来说吧，什么“至尊南京，厅局级的享受”（100元一包的香烟）；什么“水井坊，中国高尚生活的元素”(400多元一瓶的普通白酒)；还有许多化妆品广告，可以说不少是在忽悠消费者。这种忽悠对一个有生活阅历的中老年人，也许还能识别，还能抵制，但对多数被市场经济搞得眼花缭乱，失去方寸的所谓“门领”，却很易误导。
这是在经济生活中的忽悠。更可怕的是在思想领域里的忽悠。
近日读《中国纪实文学文库·第三辑·命运卷1》，读到一篇《陆定一秦城蒙难记》，这篇文章把陆定一同志在“文革”中的磨难和遭遇，特别是在秦城监狱与“四人帮”作斗争的经历，记录得清清楚楚。
但无须讳言，陆在“文革”初期，也被当时的极左理论，被舵手的“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赫鲁晓夫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忽悠了一把；同时，也被林彪念的“五一八政变经”忽悠了一把。该文纪录了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念完“政变经”后，陆作的自我批评。陆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把这次揭露彭真、罗瑞卿和我的斗争，提到防止政变，防止颠覆，防止复辟的高度，我完全赞成。回头看自己，越想越不对头，觉悟到自己就是资产阶级埋在党中央的一颗定时炸弹。”陆在承认自己是“定时炸弹”后，又分析道：“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机一到，自己不想复辟，资产阶级会拥戴你复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黎元洪怕得要命，钻到床底下，被当时的起义者拖了出来，当了领袖。袁世凯六十岁做寿，说自己别无所求了，可是发表了这一通宣言后不久，他就做了洪宪皇帝。一个人，不是孤立的人。社会里有阶级斗争，到一定时候，容不得自己做主。老党员，名气大，只要有资产阶级思想，不改造，复辟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找到我这样的人，来个黄袍加身，拖出来当复辟的领袖。如果自己是野心家，那更不用说了，连拖也不要。我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说我是定时炸弹，一点也不冤枉。把我这个定时炸弹拔去，对党对人民都是一次大胜利。所以，我对这次斗争，抱着欢迎的态度。”（见该书第367页）陆定一作为一个有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长期在中央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高级官员都被忽悠了，何况广大百姓乎？他这个检查就是在被忽悠的状态下作出的。随后，陆被送进秦城监狱。
很快，陆定一从忽悠的状态清醒过来，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是“定时炸弹”，他不断向中央写信，写申诉，抗议把自己关进监狱。陆为自己的被忽悠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陆定一及其妻严慰冰各被关押了十三年，其子陆德被关押了六年，严慰冰的三个妹妹受株连分别关押了九年、八年、六年，岳母被关押了一年后死于狱中。陆一家人被关押的刑期高达五十六年。”（见该书第421页）读完这篇文字，心里沉甸甸的，与其说陆定一全家人的遭遇引起了我深深地同情，不如说激起了我对那个年代的悲凉。我想到了许多红卫兵小将，在“破四旧”的忽悠下，热血沸腾，横冲直撞，把中国传统文化砸得粉碎；我又想到了在“文革”旗手江青的“文攻武卫”忽悠下，他们喊出了“为毛泽东而战，完蛋就完蛋”的口号，冲向武斗战场。
仅一九六七年七、八、九三个月，全国就有上万名红卫兵倒在血泊中（仅重庆一地一派群众，就有四百多人长眠于沙坪坝陵园之侧），而两派死伤的群众他们在冲向战场时，喊的都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但什么思想，需要用亿万人民的生命和鲜血去扞卫呢？可能他们至死也不明白。
经济生活中的忽悠可恨。
思想领域中的忽悠可怕。
读完《陆定一秦城蒙难记》我长叹了一声。
古人的箴言
箴和铭，都是古代的文体，箴言即劝诫之言。例如：子罕的箴言：“不贪为宝。”诸葛亮的箴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司马光的箴言：“俭素为美。”
范仲淹的箴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的箴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箴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唐代高僧寒山与拾得的一段对话，也是寒山箴言：“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又如何处之？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再过几年，你再看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