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加强皇权
在政治上，康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他表示“天下大权当统于一”（《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七，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八十四，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为此，他一方面通过各种手段，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康熙将用人之权、奖惩之权亲自控制，不许大臣干预；并设立密奏制度，以广泛体察下情。这种统治方式被雍正、乾隆二帝继承和发展，并为清朝其他皇帝所沿用。
（二）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
康熙帝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也着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将内三院改为内阁，从此内阁作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征，其地位稳定下来并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开始纂修《大清会典》。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一百六十二卷。从此，清朝官僚政治的运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实现了政治运作的规范化。
（三）发展生产
康熙帝在位时期，经济发展，百姓富足。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其一，废止“圈田令”，即废止大清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其二，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其三，实行更名地政策。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原种之人，令其耕种”，永为世业，号为“更名田”。这些农民成为自耕农。这一政策将直隶、山东、山西、湖广、陕西、甘肃等地废藩田改为民地，自耕农大量出现。其四，改革赋役制度。顺治三年（1646年），清廷以明万历时旧籍为准，着手编纂《赋役全书》，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完成。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删除全书上的田赋尾数，重新编成《简明赋役全书》。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滥派和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在催征办法上也不断改变，如从发给花户“由单”到“串票”（二、三、四联等串票），再到“滚单”等。
此外，康熙帝还注意改良粮食作物的品种。康熙帝下令在江南推广可以连作两季的品种，他还派了有经验技术的农民李英贵前去指导，他自己也随时下达具体指示。从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在苏州、江宁等地连续试种了八年，直到他死为止。这种“御稻米”第一季的成熟时间平均不到一百天，最短的只有七十天左右，因此收割后可以连种第二季。而当时苏州本地的稻子的成熟期，需要一百四五十天。显然，康熙帝推广的新品种有它的优越性。如果当地的稻田改种御稻米，由于一年可以连种两次，估计每亩可以增加产量五成左右。苏州、江宁试种不久，江西、浙江、安徽的官吏和两淮商人也申请试种，康熙帝一律批准。当然，在封建时代，由于官府、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农民对种植紧张费力的连作双季稻是缺乏积极性的。况且他们也无法解决由于消耗地力过多而必须补偿的肥料问题。康熙帝的本意是培养一个新品种，让更多的人能吃到粮食。但那时的官僚们，却把“御稻米”限制在上层人物中享用。
除了培育新品种外，康熙还大力推行垦荒的政策。他主张大面积地开垦北方的处女地。他曾告诉臣下说：“边外地广人稀，自古以来无人开垦。我数年前避暑塞外，下令开垦种植，有的禾苗高达七八尺，穗长一尺五。”有的官吏听了不信，康熙帝就命人取来了几株，证明塞外荒地经过开垦，也可以长出很好的庄稼。由于他的提倡，原来荒凉的山区也出现了大村落。
为了农业的需要，康熙帝还努力研究气象，他下令各地每天记录当地的阴晴风雨，由主要负责人按时上报，并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至今，故宫内还保存着大批清代的《晴雨录》。这是一批很宝贵的气象史料。为了同样的需要，康熙还研究蝗虫，调查灭蝗的方法，并亲自指导一些地区的灭蝗工作。
（四）兴修水利，治理江河
明末清初，由于政局动乱与战争的破坏，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等许多河流因年久失修而连年泛滥。这不但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威胁着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康熙帝从14岁起，“反复详考”历代治河的得失；亲征后，更把“河务”与“三藩”“漕运”作为三件大事写在宫廷的柱子上，以便每天看到，想到这些重大的问题。
康熙帝治河，比以往的治河有很大的进步。首先，他治河的战略思想是积极的。他主张不但要减少水患，还要进一步变水害为水利。他说：“古人治黄河，唯在去其害而止；今则不但要去其害，还要利用黄河来运漕粮，把河水变成运输的渠道。”其次，他主张把原先绘在纸上的平面图，改为立体的地形图，因为纸上的图很难分辨地势高低。第三，他认为治河者必须亲临现场，没有亲历过河工，就无法了解河势之汹涌、堤岸之远近高下，当然也就提不出好的治河方案。为了指导治河，他六次巡阅河工，并亲乘小舟，冒着风险进行勘察，亲自测量水位。因此，他不但对那些重大水患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能提出有实际意义的指导方案，能推测出曾经发生的问题并预见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例如，他预言说：高家堰堵塞六坝之后，泗州等地必被水淹。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六坝刚刚闭塞，立刻引起洪泽湖水大涨，泗州等地果然发生水灾。
康熙帝研究了历代治河的经验，他指出：“深浚河身，让河水直行刷沙是治河上策。”因此，他主张裁弯取直，束水刷沙。他认为，明朝治黄河多在徐州以上，本朝俱在徐州以下，应该注意中上游，吸取明代行之有效的经验。他还认为，明朝时山东微山湖一带，将水蓄积在山中，涝则蓄水为库，旱则泄水灌溉的做法，深得其宜。
康熙帝在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等诸河之外，还特别注意治理经常改道泛滥的浑河（即永定河）。因为浑河关系到京师（北京）的安全问题。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浑河工程竣工，他亲自改名为“永定河”。应该指出的是，他治理永定河不仅仅是为了北京，他还有一个更富有战略的思想：永定河是一条小黄河。他是想把治理永定河的经验推广到治理黄河工程中去。所以，当永定河工程用的方法成功之后，他便指示在治理黄河的工程中推广，效果良好。康熙还鉴于永定河筑石堤取得成功，曾提出把这种做法推广到治理黄河工程中去，主张由徐州至清口皆修石堤。后因主持工程的大臣反对，加之财政开支太大而未能实行。
由于康熙帝积极治理河道，在他当政的六十余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为以后雍正、乾隆两代的水利兴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兴修园林
康熙帝在位期间，修建了畅春园、承德避暑山庄、热河木兰围场，他的孙子乾隆帝又继续兴修三山五园。三山包括：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包括：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清漪园也就是颐和园。这样就把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推到了一个最高峰，清朝园林的兴修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宝贵的遗产。
承德避暑山庄这座比北京的颐和园大一倍的皇家园林，绝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休息场所，它与木兰围场一样是康熙政治大棋盘上的一颗至关重要的棋子。这些按照蒙古西藏等民族风格修建的宫殿庙宇，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蒙藏等各种上层人物进入山庄能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六世班禅为乾隆祝寿就住在这里。蒙古王爷们朝见皇帝住在这里，皇帝接见外国史臣也在这里。卷帙浩繁的《四库全书》存放在这里，嘉庆和咸丰两位皇帝先后死在这里，它见证了清王朝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六）编纂典籍
康熙重视文化教育。亲自主持编纂了许多重要的典籍，譬如说《康熙字典》《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康熙永年历法》《佩文韵府》《康熙皇舆全览图》《古今图书集成》等。康熙主持编纂的典籍有六十多种，大约有两万卷，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精神财富。康熙朝使清帝国屹立于世界东方。当时俄国有彼得大帝，法国有路易十四，康熙与他们比功绩更为显赫。康熙时候人口最多，经济最富裕，文化最繁荣，疆域最开阔，国力最为强盛。康熙时候清朝的疆域，东起大海，西到葱岭，南至曾母暗沙，北跨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他曾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创建了南书房制度，并亲临曲阜拜谒孔庙。康熙帝还褒封道教白云观方丈王常月，并依于门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