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这三行诗每行都是11个音节，它为作者所喜爱，是他意志的体现，是人为的。但是，同神灵写出来的作品相比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同写出书的神的观念相比又是怎么回事呢？在神灵写出的这本书中没有信手拈来的东西，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每个字母都是事先想好的。譬如，《圣经》是以Bereshitbaraelohim希伯来文，是《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全文：“起初神创造（天地）。”开头的，其第一个字母为“B”，因为这一字母与Bendecir（赐福）一词相应。这是一部没有任何信手拈来之物的书。这一情况使我们想到《神秘哲学》它会促使我们去研究文字，去研究由神灵书写的书，这与古人的想法相反，他们对灵感的看法比较模糊。
歌唱吧，诗神，阿喀琉斯暴怒了。荷马在《伊利亚特》这一史诗开篇时是这样说的。他说的诗神即为灵感。倘若人们想到神灵，那一定会想到某个更具体更有力量的东西，这个东西便是下凡到文学上来的上帝。上帝已写了一本书，在这本书中，绝无任何信口开河之词，连这本书的字数，每句诗的音节的多寡都有一定之规。正因为这样，我们能用字母来做文字游戏，也能衡量每个字母的价值，原因便是这一切都是经过事先斟酌的。
这便是对书的第二种看法，即书是神灵之作。或许这种看法比古人的想法更接近于我们现在的看法。古人认为书是口头语言的代替物，以后又认为书是神圣的，之后，又被其他一些看法所取代。譬如，有人认为一本书代表一个国家。我们还记得穆斯林们把以色列人称为书之人，也还记得海涅的那句话，他说那个民族的祖国就是一本书。那个民族指的是犹太人，那本书是《圣经》。如此说来，我们对书又有了个新的看法，即每个国家都由一本书来代表，或由著有许多书的作者来代表。
令人诧异的是（我并不认为这点迄今已被人们所发现），各国推选的代表其形象并不十分像这些国家。譬如，有人会想，英国应推约翰逊约翰逊（1709—1784），英国作家，著有《英国诗人的生平》和《英国语言字典》。博士为代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英国选了莎士比亚，而莎士比亚（我们权且这么说）正是最不富有英国特色的英国作家。英国作家的特点是寓意含蓄，也就是意在不言中。而莎士比亚恰恰相反，他善于在比喻中运用夸张手法。倘若有人说莎士比亚是意大利人或犹太人，丝毫也不会令我们吃惊。
德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值得尊敬、但极易狂热的国家，它恰恰选了一个宽宏大度、并不狂热、国家观念极其淡薄的人为其代表，他就是歌德。德国是由歌德来代表的。
法国尚未选出能代表自己的作者，人们倾向于雨果。毫无疑义，我十分敬佩雨果，但雨果并不是典型的法国人，他可以说是个在法国的外国人。雨果那层出不穷的比喻和华丽的词藻表明他并不是典型的法国人。
更令人惊奇的例子要算西班牙了。西班牙本应由维加维加（1562—1635，西班牙戏剧家、诗人。）、卡尔德隆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戏剧家。）或克维多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诗人。）来代表，但并非如此。它却由塞万提斯来代表。塞万提斯是宗教迫害时期的人，然而他的态度是温和的、宽容的。可以说，他既无西班牙人的美德，也无西班牙人的恶习。
仿佛每个国家都想由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来代表，以补救自己的不足，弥补自己的缺陷。我们本应选择萨米恩托萨米恩托（1811—1888，阿根廷作家、教育家、政治家。）的《法昆多》当作国书，但我们没有这样做。由于我们有战争的历史，刀光剑影的历史，我们便把叙述一个逃兵的史诗《马丁·菲耶罗》作为代表。尽管这本书被选中是有理由的，但怎么能设想我们的历史会让这么一个征服荒原的逃兵来代表？然而，事实就是这样，似乎每个国家都感到有这个必要。
关于书的问题，许多作家都有光辉的论述，我只想谈谈其中的几位作家。首先我要说的是蒙田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思想家、散文作家。），他在一篇谈书的论文中有这么一句至理名言：我若无兴便不命笔。蒙田认为强制性的阅读是虚假的观念，他说过，倘若他看书时看到一段费解的章节，便把书放下，因为他把看书当作一种享受。
我还记得许多年以前有人曾作过一次关于什么是绘画的民意测验。当人们问到我的姐姐诺拉的时候，她说：绘画是以形式和色彩给人以愉悦的艺术。我可以说，文学也是一种给人以愉悦的形式：如果我们看的书很费解，那么，书的作者就是失败的了。因此，我认为像乔伊斯这样的作家从根本上说是失败的，因为读他的书异常费力。
看一本书不应花费很大的气力，费力便令人感到不舒服。我想蒙田说的颇有道理。他还列举了几位他喜欢的作者，他谈到维吉尔维吉尔（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说对于《农事诗集》和《伊尼特》他更喜欢前者，而我却喜欢后者，但这是无关紧要的。蒙田谈起书来总是充满了激情。他说尽管看书是一种享受，却带有忧郁之情。
爱默生爱默生（1803—1882，美国散文作家、诗人。）的看法与蒙田大相径庭。他对书也作了重要的论述。在一次讲座上，他称图书馆是一座神奇的陈列大厅，在大厅里人类的精灵都像着了魔一样沉睡着，等待我们用咒语把它从沉睡中解脱出来，我们必须打开书，那时它们便会醒来。他还说，看了书我们便能与人类的优秀分子在一起，但我们不能光听他们的话，最好是同时看看书评。
我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哲学系当了20余年的英国文学教授。我总是告诫我的学生们要少看参考书，不要光看评论，要多看原著。看原著可能他们并不全懂，但他们听到了某个作家的声音，并感到欣慰。我以为，一个作者最重要的东西是他的音调，一本书最重要的东西是作者的声音，这个声音通过书本到达我们的耳中。
我一生中有一部分时间是在阅读中度过的。我以为读书是一种享受，另一种较小的享受乃是写诗，我们或将它称为创作，这是对我们读过的东西的一种回忆和遗忘相结合的过程。
爱默生和蒙田都主张我们应该只看能使我们愉快的东西，他们都认为看书是一种幸福。我们对书都寄予厚望。我一贯主张要反复阅读，我以为反复阅读比只看一遍更重要，当然，反复阅读必须以初读为前提。我对书就是这样迷恋，这样说未免有点动情，当然我们不想太激动，我只是对你们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我不是对所有的人说话，因为“所有的人”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每一个人才是具体的。
我仍然没有把自己当成盲人博尔赫斯因患眼疾，50年代便已基本失明了。。我继续买书，继续让书堆满我的家，前些日子有人送我一套布罗克出版社1966年出版的百科全书，我感觉到这本书在我家里，觉得这是一种幸福。这一套字体潇洒、共有20余卷的百科全书在我家里，只是我不能阅读，里面有许多我看不见的地图和插画。尽管如此，这套书总在我家里，我感觉到书对我具有亲切的吸引力，我想，书是我们人类能够得到幸福的一种手段之一。
有人在谈论书的消失，我以为这是不可能的，可以谈谈书和报纸或唱片的不同。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一张报读后便会弃之脑后，一张唱片听后也会被人遗忘，因为那是比较机械的东西，没有严肃的内容，而读一本书能使人永志不忘。
关于书是神圣的概念——如关于《古兰经》、《圣经》、《吠陀经》里面叙述了吠陀如何创造了世界的看法——可能已经过时了，然而书仍然具有我们试图不让它失去的某种神圣的东西。人们取来一本书，打开它，这本身就有美学的含义。让词语躺卧在书中，让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僵卧着又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倘若我们不打开它，书又有什么用呢？它仅仅是一卷纸或是一卷皮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去读它，就会出现新奇的东西，我以为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内容。
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约前540—前480与470之间，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有丰富的自发辩证法思想。）曾经说过（我已引用过多次），任何人也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这是因为河水是在不断地变换着，而我们并不比河水的变化更小。我们每读一次书，书也在变化，同语的含义在变化。此时，每本书都满载着已逝去的时光的含义。
我刚才说过我不同意看书评，现在我想跟自己唱一唱反调（说几句自相矛盾的话也无妨么）。哈姆莱特已经不完全是莎士比亚在17世纪初塑造的哈姆莱特了，哈姆莱特已成了柯勒律治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文艺批评家。）、歌德和布拉德莱布拉德莱（1846—1924，英国哲学家。）笔下的哈姆莱特了，这个人物已被重新进行了塑造。堂吉诃德的情况是如此，卢戈内斯卢戈内斯（1874—1938，阿根廷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家。）和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马丁内斯·埃斯特拉达（1895—1964，阿根廷诗人。）的命运也是这样，《马丁·菲耶罗》也已经不是以前的《马丁·菲耶罗》了，因为读者在不断地丰富着书的内容。
当我们看一本古书的时候，仿佛看到了从成书之日起经过的全部岁月，也看到了我们自己。因而，有必要对书表示崇敬，尽管有的书有许多错误，我们也可能对作者的观点不能表示苟同，但是它总含有某种神圣的令人尊敬的东西。对书我们虽不能迷信，但我们确实愿意从中找到幸福，获得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