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人心隔肚皮呀，鬼知道他把我们的粮食偷回家了多少呀！”
社员一经发动起来，群情激昂，众口一词，一口咬定是我父亲偷了保管室的苞谷，不让父亲开口，不容父亲分辩。
邓书记几次开口，说要调查清楚后才能下结论。但他的话都被打断了。何必为更是把手指指上邓书记的鼻子捣上邓书记的脸。指责邓书记是“捂盖子”、“护短”、“包庇”、“放纵坏人”。
在人们的讨伐声中，父亲一声不吭，双眼在保管室内搜索着。突然，他的眼神落在那扇门上不动了，定格在那扇门上了。
邓书记发现了父亲异乎寻常的眼神，也朝那扇门望去。
父亲朝邓书记望了一眼。邓书记好像从父亲的眼神里看出了什么，微微朝父亲点了一下头。
父亲朝邓书记也微微点了点头，一转身就冲出了保管室。
何必为高喊：“曾明俊，别跑，跑是跑不脱的呀！”
社员们也一齐跟着吼叫：“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我们到他家里去搜呀！”
邓书记已胸有成竹，大吼一声：“都给我闭嘴！等着看事实吧！”
邓书记走出保管室，紧随父亲进了隔壁的那间教室。那间教室门上的铁锁早已不翼而飞不知去向了。
社员们也一齐拥进了那间教室。
进了教室一看，人们顿时傻眼了，只见那扇门下有不少苞谷，门的半腰有个新钻的洞口，大拇指可以伸进去。苞谷就是从这个洞里源源不断地流出来的。
何必为见了，慌忙改口说：“真是外面的强盗偷的呀！这强盗也太猖狂了呀！险些把老曾给坑害了呀！”
邓书记朝他狠狠地瞪了一眼。
我发现何必为有些慌乱。
父亲仔细地搜寻着那扇门边的一切。他突然发现苞谷里面有个光闪闪的东西。他走过去，扒开苞谷，看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他拾起那枚像章，我们也看清楚了。那枚像章是正方形的，别具一格，特大，金光闪闪。父亲把那枚像章看了又看，然后交给邓书记，小声地对邓书记说：“我们生产队只有一个人戴过这种像章。”
邓书记一听，心里就明白了。
邓书记从我父亲手里拿过那枚像章，用手高高举起，说：“社员同志们，请你们仔细看看，你们看见过这枚像章没有呀？”
社员们一起伸长脖子，看了看邓书记手中的像章。
邓书记又大声问道：“你们见过这枚像章吗？”
几乎异口同声：“我们看见过！”
邓书记跟着问：“你们在哪里看见过呀？”
不知是谁先说出了声：“何组长一直戴着这样的像章。”
邓书记走近何必为，问：“何组长，这枚像章是不是你的呀？”
何必为乱了方寸，语无伦次，“这，是，不，不是。现在有哪个人没有像章呀？像章又不是我一个人才有的。您怎么独独只问我一个人呀？”
有个社员说：“何组长戴着这枚像章在我们面前炫耀过，他说这种像章在我们县就只有他这一枚。”
邓书记问何必为：“有这么回事吗？”
何必为强作镇静：“有是有这么一回事，我那是同他们日白的，哪晓得他们还当真了呀！”
邓书记跟紧追问：“你那枚像章呢？怎么没戴起呢？你不是说，忠不忠，看行动，像章从来就没有离过你的身吗？”
“我舍不得戴，把它收藏起来了。”
“收藏起来了呀？这么好的像章不戴在身上多可惜呀！我跟你一起到你家看看那枚像章，饱饱眼福啊！”
何必为惊慌失措了，“这，这……”
邓书记不动声色，说：“老何呀，你就不要这呀那呀的推让了呀！走吧，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呀！”
邓书记把何必为的手一拉，说：“我们走吧！”
何必为耷拉着脑袋，跟着邓书记往他家里走去。
邓书记进了何必为的屋里，一下子就发现了堆在床底下的几大口袋苞谷。邓书记指着苞谷问：“何必为，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呀？”
何必为终于低下了头。
事实终于真相大白。
何必为引火烧身，斗争的矛头一下子就转向了他。
邓书记让我把社员们召集在一起。他当众宣布：“今晚召开群众大会，开展大批判！”
父亲握住邓书记的手，说：“邓书记，您给我洗冤了！”
邓书记说：“我还不知道你呀！一开始我就没有怀疑过你。没想到贼喊捉贼，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呀！”
社员们说：“害人终害己呀！”
我真想补一句：“墙倒众人推呀！”
父亲笑了笑，他那是苦笑。他哪里是笑，分明是在哭呀！
邓书记握住父亲的手，说：“你想开点，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父亲喃喃自语道：“毛主席又救了我呀！”
谁也没听懂父亲的这一句话。
只有我听懂了。
天有不测风云，父亲真是祸不单行。
母亲的病情加重了。
母亲实际上已病了好多年。
几年来，父亲带着母亲求医，翻山越岭，涉水过河，走遍了大半个县，找了十多个卫生所、医院的医生为母亲看病。父亲找过的医生也都为母亲诊断了，也都为母亲开了药。有的医生开的药喝了，开始几天似乎还有点效，但过了几天后又将病还原了。有的医生开的药根本就没有效，喝的药就跟喝了白开水一样，没得一点儿反应。眼见母亲的病日渐严重，父亲心里更加着急，忧心如焚。父亲不会放弃，他没想过要放弃，就是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也要去争取。他要让母亲到我们县最大的医院去看病。他借来队里的板车拖着母亲，去了那家医院。在医院里，医生给母亲作了检查后，把父亲拉到一边说：“我也不瞒了，直话直说，你妻子的病很严重，是子宫癌，也就是农村常说的崩病，已经到了晚期，在我们这里是无法治愈了。你还是要早些有一个心理准备呀！”父亲没有办法，只好又拖着母亲回家。
回到家，父亲又急又愁，他还不能把病情告诉母亲，那样会加速母亲的病情恶化。他强忍痛苦，装着无事一般，把医院抓的药，熬了给母亲喝，还安慰母亲说：“你就安心休养吧，医生说不要紧，只要坚持喝药，你会慢慢好起来的。”母亲说：“真是辛苦了你，里里外外你一人忙进忙出。唉，老天爷真是不睁眼哪！我躺着，你就不要管我了，去忙你的吧。”
“嗯。”父亲答应一声就出了门。
父亲是去找刘队长的。
见到了刘队长，父亲说：“刘队长，月芬已经不行了，医生要我准备后事，我想先给她把枋子做起，想请队里批一副枋子的杉树。”
刘队长没说长短，给父亲批了十六根杉树。
批到了木料，父亲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父亲不想让母亲知道批木料做枋子的事，就请人帮忙砍了木料，请来了做枋子的木匠，悄悄在生产队保管室里做。枋子做好以后，又去弄了漆，请来漆匠师傅，把枋子刷了一遍。刷好漆以后，就把枋子放在了保管室里。
父亲还是不甘心，不死心，特别是那天枋子做好以后，枋子木匠对父亲说：“老曾哪，其实你不必这么赶忙做这副枋子呀！”
父亲忙问：“那为什么呀？”
枋子木匠说：“我们枋子木匠都有一个秘密，一个绝窍，只要我们一动斧头，就知道这副枋子的主人睡不睡得上。”
父亲追问：“是什么秘密和绝窍呀？”
枋子木匠说：“这是不能对外言说的，否则，上天就会惩罚我们！你也不必问了，只要知道你妻子用不上这副枋子就行了哪！”
枋子木匠的话也许是随口便道，也许是自我吹嘘，或者是对父亲的一种安慰。然而，枋子木匠的话却点燃了我父亲的希望之火。
听了枋子木匠的话后，父亲便四处打听医术高明的老中医。功夫不负有心人，父亲终于打听到，一百多里路外的天柱山上有一位老中医，八十高龄还在行医。听说，找他看病的人接二连三，络绎不绝。不少被别处的医生判了死刑的人，他都起死回生，把人救活了。人们都说他是华佗重生，神医再世。父亲听了，心里为之一振，顿时充满了希望。去天柱山没有公路，老中医住在山顶上，与云雾作伴，同禽兽为伍。去他那儿，只能步行，还要有胆量。父亲为了治好母亲的病，他什么都不怕。他用背架子背起母亲就上了路，走了两整天才上了天柱山的山顶，找到了那位老中医。老中医听父亲说背着母亲走了一百多里路，很是感动，就急忙地给母亲看病，老中医看了母亲的病后对父亲说：“我给你妻子开了三服药，你对妻子的真情会感动上天的，菩萨老爷会保佑你们的！喝完我弄的这三服药后，你妻子的病应该会好的。万一不好，我说的是万一，你也就不必来找我了！”
父亲千恩万谢告辞老中医，又背起母亲下山了。回转时，父亲归心似箭，他要让母亲早点把药喝下去。只一天一夜，他背着母亲到家了。
一回到家，父亲就架火烧水，找来煨药的陶罐，把药倒进罐里，再倒进开水，放在火里煨开了，提起药罐给母亲倒了一大碗。
母亲一口气把药喝下去了。
喝了三餐，母亲的气色转好了。
喝了三天，母亲的脸上变得红润了。
喝了三服，母亲的病症完全没有了。
母亲病好了，全家欢喜，父亲更是喜上加喜，也就嘴无遮拦了，说：“月芬呀，真把我急死了！现在总算好了哪！你不知道吧？我连枋子都给你做起了呀！”
母亲很感激父亲，嘴里却说：“你还不是怕我拖累了你，想我早点死呀！”
父亲说：“你瞎说！”
母亲说：“你不想我早死，你怎么就想到给我做枋子的呢？”
父亲说：“眼看你只剩下一口气了，我能不作最坏的打算吗？”
母亲说：“我跟你说得好玩的呀！”母亲停了停又说：“没想到我到了鬼门关前，死鬼子不让我进去呀！我被他们硬是赶了回来呀！”
彤华说：“妈，您说得不对，不是死鬼子赶您回来，是爹把您救了回来呀！”
母亲笑着说：“我晓得！没有你爹，我早就到阎王爷那里报到了哪！”
保管室被盗事件之后，我继续在我们大队工作了半年。接着就发生了很多我不曾料想到的事情：
县文化馆换了新馆长，杨馆长调到一所乡下中学当校长去了。新馆长也姓杨，是同老杨馆长对调过来的。新杨馆长上任后，向全馆宣布了“两不准一必须”的大政方针，即：不准用公家的时间搞私人的创作；不准用自己的名字发表作品，只能为工农兵代言代笔；群众文化必须为中心工作服务。因为农村路线教育是当时最中心的中心工作，因此，我被抽调到农村路线教育工作队。我被安排到我们区同湖南交界的南岭上的一个大队搞路线教育，成了农村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
我离开我们大队不久，我们大队也派来了路线教育工作组。路线教育工作组到我们大队不久，说邓书记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背离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带领群众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摘了他的乌纱帽。项会计被工作组指定为支部书记。我所在的小队队委会因放任资本主义泛滥被一锅端了，让人意料不到，也无法理解的是何必为当上了生产队队长。刘队长和父亲被撵出了队委会。
工作组进大队后，高举阶级斗争的大旗，在我们大队大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大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声势浩大，轰轰烈烈，深入开展了路线教育运动，成了全县路线教育的先进典型。全县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大队党支部项书记和工作组组长作了典型发言，县广播站组织了专题报道。
路线教育抓上去了，农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农业生产无人抓了，田里的庄稼荒芜了。农民见了心里就有气，都敢怒而不敢言。忍着没做声。下了台的刘队长却忍无可忍了，他指着田里的庄稼气愤地说：“这种的什么田呀？草比庄稼长得还高，稗子比稻子长得还旺，这人是吃草还是吃粮食？是吃稗子还是吃稻子？”
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工作组长耳朵里去了。工作组组长姓左，一个如日中天、正当红的姓氏。社员们知道他姓左，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想知道他的名字，左组长三个字如雷贯耳，在我们大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听到了刘队长讲的话后，大发雷霆，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事实，是下台干部的新反扑，是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新动向，必须反击，必须批判，在全大队开会批判刘队长。左组长在批判大会上说：“我们就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稻子！走资本主义道路会掉脑袋的。饿肚子总比掉脑袋好呀，所以，我们宁可饿肚子也不要搞资本主义！”项书记强调说：“左组长的话是真理，我们要坚决执行左组长的指示，辨明大是大非，认清形势，端正思想，坚决走社会主义不动摇，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线路不动摇！”
闹腾了三个月，我们大队的路线教育总算结束了，工作组凯旋而归了。路线教育无论怎样开展，开展到什么时候，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却改变不了农民的命运。农民依然还是要种地、锄草、施肥、收割，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路线教育结束了，田里的稻子也黄了，工作组一走，社员们就全力投入到抢割稻子的农忙中。
曾家畈有一畈水田，三十多亩，那是我们生产队的当家田，旱涝保收田。可现在却是大减产。朝那里一望，凡是种田的人哪个不痛心哪！满田满田的稗子没有扯过，稗子比稻子长得还高还饱满。割稻子要在稗子里面找。这样割稻子，曾家畈人还没有这样的经历。
割稻子那天，天上乌云密布，阴沉沉的，风雨欲来。
那天，春燕也被叫去割稻子。
何队长站在田坎上催工道：“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割稻子也是革命，都要鼓足劲，抢在雨下来之前，把稻子收割完。”他发完话就走了。
社员们在泥泞的水田里，一把一把地割着稻子，你一言我一语地发泄着怨气：
“草是社会主义，庄稼倒成了资本主义！”
“这一块田，只见稗子不见稻子，怎么割呀？”
“稗子当不了饭吃，却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稗子再长不得了呀！”
下了台的刘队长听了，忍不住劝大家：“大家不要发牢骚了，发牢骚也没有用了。今年肯定是大减产了，你们发再大的牢骚也增不了产哪！还是面对现实吧，大家都加把劲，把稻子收割完，免得耽搁了今年的冬播，影响明年收成呀！”
大家听了刘队长的话，“唉”了一下就不吱声了，集中精力地割着稻子。
春燕是第一次下水田割稻子。她才学割稻子，生怕割慢了，就格外加了把劲。她头不抬，手不停，一股劲地往前割。不一会儿，她就满脸流淌着汗水，头上的汗水流进了眼里，眼眶里涩涩地。她用手背去擦了一下汗，汗还在不住地流淌着。她不管它了，用一只手扒开稗子，一只手用镰刀去割稻子。她虽然是第一次割稻子，却并没落在人家后面，割在她前面只有几个人，那几个人中有父亲。她要追赶上父亲，父亲也在不断地回过头来地望望、笑笑。她加劲地挥舞着镰刀，拼命地追赶着前面的那几个人。眼看快要追上了，她忽然“唉呀”的一声惊叫。割稻子的社员一齐把目光投向她，问道：“春燕，怎么啦？”
父亲扔了镰刀，跑到春燕身边，着急地问：“怎么啦，春燕？”
左手指被镰刀割了。她抬起来，大家一看，见她食指、中指都被割破了一个口子，鲜血直流。她慌忙用嘴捂住刀口，鲜血又从嘴角流了出来。她又连忙用另一手紧紧捏住伤口，鲜血又从手指缝里流了出来。
父亲见了，着急地说：“春燕，这不行，赶快去卫生室找赤脚医生去弄药。”
社员也都催促道：“春燕，快去！弄了药就回家休息。伤口怕水，碰到了水，容易感染的呀！快去！”
春燕急忙奔向卫生室，沿途滴下了点点血迹。
到了卫生室，卫生室的赤脚张医生拿起春燕的手，看了看，就用酒精棉球给她擦了擦，止住了血，抹了些紫药水，就说：“不要紧，没事了。千万不要让生水碰到手上的伤口呀！”
春燕看了看手指上的伤口，不放心地问：“不敷别的药啦？不要包扎一下呀？就这样能行吗？”
张医生说：“你的伤口不大也不深，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好了。”
春燕只好离开卫生室。
她没回家，又要下田去割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