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半天不说话，最后，气急败坏地吼道：“那你们就都他娘的滚！”
这之后，雨越下越大了，防震棚里就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坚守着。我感到他真是可怜，便踅回来陪他。他愣了一下，问道：“你不是总嚷嚷不怕死，要睡到屋里去吗，咋又回来了？”
“那是两码事。”我说。
父亲似有所悟，低沉地嚷道：“你别在咱面前假充圣人了，少在身边烦我，你他娘的也给我滚！”
“你让咱滚咱就滚了，就不！”我把自己脱得光溜溜的，钻进地铺上的被窝里。
“也是他娘的一个犟种。”父亲也学我的样子，把自己脱光了，钻进我的被窝里。
过了很久，他恨恨地翻了一个身，叹道：“咋就不真的在这儿震一下子呢？要是真的震死他两个，就知道阎王爷的厉害了！”
父亲竟发出这样的诅咒，我大吃一惊。震惊之余，我安慰他说：“你也别怨他们，对生死的事儿，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一有了自己的看法，别人就不好左右他们了。”
父亲沉吟了片刻，说：“你小子的书没白念，有想法了。嘿嘿，不瞒你说，我要不是当着支部书记，我也跟他们一样。一有了担当，这心思就变了：不能坐等着遭死，还要想办法造生。”
他的话，使我明白了他那声诅咒的真正含义，他怨的是乡亲们不怜惜他内心的敦厚。
父子俩听着棚顶上密集的敲击声，虽不再言语，但已心心相印了。
第二天，父亲把村干部和党团员都召集齐了，说道：“群众为啥不乐意住防震棚？是因为这防震棚里没茅厕、没隔段，不方便。”
大家面面相觑，说：“支书你糊涂了咋地？哪是这个原因呢，都是一群不知死的鬼，你弄得再舒服他们也是不会住的。”
“我就认为是这个原因，所以，从今天开始，用三天的时间，咱给群众修厕所，打隔段。”
“没人住，修它干啥？这不是浪费吗？”
“废话，许他们不住，不许咱们不修！不然的话，要我们这些党员干部干啥？”
我们村那时叫长操公社石板房大队。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便于管理，长操公社与邻近的佛子庄公社合并了，改成了佛子庄乡石板房村。无论如何改法，村子还是个封闭自足的生存状态。对唐山大地震那段历史，整个村子虽然没有遭受任何灾难，但村里的人们却有着深刻的记忆——就是因为那座防震棚。防震棚里虽空无一人，却建得异常牢固，且设施齐全。
这样的故事，他们怎能忘得了呢？
我被这个场景惊呆了，后来看电影《乱世佳人》，每每看到北军进攻亚特兰大，费雯?丽饰演的郝思嘉站在遍地南军伤兵前惊恐绝望的大叫时，我总能联想起那天在省城医院看到的这一幕。
在中国，每当说到灾难这样的字眼，我相信许多人脑海里最经常浮现出的画面，一定就是唐山大地震。
岁月流转，年华老去，很多事情都淡忘了，但是，对于发生在30年前河北唐山的那场大地震，却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无法抹去，因为，那是一个全中国人共同的记忆。一
灾难的降临总是令人猝不及防。
1976年的7月是一个黑色的月份。记忆里，那个夏天多雨而且湿热。当时，我的身份是一名插队知青，正在离河北省城石家庄几十公里的获鹿县（今鹿泉市）插队。
我插队的那个村子，在当地属于条件比较好的，对于知青安置的政策也相对落实得不错。我们30多个男女知青，被安置住在大队部的院子里。这是一座解放前当地一个大户人家的四合院，是那种带有门牌楼的灰色瓦房。正北屋的二层楼房，归大队部使用，东西两排厢房就当了知青的宿舍。我和几个女知青住在西厢房的一排土炕上。
灾难发生的那个凌晨，没有任何征兆，头天在大田里挥汗如雨地忙碌了一天农活的几十个年轻人都在睡梦中，整个村庄也安静地沉睡着，没有狗吠与鸡鸣。
我是知青点的生活管理员，通常每天早晨四点多就要起床，带领两名男女知青和一个村里派的炊事员做早饭。所以，我有一个闹钟。每天入睡前，我都把闹钟压在枕头底下，它总是忠实地在凌晨四点钟用一阵发闷的声音把我叫醒。
可是，那个早晨，闹钟还没有响，我就被一片惊恐的叫声吵醒了。睡眼惺忪地爬起来一看，整个屋里闹哄哄的，好像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发生了。七八个女孩子嘁嘁喳喳嚷作一团，大家嘴里都在说着一个词：地震了。
有人跳起来打开了灯，我也起身从枕头下拿出手电筒到院子里查看。院子里还是黑糊糊一片，北屋和东、西两排厢房房屋并没有破坏的迹象，大家吵嚷了一阵，也就停止了喧闹，打着哈欠回到各自的屋里，准备倒头重新入睡。但是和我住一个屋的知青中有一个叫张建敏的女孩子，神色却一直很不安，她挨个拍打着女孩子们，让大家千万别躺下，必须到外面去，因为地震随时可能再来。
建敏从小生活在邢台，她经历过1966年3月发生在邢台的那场地震，记忆深刻。所以，她对于地震的恐惧感比我们大家都强烈。在她坚持下，我们都重新穿衣起床，到空旷的院子里躲避。
想着这也许不过是一场虚惊，几十个男女知青很快就镇定了，大家三三两两或站或坐在院子里，嘻嘻哈哈地相互逗嘴取乐起来。
那时，我们大家还不知道，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个叫做唐山的城市，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灭顶之灾。这座历史悠久的工业城市，就在这天的凌晨，在一片地动山摇中顷刻被夷为平地，24万人被夺走了生命。
由于没有任何的通信设施，没有报纸和电视，在灾难发生之初，我们这些知青和村民们一样，对于外边的世事显得很麻木。
夏天亮得早，五点多钟的时候，几十个在院子里待了半夜的知青们，涌到食堂吃过简单的早饭，就纷纷扛起铁锹、锄头等农具，像往常一样去出工。男知青们甚至还说说笑笑，油腔滑调地唱着在知青们当中流传的那些不知道谁编的小曲儿：葱丝、姜丝、红萝卜丝、小磨香油拌馅子……
不要指望路边电线杆子上的大喇叭会传播外边的信息，只有当村里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情时，它才会响起。二
两天之后，开始有零星的消息在村里流传开来。大家这才知道，那个凌晨我们感觉到的轻微震动，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唐山，却是一场惊天浩劫。
在地里干活的人们有了话题，人们绘声绘色，神情间带着神秘，说的都是唐山地震：说，整个唐山都震平了，死了不知道多少人，血流成河；说，有人从死尸堆里爬出来，连夜逃到北京，向中南海报告的灾情；说，有外国人要给中国救援物资，被中国义正辞严地拒绝了；还说，地震还没有完呢，下一次说不定就到了咱们这儿了……
有村民从省城里办事回来了，带回一个切实的消息，说满大街都是搭的抗震棚，好多伤员送到石家庄了。人们终于明白，这不是一场谣言，而是一个就发生在眼前的悲剧，人们这才真实地感受到了一些紧张不安。
张建敏因为经历过邢台地震，被女知青们当做可以预知地震的权威。一群女孩子每天出工时都跟在她身边，说真要地震来了，建敏往哪儿跑，咱们就跟着往哪跑。不过，大家担心的是，万一正干着活，棉花地忽然塌陷下去可怎么办？那不是连跑都没地方跑了吗？
大概地震后三四天吧，我到城里为食堂采购油盐酱醋一类东西。走在省城大街上，我惊讶地看到，果然如村里的老乡们说的那样，在好多空旷的地方，都花花绿绿地搭起了大大小小的抗震棚。行人的神色都很匆忙，好像急着去救人似的。路过省三院时，我透过院门向里张望，我看到那个院子里也拥挤着架起了帐篷，脚步匆匆的医护人员们在帐篷间穿梭。
我忽然想到，我的两个女同学就在这家医院当护士，也许可以向她们了解点地震的详情。这样想着，我就迈步走进了医院。
我的两个女同学都很忙，她们一个在骨科，一个在外科，而这两个科室，都正在紧急处置一批批转送来的唐山伤员。我的心跳得厉害，屏住呼吸，跟在同学的身后，在几个军绿色的帆布帐篷里转了转。眼前看到的景象，令我终身难忘。在我19年的人生岁月里，从来没有一下子看到过那么多的伤员，只觉得眼前到处是一片白色，那些断了胳膊、大腿或者头部受伤的伤员，被包裹在纱布、石膏和绷带中，正躺在病床或者担架上痛苦地呻吟。高高低低的木头和铁架子上，凌乱地挂着输液器和各种用来固定伤员患肢的东西。空气里飘浮着药味、汗味和血腥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这里那里还不时有哭泣声、叫骂声传来，使帐篷里的气氛格外令人窒息。
我被这个场景惊呆了，完全手足无措。没有经历过战争和灾难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了灾难带给人们的是什么。天呐！原来地震不只是报纸上的几组数字和人们嘴里传播的小道新闻，它是真实发生的了，灾难把血腥、死亡这样残酷的东西，生生强加给了毫无防备能力的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