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唐山也同全国所有的城镇一样，房地产开发商把这个呈L形字母的城市外围不断扩充，新的居民小区亮丽、高大，一扫震后建筑一片灰蒙蒙的色调。80年代末期曾高耸的“抗震纪念碑”，如今在市中心竟由“高山”蜕变成了“盆地”。
外地人所能看到的仅有几处历史见证之一，就是新华西道南侧河北理工学院保存的一座图书馆废墟。那座生不逢时的图书馆刚刚竣工，尚未内部装修就轰然坍塌了。原本四层的楼房只剩下三层歪歪斜斜地变形的钢筋水泥框架，整整一层被深陷地里。当地人对这一切尽量轻描淡写，或许早已麻木不仁或许不愿旧事重提。
我的唐山朋友们，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死伤者。时隔20余年，我依然不敢问身处震中的他们当时的感受，他们也不愿多谈，只是淡淡地一句：“唉，太惨了……”
地震把分割两个院子的墙震塌了，很长时间没有修复。虽然院墙塌了，不用再绕道，但是我再也没有去过后院……
我出生在北京什刹海湖畔的一个四合院里。1976年，我13岁。
我们这一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末期降生，从小营养不良。而后在混乱不堪的日子里度过童年，耳闻目睹“打砸抢”、打群架等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现象。懵懂岁月里的一场灾难，唤醒了我们沉睡中的良知，伴随着痛苦与欢乐交织的日子，我们慢慢长大了。伙伴离去
唐山大地震留给我最深的记忆，莫过于一对双胞胎同学——国栋、国梁的遭遇。国栋、国梁住在我家后面一条胡同里，我们住的两个院子紧挨着，有一个门相连，北京俗称“穿堂门”或“后院门”。后来流行的词汇“走后门”大概就是因此而来。开始这个门开着，后来因为来往穿梭的人太多，溜门撬锁经常偷东西，大人们就把它堵死了。孩子们对堵死“穿堂门”很有意见，但也没办法。虽然这样一来两个院子里的人来往要绕很远的路，但这并没有影响孩子们的交往。我和国栋、国梁在一个班，又在同一个学习小组，放学后总在一起写作业。那时候不像现在，孩子们放学后都躲进小楼里自成一统。我们是根据居住位置，分成学习小组，一起写作业，然后一起到什刹海河边捉鱼捞虾，有时玩晚了，就在一起吃饭。国栋、国梁的老家在唐山，父母都是老师，工作很忙，但对孩子们的学习抓得很紧，经常给我们辅导功课。国梁父亲话不多，不是看书，就是干活；而国梁妈大嗓门，操一口响亮的唐山话，总爱说一句：“忒好咧！”那是对我们最大的夸奖。
国栋、国梁哥俩性格各随父母。国栋好静，学习用功成绩优秀；国梁好动，跑得飞快，还参加了业余体校冰球队。地震时正赶上放暑假，国栋随母亲回唐山探亲，国梁参加体校训练，和父亲留在家里。结果，国栋和母亲被地震夺去了生命。
从此以后，国梁变得沉默寡言，上完课就去训练。学习小组也散了,那曾充满着国栋、国强小哥俩欢声笑语、回荡他们母亲响亮唐山话的后院，变得寂静无声。转年冬天，不幸再次降临到国梁身上。冰球队到结冰不久的后海训练，冰层坍塌，国梁落水。等教练和路人把他救上岸时，国梁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地震把分割两个院子的墙震塌了，很长时间没有修复。虽然院墙塌了，不用再绕道，但是我再也没有去过后院。两个小伙伴永远消失了，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国梁的父亲后来也搬走了。临行前，他来到我家，用颤抖的手，把小哥俩用过的一枝钢笔送给我。那枝笔，我珍藏至今。抗震棚
地震发生后，大家猝不及防，纷纷跑到开阔的地方躲避。我家附近的疏散地点是刹海湖业余体校的运动场。记得7月28日天亮之后，全院老少都跑到那里，运动场上聚集了很多人。但是很快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大家都没有带雨具，很快就坚持不住了。一些人开始回家。我们的院子比较大，但都是老房子，地下还有防空洞，当时属于“危险地带”。街道上很快来了通知，说最近还有余震，绝对不能回到屋子里居住！于是，我们院子里十几户人家在大院当中搭建了一个足有100平米的大棚，并且集体入住。从此，就开始了住抗震棚的日子。开始时好奇，觉得这种兵营似的集体生活很有趣，同龄的孩子们在棚子里追逐打闹，很是热闹。住长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一是热，苫布搭成的大棚像个蒸笼，人又多，哪儿都不敢去，挤在一起像煮饺子一样，一觉醒来，浑身上下全是汗；二是蚊子多，怎么都赶不走。用蚊香吧，四面透风的大棚又兜不住烟，只好用清凉油把露在外面的身体涂满。即使这样，也免不了被咬上十几个包。
随着天气渐冷，院子里的大棚没法住了，大家都纷纷在院子外面马路边上搭起自家的抗震棚来。搭建地震棚的材料五花八门，大都是各个单位下发的救灾物资。有苫布、油毡、塑料布、毡子、毯子、瓦楞板、钢筋、木料等等。于是，各种各样的抗震棚星罗棋布地点缀在胡同里。有大的，好几间房子连着，下面砌着矮墙，里面通着电线，外面涂上油漆，非常漂亮；也有非常简陋的，灰不溜秋，四面透风，像农村西瓜地里的窝棚。可惜当时没有相机，没能留下那些奇特的街景。
从1976年7月28日以后，我和父亲一直住在抗震棚里，直到1977年元旦前夕——这是按照母亲的“指示”办的。我是家里惟一的儿子，又最小，母亲对我格外操心。记得秋后的一天早晨，母亲突然叫住正要去上学的我，嘱咐说，今天要格外小心。我很不以为然。母亲却十分认真，告诉我，昨天做了个不好的梦，我家的抗震棚失火了，要多加小心。没过多久，母亲的话应验了。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抗震棚真着火了。幸亏发现及时，不然来个“火烧连营”，那麻烦就大了。这以后，母亲不让我们在抗震棚里点蜡照明。入冬后，有的抗震棚里开始生火，危险性更大了。母亲只让我们晚上到抗震棚睡觉，她每天都要检查几遍抗震棚里的炉子，并嘱咐父亲千万别睡沉。
一个初冬的黄昏，我放学回家，天色已暗，却见母亲站在大院门口，正等着我。原来有人在我家抗震棚附近挖了个坑，母亲怕我掉进坑里摔着。寒风里，我看到母亲花白的头发飘扬着，显得非常苍老，心里不禁一阵发紧，母亲才50岁呀！ 露天课堂
1976年9月，我们上初中了。那时候叫“戴帽”初一，还是在原来的小学上。由于地震警报尚未解除，我们被临时安排在什刹海体校操场上课。
露天学校只上三门课——语文、数学、体育。老师拎着黑板，我们每人带一个小马扎。每个班圈出一块地方，就开始讲课。操场紧挨着马路，环境嘈杂，汽车喇叭声经常打断老师的讲课，大家也无法集中精力。那段时间学习的内容，早已忘光了。
由于在体校操场上课，守着好多篮球场、排球场，所以体育课特别多。体育课实际上就是玩。常常是几个班的孩子一起打球。由此结识了同年级的一个女孩子——小叶。小叶的父母被地震夺去了生命，她成了孤儿，被一位好心的体校教练收养，并安排她进入体校排球班，那里有每月十几元的伙食补助。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小叶发疯似地训练。听老师说，她每天练习滚翻救球几百次，大腿内侧都磨烂了，却从不叫苦。同学们知道了她的遭遇，都很同情。而我则从她忧郁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国梁的影子。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凑了几元钱，委托老师交给小叶。过了几天，老师拿来一只排球，告诉我们，这是小叶用我们给她的钱买的。小叶说，大家的心意她非常感激，愿意和同学们成为好朋友。后来，我们经常在一起打排球。小叶的个子不高，但防守技术非常好，她的年龄应该和郎平相仿。虽然她没有成名，但经历了那样一番磨炼，相信足够她应付人生的任何挑战了。地震后的四合院
从记事起，我们居住的四合院发生了几次大变化。第一次是挖防空洞，第二次是地震，第三次是盖小厨房。
挖防空洞把四合院的格局和地面破坏了，地震则使四合院雪上加霜。我们住的院子在挖防空洞时，把原来的影壁、大门、二门、回廊都拆了，地面的方砖也被清除。原来那个古色古香、青藤绕墙的院落变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地震又造成了进一步破坏，部分院墙坍塌，北屋的两间耳房也掉了顶子。但四合院还是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老北京人常说“墙倒屋不塌”，这就是四合院里老房子的一大特色。房屋的结构非常坚固、合理，四梁八柱，而且都是用传统的榫式咬合，即使墙倒塌下来，房屋整体并不垮架。所以，唐山大地震对北京老四合院的破坏并不像挖防空洞时那样严重，修复起来也比较容易，把塌了的墙和顶子修补好就行了。但是地震以后人为的因素，却进一步加剧了四合院的衰落。先是在院子里盖地震棚，后来这些棚子慢慢变成了水泥加砖头垒砌的小屋子和小厨房，每家都自己挖沟修上下水，四合院原有的疏通排泄系统和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了。一些人家还乘机抢占地盘，把外地的亲戚接来入住，原来只有6户人家，猛然增加到13户。人一多，矛盾接踵而来，原先古朴和谐的民风逐渐消失，邻里不和，吵架拌嘴成了家常便饭，有两家邻居还为芝麻大点事差点闹出人命。惟有几家老邻居一直和睦相处。地震后不久，北屋里两位老人先后患脑血栓瘫在床上，他们惟一的女儿在内蒙古插队没能返城。我父母等几位老邻居悉心照顾，一直到老人的女儿返回父母身边。后来，我们那个院子拆迁，临别之际，几位老人相拥而泣，久久不愿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