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现在，每当我想起自己参加唐山抗震救灾的那段经历，心中仍然会发出许多感慨：严重的自然灾害无疑会给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但是，生命的希望就像自然界中的小花一样，只要能够经受住灾难的考验，就会更加坚强、充满生机。在科学不断发展的今天，我相信，人类一定能够总结出抵御自然灾害的经验，把灾难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
那一天，我被释放回家，是因为我荣幸地成为抗震救灾医疗队第七队的成员，而且官居“大队秘书”，管理医疗器械、手术安排、队员的食宿以及一切意想不到的杂事。这是我有生以来做过的最有实权的职务，也是我最觉光荣的事情。
1976年7月28日凌晨，我刚从难挨的闷热中睡着，就被一阵猛烈地摇晃惊醒。我大叫一声：“快走，地震！”抱起熟睡的小儿子，拉起懵懵懂懂的大儿子，跑出我们的小屋。妻在后面紧跟着，还顺手抱起一件夹被。我们跑过院子，在狭窄的过道里，邻居码在窗台上的蜂窝煤纷纷倒下，砸在我头上、胳膊上，我紧紧护住儿子的头，还以为是房倒屋塌，心里莫名其妙地升起一股悲壮感，我真是个不可救药的好动感情者。院外的小广场上，已经有邻居们跑来，粗壮的古树连枝带叶都瑟瑟发抖，脚下的土地像是颤动的棉被让人几乎站不住脚。我看看四周，只有这小广场还比较宽敞，街上是无法存身的，单是两旁的住户就会把它塞满。天还在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幸亏妻带出了塑料床单和夹被，蒙在孩子身上，可以避避雨。不知是学校的哪位负责人（当时我们住在一所中学的宿舍里），动员大家平整出一块平台，又搭起临时的帐篷，让人们躲进去，这才平息了暂时的惶恐。天明时分，震动小了，大家纷纷回家取出一些必要的衣被和吃食，准备在外面待几天了。
我急急忙忙去上班。那时候，人们仿佛组织纪律性特别高，因为稍一松懈，就有被打成“反动分子”的危险。我不知道此一去，竟然多日不归，让妻和孩子们面对突来的灾难。
来到学校，见教研室的同事们都严肃之至。我的顶头上司吩咐我去支援解剖室，将存放在地下室的尸体标本放到安全地方。我高高兴兴地去了。如今想起来，那天支援队里的朋友，几乎都是各单位“另册”上的人物。我们只配和死尸打交道，而那些“左派”都分坐在书桌旁、树阴下“值班”。搬完了标本，我又被派去修理危房，给那些墙壁砌上“卧牛”。我的那些“革命派”同事，依旧“值班”或者备课。单单从他们将救灾的劳动视为惩罚，就说明“革命派”是怎样的不革命。
那一天，我被释放回家，是因为我荣幸地成为抗震救灾医疗队第七队的成员，而且官居“大队秘书”，管理医疗器械、手术安排、队员的食宿以及一切意想不到的杂事。这是我有生以来做过的最有实权的职务，也是我最觉光荣的事情。今天我愿意写这篇短文就是这自豪感的表现，虽然我们的医疗队什么也没做成，但有过这样一个编制，我是这编制中的一员，便足够我咀嚼一生。那些指派我这个医疗上的纯粹的外行担当如此专业职务的人，我鄙夷你们。你们将救灾视为惩戒，将救人看做“脏活”，把这样神圣的事业交给我这样你们认为的“不可靠的人”，是何居心呢？是准备让失误打倒我自己，还是让我光荣牺牲在前线？岁月已经将这一切洗成淡白，除非真诚的悔悟，那些“永远的正确者”决然不会想到在几乎灭顶的灾难前，他们的作为是何等的卑鄙。
我回家收拾行装，匆匆作别家人，和我的队友一起出发由天津转道去往唐山。我们坐汽车去天津，一路上看见地震洗劫的痕迹，天津受地震波及的影响比北京大得多。进入天津市和平区，冷冷清清，马路两旁的楼房有的裂开了缝，有的震掉了门窗。我们从一个不知名的小站登上火车，原以为此去直奔唐山，我也急忙忙把口罩、手套发给大家。谁知，火车开了没一会儿便停下，停下便没有走的迹象。那时没有手机，也没配备无线通话器材。队长（他是位好医生，如今已去往天国。愿他的灵魂安息）和政委（我同一个教研室的倒霉蛋，许久未见，祝他健康）急得团团转，许久，才有人传达命令，要我们原地待命，做好随时出发的准备。队长这才松了一口气，命令大家清点器材、药物，分别按照手术室的规格做同时进行两套手术的准备。政委又命令，做完医疗准备之后，男女队员分开住进不同的车厢。这么一进行临战准备才发现匆匆组队的弊病。我们的队员由于“政治第一”的原则，大部分是我的伙伴。主要是妇科和儿科的医务人员，只有不超过三位的外科医生，护士居多，医生较少，主任级的医生如凤毛麟角。手术室的规矩是不能马虎的，在一位外科医生的指导下，好不容易整备完毕，我在小本子上又是写又是画，把我平生从不知道的学问囫囵吞枣地装进肚里，乞求救主不要让我犯错误，那可是人命关天哪。收拾好这一切，才发现，整备了两间手术室，队员的宿舍就只剩下了一间半车厢，那半间是车尾的“信号间”，就是与沿途的车站打旗语的列车员休息的小车厢。于是那间大车厢当中拉起布幔，男女分开。又分出上下铺，年事稍高者睡下铺，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则须登高而卧（那年我不满38岁）。那半间，是队长和政委的宿舍兼储藏室。我这样?唆地说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是为了说明这支临时仓促组队的救灾队伍，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工作的。临战的整备，让队长和医生们着急，队长命令从明天起，全队紧急演练，由外科医生指挥和上课。而我，除了跟大家一起演练外，还要解决全队的一日三餐和饮用及洗漱用水。车停在漫荒野地，离我们最近的天津站的一家小工厂也有几公里的路程。感谢那家工厂的工人弟兄，在那艰苦的条件下，他们答应为我们提供水和饭食，又借给我们一辆小推车，往来运送。那是8月中旬，正是骄阳如火时节，队员们每天紧急演练，又在附近的农村找来一些伤病员，救人和备战两不误，其艰苦可想而知。伙食虽难称丰美，不过是烧饼、冬瓜汤，但那时也就算不错。惟其水成了大问题。道岔边有个给火车上水的大水管，可我不敢用那里的水，万一有位队员出了毛病，那就是“破坏抗震救灾”呀。于是每人每天三杯水，还要争取节余，给女队员晚上擦洗一下。队里有位主要的医生，如今是位大专家了，是位回民。他自己从不提出应当提出的要求，又要感谢工人兄弟，他们知道了这情况，每天都准备下回民餐。这让我至今欷?，不知这可心的关切是否还如春风一样遍地吹拂。
我们在待命的阵地守候了半个多月，经常看见载着伤员的列车从远处驶过。也从偶尔来这儿传达命令的人那里听到一些唐山的情形，每个人的心里都非常着急，但谁都不说，残酷的政治运动让每个人噤若寒蝉。一天，队长从指挥部里回来，一脸的乌云，他找那位回民医生谈话，然后召集全队训话。他说：前线的伤员，经常被“抢救”出大毛病来。譬如：人家砸伤了腰，来了俩人，一个架头，一个抬腿，把人家的脊柱弄断了，流出脊髓，这人就半身瘫痪了。这是犯罪呀；有人把伤员连拉带拽，弄得浑身都痛，弄不清伤在哪儿，到了火车上才发现，人家腿断了，你给人家胳膊上打了石膏，腿没治好，又搭上一条胳膊。还有，把伤员拉到集中地，风风雨雨躺上几天，才来个拖拉机，那是救人吗？他说：我们是后上的队伍，要吸取经验教训，类似的错误决不能犯。他让那位医生详细地解说救助伤员的具体知识。大家有些松懈的情绪又绷紧起来。
忽然，那天清晨命令来了，要大家仔细清扫车厢，喷洒消毒剂，处理好与驻地的一切事务，大家知道要上前线了。一会儿，来了一辆汽车，放下许多又长又大的塑料袋，一捆捆地扔在地上，走了。我急忙点数，分发。谁都知道，这是存尸袋。这么多的袋子，意味着数量不少的死者。大家的心都沉重起来。谁都不说话，沉默地等待，等待那出发的命令，好去奔往那死亡和顽强的生命搏斗的战场。太阳落山了，又传来命令，说是我们将接受一批伤员，护送到安徽的芜湖。于是又整理出应急的手术室。汽笛响了，车轮转了，大家不由自主都一下子站起来，奔向车窗。望那飞速后退的树木、田野，还有偶尔闪过的灯光，我们知道此去唐山不远了。
谁知道，我们到了北京！到了，却不下车，等着，谁也不知等什么。次日清晨，汽车来了，把我们拉回各自的单位。这就是我们第七医疗队的凯旋。
我们又开了一个会，总结，评比，我竟然被全队兄弟姐妹选为第七队的模范。我差点掉下泪来。大约我的当选，很不让一些人满意。所以，当毛主席逝世，群众瞻仰遗体时，我这个“抗震救灾模范”排在当时被称作“摘帽反动权威”者的行列里，以最后的序列走到那伟人的遗体前致哀。
我们第七队没作什么，但因为站在前线的临界点上，就得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信息。在排除了当时极其荒谬的“政治原则”之后，在应急措施上应当格外注意：一、建立一切医务人员的业务档案，知其所长，在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准确使用其长。二、应当建立公民的生理档案，比如，个人的血型应当准确无误。我的血型在1994年4月（在医疗队出发18年之后）我作肾切除手术时，才知道是A型，而在我的医疗队服的帽子上写的是B型。得亏我没有给人输血，否则，要出人命的。三、平时要教会群众紧急抢救的知识，不要发生把伤员“救”成重伤或“救”死的问题。四、最重要的是提高全民的互爱、互助、互救意识。把抗灾救灾视为神圣的人道事业。五、国家建立应急机构，能有效地指挥有序的协调的救灾行动。应急措施的水平和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及施政能力的准绳，更是国家政治透明度和清廉度的准绳。
